金以林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外珍稀文獻的收集與開放

2021-02-13 基層問題研究

新世紀以來,「民國熱」不僅成為學界的熱點,更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兩岸有著共同的文化傳統和歷史記憶,特別是中華民國史,是海峽兩岸和海外華人、華僑共同的民族記憶。因此,加強民國史研究,不僅是社會的需要、學界的熱點,更有助於凝聚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兩岸未來關係要有所突破,宜在歷史中尋找資源與共識,這就繞不開對民國史的研討與評價。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是研究近代中國歷史的專業學術機構。早在1971年受周恩來總理的指示,近代史研究所就成立了民國史研究室,是大陸民國史研究的開端。當即引起海峽對岸的高度重視,臺灣「教育部」曾專門組織島內專家與大陸競爭,撰寫《中華民國建國史》。1991年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之際,近代史研究所曾代表大陸學界首次組團赴臺參加學術研討會,是大陸最早開展對臺學術交流的單位。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之際,由近代史研究所組織國內學界歷時40年編撰的36卷本《中華民國史》正式出版,引起海內外學界的廣泛關注。這套書的出版,某種程度上也預示著民國史研究的新起點。

自改革開放以來,民國史研究由「險學」逐步發展成為全社會關注的「顯學」。在新的起點下,如何進一步推動民國史研究的發展,成為近代史研究所不斷思考的重點。民國史研究要有所創新,首先要不斷發掘新史料,並全面開放給學界研究利用。而港臺地區和美、日等國學術機構都保留有大量近代中國的歷史文獻。最大限度地將其複製,並向學界開放使用,是近代史研究所的職責。十年前,本所開始利用有限的科研經費,進行海外文獻的複製工作。近年來,本所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近代中國海外珍稀文獻收集整理與研究」專項資助,開始有計劃、大規模地複製海外文獻。

一、與臺灣學術機構建立資料互換、複製機制

1.與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資料交換

臺灣學術機構收藏有大量近代中國珍稀檔案文獻,這對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受各種條件的限制(包括經費),很難以簡單方式購買。而本所也收藏有大量珍稀史料,同樣為海內外學者所關注。十年前,我們開始探索與臺灣研究機構通過資料交換的方式擴充文獻收藏的規模與質量,初步獲得成功。我們進行的資料交換工作可分為兩類:一是將各自機構保存的唯一原始檔案(不包括有特殊規定的檔案)完成數位化後,互相交換電子檔案,分別在各自研究所內對學術界開放;二是以各自保存的近代以來出版的珍稀報刊文獻電子版互換。

第一類情況,我們已經實施了與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交換各自保存的「胡適檔案」。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抗戰勝利後一度成為北大校長胡適的居所和北大文學研究所。1950年由本所前身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接收。本所保存有胡適檔案3000餘卷,其中照片145卷2600餘幅,另有大量胡適手稿、日記和6000餘函往來信札以及胡適早年留學美國和抗戰時出任駐美大使期間形成的英文檔案500餘卷,總數超過11萬頁。臺北近史所胡適紀念館保存有1949年以後胡適的全部檔案。北京、臺北兩所在分別完成電子掃描後,相互交換電子文檔,合成統一完整的胡適檔案資料庫,分別由兩所共同向學術界開放。

第二類情況,本所2008年曾花費數百萬日元從日本購買了一套有關東京審判的檔案微縮膠捲,直接寄至臺北近史所,委託他們完成數位化後轉交本所。這不僅能滿足兩所科研人員分別在各自單位電子閱覽室多人使用(可不限於單獨的微縮膠捲閱覽器),同時本所還以該膠捲電子版與臺北近史所交換了兩套在近代中國非常有影響且從未影印出版過的報紙電子版。

根據以上兩種不同模式,本所不斷嘗試與海外多家學術機構交換各自收藏但不重複的電子檔案。這不僅可以節省大量資金,而且大大擴充了本所的資料收藏。

2.製作國民黨黨史館檔案目錄資料庫並複製「國共關係」檔案

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是海外收藏近代中國文獻的寶庫,其中藏有大量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袖在前後兩次國共合作期間的珍貴歷史文獻,且大都是原件,僅目錄即達22萬多條,中共中央檔案館均無複本。自2000年國民黨失去執政權後,由於該館經費無著,讀者仍要依靠翻閱卡片來調閱檔案。多年前,本所首先出資製作了該館可供檢索的全部檔案目錄資料庫,供國民黨黨史館和本所開放檢索。在建立初步互信的基礎上,我們同「黨史館」探討複製該館館藏涉及國共關係的檔案資料。目前已完成百萬頁的檔案複製工作,其中包括「五部檔」「漢口檔」「特種檔」等多個全宗檔案以及部分「環龍路檔」「吳稚暉檔」和「國防最高委員會檔」的檔案。這批文獻已全部入藏本所,供學界研究使用。中山大學歷史系在編輯《孫中山年譜》時,曾派多人到本所摘抄、引用大量國民黨黨史館檔案,而不必再赴臺北查閱。

3.複製嚴家淦檔案

根據臺灣相關法律,「總統」「副總統」文物檔案均需入藏臺北「國史館」。機緣巧合,我們得知曾任臺灣「總統」嚴家淦的後人保存有大量嚴氏檔案,經友好協商,由本所出資複製了全部14萬頁檔案。嚴氏早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抗戰爆發後任戰時生產局採辦處處長,負責辦理美國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借款,後調任福建省建設廳廳長、財政廳廳長。抗戰勝利後赴臺灣籌建財政金融制度,先後任臺灣銀行董事長、省政府財政廳廳長,協助陳誠主持「幣制改革」;1963年接替陳誠任「行政院」院長,後任「副總統」;1975年繼蔣介石之後出任「總統」,三年後卸任,讓位於蔣經國。嚴家淦檔案內容豐富,涵蓋他從政各時期。全部檔案複製後,嚴氏後人承允本所為大陸唯一擁有和開放嚴氏檔案的學術機構。

4.複製民進黨影像資料

臺灣民進黨成立於1986年。臺灣開放黨禁後,已兩次獲得臺灣執政權。在其30年的歷史發展中,保留下許多影像文獻。本所為加強臺灣史研究,複製了民進黨1994——2008年間各類政治活動的影像資料300餘部,約500小時左右,主要包括民進黨組織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民進黨公職人員競選專輯、政見發表會、記者會、辯論會、「立法院」問政紀實、個人資料專輯、募款紀實、競選總部成立紀實、「總統」就職典禮紀實等影像文獻。

二、與美國學術機構建立資料互換、複製機制

1.複製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藏顧維鈞檔案

據本所初步調研,除臺灣地區外,海外收藏近代中國檔案文獻最多的機構,當屬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手稿圖書館。其中顧維鈞檔案是最大的一項個人全宗。顧維鈞生前與哥倫比亞大學合作,以其保存的檔案、日記為線索,完成口述回憶一萬餘頁,並先後兩次將其保存的檔案捐贈給哥大。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本所所長劉大年與顧維鈞協商,翻譯他的口述回憶錄,並得到顧氏授權出版13卷本《顧維鈞回憶錄》。此後本所與顧氏及家屬建立長達30餘年的友誼。2013年,經顧氏家屬協助,本所與哥倫比亞大學達成合作協議,全面複製顧維鈞檔案。哥大副校長James G.Neal在雙方合作協議達成後公開發表的新聞稿中曾盛讚此舉:這是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和珍本手稿圖書館一次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合作項目;世界上其他機構若有意尋求使那些對其有重要意義的史料「重返故國」,那麼這一項目也許可以為日後的類似合作提供先例。

顧維鈞捐贈的第一批檔案共200餘盒,涉及內容從1906年中英關於西藏問題的談判開始,至1965年關於聯合國西南非洲問題文件結束,歷經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直至國民黨政權退守臺灣。此部分檔案目錄由Larry N.L.Shyu整理,於1964年正式開放。但真正系統利用這一檔案的研究成果不多,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以下兩點值得重視:一是現有編目不夠準確,內容與標題有較大出入,卷宗標題往往不能涵蓋卷宗的全部內容;二是哥倫比亞大學遠處美國紐約,中國學者使用非常不便。而第二批捐贈的檔案近百盒,因尚未整理編目,從未對外開放。本所於2013年派學者初步整理過第二批檔案,內容形成大多集中於20世紀30—50年代。除少部分一般外交事務外,主要有兩大特色:一是保存有20世紀兩大國際組織國際聯盟和聯合國的文件;二是保存有顧維鈞大量的私人信函。其中聯合國檔案最具特色:從初創到20世紀50年代的歷次大會、常會及分會紀錄、各國代表提案和發言記錄。這些文件詳細地記錄了聯合國初創時期各國政府對不同議題的意見,反映了聯合國各項宗旨和原則確立的過程。中國政府出席聯合國大會的各種文件亦有完整保存。二戰勝利後,顧維鈞不僅積極參與了聯合國的籌建,還於1949——1956年任臺灣駐美「大使」,顧氏檔案中存有大量國民政府外交部(包括國民黨退臺後外事部門)與他往來電文原件、發電底稿等。其中關於戰後美臺關係的電文尤其珍貴。內容涉及戰後美國軍事援助臺灣的具體細節,包括武器購買、國防動員以及預備兵役制的實施細節等。這些檔案,對於研究韓戰爆發後國際冷戰格局的形成、美臺關係,甚至新中國外交等都是極為珍貴的材料。目前,本所已完成第一期的複製工作,共掃描完成17萬餘頁檔案。並與哥大開始協商第二期合作計劃。

2.抄錄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蔣介石日記,複製中共文獻

2006年9月,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向學界開放由蔣氏後人暫存於胡佛研究所的蔣介石日記。本所在第一時間派出專業人員前往閱覽、抄錄蔣氏日記,前後近三年陸續十餘人次,抄件全部錄入列印後,再赴美重新校補,大體完整抄錄了1917—1952年間的蔣介石日記。

複製胡佛研究所藏中共文獻。胡佛研究所是美國著名智庫,其主要研究方向為革命與戰爭,特別注重收集20世紀中國、蘇聯及東歐等國的革命文獻。早在1948年供職於胡佛研究所檔案館的芮瑪麗(Mary Clalaugh Wright,美國著名漢學家,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系費正清學生)在上海灘購買到一批胡宗南閃擊延安時繳獲的各類中共文獻,其中包括延安時代的出版物、內部印刷品、中共各級黨政部門進行土改等各類調查報告,總量超過3000餘卷。這批文獻長期保存於胡佛研究所,雖有詳細編目,但基本不對外開放。2013年,本所與胡佛研究所籤訂合作協議,共同出資對這批文獻進行數字掃描,並由本所完成資料庫製作,再交由兩所對學界開放。目前該項目正在進行中。

此外,我們還同美國華盛頓大學共同合作複製該校東亞圖書館藏伍憲子檔案。伍憲子是清末保皇黨的重要人物,全部檔案20餘箱,收藏有伍氏與康有為等保皇派的往來信函以及他同各方人士往來通電的密電碼等原始檔案。

3.複製美國國家檔案館及私人收藏的歷史照片

當前,影像史學越來越受到社會和學界的廣泛關注,一張令人震撼的歷史照片,有時遠遠勝過千言萬語的文字敘述。影像史料不僅是珍貴的歷史檔案,更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2010年前後,大陸民間學者章東磐等曾赴美國國家檔案館複製了抗戰時期美軍攝影記者拍攝的戰時照片,特別是中印緬戰場的照片2.3萬張。此後,由本所資助他們再次赴美國國家檔案館複製韓戰期間美軍戰地記者拍攝的3萬張照片,並獲贈他們此前複製的抗戰照片。這批照片不僅清晰度高,且每張照片都有完整的文字說明,極具歷史研究價值。

2014年,顧維鈞外孫錢英英向本所捐贈了400餘幅顧維鈞保留的個人照片,其中有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孔祥熙等籤名贈送顧氏的照片。

此外,本所還複製有史迪威家族收藏的2000餘幅老照片,除反映二戰時史迪威與中國戰場的照片外,更多的則是20世紀20年代史迪威作為駐華使館武官,第一次來華拍攝的北洋時代的照片,其中既有反映在北京胡同裡的家庭生活照,也有他出席北京、天津各類外交活動和反映當時社會風土人情的照片。這批照片大多未曾公開展現過。

三、與歐洲學術機構合作複製檔案

1.複製英國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藏赫德檔案

赫德,控制近代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近半個世紀。他出生於英國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畢業於該市女王大學。赫德從中國返回故鄉後,將其個人全部檔案包括日記等捐給母校女王大學。赫德檔案不僅對了解近代中國海關、郵政系統的建立和運行至關重要,同時對於了解英國與清政府在鎮壓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本所正在與女王大學合作複製、整理、編目這批檔案。

2.複製比利時修道院藏陸徵祥檔案

陸徵祥是中華民國第一任外交總長,後任國務總理。1918年,陸徵祥作為中國首席代表率團出席巴黎和會。由於列強的不公,中國代表團拒絕籤署巴黎和約。會後,政治失意的陸徵祥脫離政界,赴比利時某修道院出家當神父。但他此後仍與中國許多政要如蔡元培、汪精衛等保持聯繫,形成一批重要檔案。本所在國際友人的協助下,已將這批檔案20 000餘頁全部複製完成,現正在編目中。

3.複製俄羅斯各級檔案館中共與共產國際、蘇共關係檔案

2013年本所所長、中國史學會秘書長王建朗一行赴俄羅斯訪問,拜會了俄羅斯史學會會長(由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擔任),商討兩國史學會共同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活動。出席會談的還有俄羅斯國家檔案局長、各相關學術機構首長。雙方還就兩國共同合作複製前蘇聯各級檔案、學術機構收藏的有關中共與共產國際、蘇共關係檔案達成共識。目前,該項目正在有序進行。

四、民國政要日記專項收藏

自胡佛研究所藏《蔣介石日記》入藏本所檔案館後,本所針對民國政要日記開展專項收藏。目前通過各種渠道複製散見在世界各地的民國政要日記原件電子版的有《黃郛日記》《熊式輝日記》《張發奎日記》《譚延闓日記》《傅秉常日記》等;複製非正式出版的日記排印本有《陳布雷從政日記》《何鍵日記》《王東原日記》《萬耀煌日記》《李漢魂日記》等。另,抗戰時期曾任外交部情報司司長、委員長侍從室成員的邵毓麟的後人,數年前向本所捐贈了邵氏日記原件十餘冊。

五、著手建立海外珍稀資料徵集委員會

目前,仍有大量的中國近代史珍稀資料,特別是原國民黨政要的檔案資料散落在海外。鑑於臺灣的政治生態,有不少原國民政府要員的後代希望在臺灣以外尋找安全合適的資料存放地點。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等子孫輩因不滿臺灣現狀,紛紛將其先輩保留的檔案或捐贈,或暫存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等學術機構。但也有許多人的後代表示願意將先人的檔案原件或複印件保存在祖國大陸,而且對保存在本所表示出濃厚的興趣和積極的意向。為此,本所擬成立「海外珍稀文獻徵集委員會」,廣泛邀請民國政要的後人,歐美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等加入,為本所提供信息和幫助,努力收回散落在海外的珍貴近代史資料。

與此同時,本所於2013年在原圖書館特藏室的基礎上成立「近代中國檔案館」,在完善本所已有收藏和國內原始檔案徵集基礎上,凡從海外徵集到的檔案,一經完成編目,即輸入到檔案館電子閱覽平臺,供海內外學者研究使用。其中,僅蔣介石日記因受蔣氏後人和胡佛研究所的抄閱限制,只開放給本所同人利用,暫不對外開放。本所檔案館的保存設施也得到極大的改善,專門改建一座恆溫恆溼的檔案庫,以利檔案的保存和徵集。

總之,歷史研究的創新基礎,最主要的一點是發掘新的檔案文獻。近代中國戰亂不已,許多珍貴文獻散失在世界各地。隨著科研經費的增加,特別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中國海外珍稀文獻收集整理與研究」重大創新工程的支持下,本所在海外廣泛收集檔案文獻,以供學界研究。我們一定盡最大努力、最大限度地將散落在海外的文獻收集回歸,提供給研究者利用,擴大國際和兩岸學界交流,進一步推動民國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作者及文章信息

* 文章來源:《史學月刊》2017年第1期。

* 作者:金以林,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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