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於中國古史而言，中國近代史的資料向來給人以卷帙浩繁甚至無邊無涯的印象。陳寅恪即謂，「近現代史，文獻檔冊，汗牛充棟，雖皓首窮經，迄無終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歷史遺物，日有新發現，史料過於繁多，幾無所措手足」。不過，倘若以一般研究者能夠閱讀和利用作為標準，近代史資料在數量和規模上大幅度超越古史卻差不多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事情。因此，追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近代史資料的整理與出版自然就有其必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史學研究者儘管在官方的倡導和支持下編輯整理了「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中國近代經濟史參考資料叢刊」「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和「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彙編」等大型的近代史資料彙編，但相對於近代史資料的整體留存數量而言仍相當有限。隨後由於「文革」的爆發，近代史資料的整理和出版受到極大影響，相關工作基本上陷入了停滯狀態。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政治上的撥亂反正和學術研究領域的思想解放，近代史資料的整理和出版也開始進入一個新時期。概括來看，其特點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繼承並發揚以往的史料編纂思路，對近代史的史料體系進行完善和拓展。
在1950年代初中國史學會根據重大歷史事件編輯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脈絡下，《北洋軍閥》和《抗日戰爭》等專題資料於改革開放以後相繼出版。戚其章、朱金甫、張振鵾、羅爾綱、王慶成等還編輯整理了「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重新籌辦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出版了《英美煙公司在華企業資料彙編》《大生企業系統檔案選編》《天津商會檔案彙編》《蘇州商會檔案叢編》等專題資料。「中國近代經濟史參考資料叢刊」增添了《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中國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等資料。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則整理出版了包含《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直皖戰爭》《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兵變》《善後會議》《五卅運動和省港罷工》《抗日戰爭正面戰場》《護國運動》《護法運動》和《臺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等在內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以重要專題或重大事件作為主要線索的中國近代史資料體系基本確立起來。
在此基礎上，大量以相關專題或事件作為主題的資料也陸續得到整理和出版。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戊戌變法檔案史料》《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清代辛亥革命檔案史料》《鴉片戰爭在舟山史料選編》，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譯的《鴉片戰爭史料選譯》，饒任坤等編《太平天國在廣西調查資料全編》，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目》，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編《義和團資料叢編》，路遙等主編《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義和團運動文獻資料彙編》，喬志強編《義和團在山西地區史料》，遼寧省檔案館編《辛亥革命在遼寧檔案史料》，杜春和等編《辛亥革命史料選輯》《北洋軍閥史料選輯》，章開沅等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陳振江主持的「北洋軍閥史料」系列資料集，來新夏主編的《北洋軍閥》，等等。這些資料的編選大都仍延續了此前以重大事件作為主題的史料整理方法，其編輯和出版亦充分豐富了相應的資料體系。
另外，改革開放以前籌備的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的資料體系近四十年來也取得了長足進展。其中，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在前述「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彙編」的體例基礎上編纂了《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整理了包括大事記、人物傳記和專題資料等三方面內容的「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中央檔案館編選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共黨史資料叢書」，等等。共和國成立後在周恩來等倡導下創辦的「文史資料」和地方志書也在中央和地方相關部門的主持下不斷出新，李永璞等還編輯整理了《中國史志類內部書刊名錄（1949-1988）》《全國各級政協文史資料名錄（1960-1990）》和《全國各級政協文史資料篇目索引》等工具書。這些資料的編排大體上是以民國時期政權或黨派的線性發展歷程作為主要視角，所收材料內容則涵蓋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多個方面，基本從宏觀上勾勒完整了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的時空體系。
◆其二，史料的原生性逐漸受到重視，根據史料的生成機構、單位、地域和個體編輯整理了大量的專題和彙編資料。
機構方面，如國家圖書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等起到了引領風氣的作用。他們利用各自保存和收集資料的優勢，組織整理和出版了一批全國性的官方機構和企事業單位的史料。例如，國家圖書館組織出版了《北洋時期國會會議記錄彙編》《重慶海關總稅務司署貿易冊》《民國時期司法統計資料彙編》《行政院工作報告：1934-1947》、《民國時期監察史料彙編》《民國時期鐵路史料彙編》等；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聯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輯整理了《庚子事變清宮檔案彙編》《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大連圖書館藏清代內務府檔案》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主持編纂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錄》《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及最高國防會議會議錄》《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國民政府立法院會議錄》《全國經濟委員會會議錄》《北洋政府檔案》《南京臨時政府遺存珍檔》《中國國民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暨中央全會文獻彙編》，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合編有《中國海關密檔》，與交通銀行總行合編有《交通銀行史料第一卷：1907-1949》，等等。
與此同時，大批以地域和地方性單位為中心的資料也陸續面世。如《山西票號史料》《琿春副都統衙門檔案選編》《西北農民銀行史料》《清季民國康區藏族文獻輯要》《徽州文書》《東北邊疆檔案選輯》《晚清民初西藏事務密檔》《清代四川巴縣衙門鹹豐朝檔案選編》《清代新疆檔案選輯》《民國時期西南邊疆檔案資料彙編》《民國時期地方概況資料彙編》《民國時期新疆檔案彙編》《清代四川南部縣衙門檔案》《臺灣光復史料彙編》，以及《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史料諸種，等等。在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和全國各檔案館的組織協調下，還編輯整理了全國各級檔案館以及其他一些文化機構收藏的近代中國檔案的目錄信息。這些工具書按照政權時期和政權性質進行分類編排，每一大類之下又根據社會職能劃分相應的機構卷宗，基本囊括了全國各級檔案館等現存的近代中國各主要職能部門的檔案信息情況。
近代人物資料的整理和出版更是異彩紛呈。各出版社整理和出版的近代人物資料不僅包括了文集、全集、選集、日記、書信、年譜、傳記、回憶錄等多個種類，涉及的人物也涵蓋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孫中山、袁世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王國維、鄭孝胥、翁同龢、王文韶、張謇、張元濟、蔣介石、邵元衝、陳布雷、白堅武等近代中國各個時期各個派別各個領域的精英骨幹。既有如《盛宣懷檔案選編》《清代稿抄本》（已出六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已出三輯）等鴻篇巨製，也有如《張蔭桓日記》（任青、馬忠文整理）《汪榮寶日記》（韓策、崔學森整理）等精心整理之作。
此外，一些全國和地方性的期刊、報紙也經過一些出版社的整理後影印出版。國家圖書館等還組織影印出版了《中國文摘》《中國評論》《中德學志》《稀見近代英文期刊彙編》《華西教會新聞》等外文期刊，並且翻譯出版了很多來華外國人的資料。可供研究者利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大為拓展。
◆其三，注重史料整理與學科發展相結合，根據中國近代史的學科發展編輯彙纂了一批專題類史料。
如「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中國工會運動史料全書》《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中華民國海軍史料》《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民國金融史料彙編》「中國金融史集刊」《中國荒政書集成》《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中華民國時期外交文獻彙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中國現代哲學史資料彙編》及其《續集》《文化史料叢刊》《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民國時期音樂文獻彙編》等等，大致涵括了革命史、軍事史、經濟史、社會史、中外關係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等中國近代史學科分支門類或其子門類的一些重要資料。同時，受西方歷史學新思潮的影響，一些帶有新的學科或研究特色的史料集也開始出現。如《中華民國歷史圖片檔案》「環境史研究系列叢書」《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滿文檔案選編》等等，即分別反映了圖像史、環境史和新清史等在近代中國史料編纂層面的影響。
◆其四，文獻資料的數位化開始成為一種潮流，出現了許多有關中國近代史資料的資料庫。
一方面，在傳統目錄學和新的著錄學規則的基礎上，不少圖書館、檔案館等基於各自的館藏或收集資料情況建設了一批近代文獻目錄庫，如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聯合建設的「近代文獻聯合目錄」等；另一方面，大批近代文獻資料的全文庫也逐步建設起來，如人民出版社承辦開發的「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資源資料庫」，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開發的「民國圖書資料庫」「近代報紙資料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辦的「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係文獻數據平臺」「顧維鈞檔案資料庫」，上海市圖書館主辦的「晚清民國期刊全文資料庫」「盛宣懷檔案知識庫」，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開發的「中國近代報刊庫」，等等。這些資料庫尤其是全文庫的開發和建設極大地改變了中國近代史資料的載體和利用形式，在給相關學術研究帶來巨大便捷的同時，其特別的資料整理和呈現方式也為未來中國近代史資料體系的建設和發展創造了更多的可能。
不過，在充分認識到近四十年來中國近代史資料整理和出版成就的同時，有幾個問題似乎也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首先是資料體系的建設和發展方向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各種西方史學思潮和方法的湧入，中國近代史資料的編輯和整理方式也發生了較為明顯的思維重心轉移。例如，改革開放前二十年尚風靡於世的重大歷史事件專題資料的出版在最近十年已經相當少見，大量以「近代」「民國」等通貫性時段作為主題並輔以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外交、人物等作為分題的資料形式則後來居上，成為大型近代史資料整理和出版的主要形式。這固然符合近四十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整體上由「革命史」向「現代化史」轉型的重要趨勢，也揭櫫了很多重大歷史事件專題下不曾收錄的新材料。但是，將近代史資料粗略地切分整理為政治、經濟、文化等大的學科專題卻有可能割裂歷史事件在政治、經濟等問題上的橫向聯繫，甚至導致一些學科屬性不那麼明確的資料被動「隱身」。故或可如曾業英先生所說，汲取范文瀾當年編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經驗，繼續整理出版細化的政治、經濟等相關門類的專題資料，併兼而重視編輯整理難以具體分類的綜合性資料，為利用者提供更多的便利。
其次是注意史料編輯的有限性，儘可能地挖掘和整理各種資料。須知無論一種史料的編纂籌備如何縝密，其最終呈現的結果和形式都會是某種特定歷史觀念的結果。所以，應該針對中國近代史的時空範圍上下左右窮盡一切可能來找尋各種各樣的資料，有可能的話甚至還要標記出資料所在的詳細時空特性。其大致進行步驟或可由各相關機構先按照一定標準摸排整理各自保存資料的目錄，然後基於某一資料庫對目錄進行整合，保持動態更新，再根據資料的保存狀態開始數位化整理，並組織專家學者根據學科發展情況編輯出版一些相關資料，以研究帶動整理，進而再惠及相關研究。
最後是重視史料的完整性和準確性。基於整理者學術水平、視野和資料本身存在狀態等因素，資料的編輯和整理難免會有所側重，有些資料甚至存在根據整理者的認知刪減或篡改內容的情形。因此，一方面應完善資料整理的考評機制（相應的，也有必要加強對資料整理者業績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要採取多種樣式對史料進行編輯呈現。這樣不僅有利於相關研究的順利進行，也為新的研究趨勢的出現保留了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