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系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世界經濟與政治》編輯部主任
採訪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
歡迎加入國關國政外交學人第三QQ群：467665186
海外國關國政外交學人QQ群：336186649
學術交流 資源共享
內容提要
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對建構主義研究走過了近20年的歷程，在學理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進展，但也面臨諸多挑戰。是什麼因素促成了國際政治理論的「社會學轉向」？建構主義引入中國後為何能在青年學者中間產生廣泛影響？中國建構主義理論的長期發展前景如何，存在哪些不足，還有哪些改進空間？在國際關係理論創新過程中，中國學者可否以建構主義為支點，做出新的學理貢獻？為此，本刊特約記者、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曹德軍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袁正清研究員。袁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國際關係理論、國際組織與中國外交，著有《國際政治理論的社會學轉向：建構主義研究》《中國國際關係研究（1995—2005）》和《國際關係研究：議題與進展》等。
曹德軍（以下簡稱「曹」）：您曾將建構主義的興起界定為國際政治理論的「社會學轉向」，是什麼因素促成了這種轉向？
袁正清（以下簡稱「袁」）：建構主義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後期興起之後，形成了與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鼎足的局面，沃爾特（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Ｗａｌｔ）把它描述為解釋國際關係的三大理論之一。
我在《國際政治理論的社會學轉向》一書中，認為建構主義開始了國際關係學科的「社會學轉向」（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ｕｒｎ）。
「社會學轉向」主要針對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語境而言，因為在歐洲，國際關係學科的社會學研究有悠久的傳統。
由於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重心依然在美國，在美國國際關係學術界出現的變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整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趨勢。國際關係的社會學轉向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本體論上，國際關係學科探討的對象從物質事實轉向社會事實。本體論問題是指是否存在一個客觀的外在世界，還是說這種實在是人們主觀的創造
極端的客觀主義立場完全是自然主義的，認為國際關係的社會世界基本上是一個事物，與自然界沒有什麼區別。
極端的主觀主義立場完全是觀念主義的，認為國際關係的社會世界基本上是人們共享的觀念，它是由語言和概念建構而成的。
在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理論中，國際政治領域被理解為一種物質實在，這種物質實在獨立並外在於人類的活動，因此，其行為方式客觀地存在於那裡等著我們去發現。
國際關係學就是對它進行一種客觀的事實陳述，把國際關係理解為物理力量之間的簡單行為反應，可以像尋求自然界的規律一樣能夠對這種行為方式加以把握和認識。
建構主義的本體論是社會本體論，認為我們所面對的世界並不是獨立於我們的物質世界，而是我們實踐活動的產物即社會世界或社會類別。社會世界是一種主體間性的（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和集體意義的世界。
主體間性的意義並不是個體信念的集合或簡單相加，而是作為集體知識或共同知識存在，它被嵌入在社會圖式（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ｕｔｉｎｅｓ）和實踐之中。
第二，在方法論上，從個體主義轉向整體主義。方法論個體主義簡單地說就是從個體出發，以行動者為取向來理解整體，整體不過是個體行為的結果，對整體的理解來自於對個體的剖析。分析還原的方法就是個體主義的基本路徑。
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是通過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來解釋國家行為，分析國際政治。這也是「新新綜合」（ｎｅｏ－ｎｅｏ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的一個重要表現。
而方法論整體主義則反其道而行之，它的分析起點是整體，以結構為取向，從整體的性質來理解個體的行為。行動者的行為總是被嵌入在國際體系的結構之中。嵌入性體現的是一種制度和規則屬性，規則或制度不僅制約了行動者的行為，也定義了行動者的身份。
在建構主義的作品中，很多社會學概念如簡單學習、社會學習、傳授、認知進化、社會化、社會網絡、制度化、集體記憶、文本、社會事實等成為認知國際政治的工具。
另外，詮釋性的方法，如譜系學、常人方法學、符號學、敘述分析、認知圖譜法和象徵分析也嫁接到國際關係學科上。
第三，國際關係領域的研究隊伍發生了變化。在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中國際政治學家常常與經濟學家和博弈論者合作來探究國際政治的因果關係，安全研究和國際制度研究最明顯地反映了這種現象。
由於對國際關係的理解不同，國際政治學者越來越多地與社會學家和哲學家聯袂來追尋國際社會的建構過程，探究國際體系的因果和建構關係。一些社會學家特別是社會組織理論學者用其理論來分析國際制度的產生、發展和進化。
至於國際政治的「社會學轉向」的基本動力，主要與國際現實與學科發展的內在邏輯有關：從國際現實而言，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使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遇到了困難。
國際格局的轉換並不像新現實主義所理解的那樣，以一種戰爭的方式結束，而是在和平的狀態下完成，這種變化的現實超越了原有理論的解釋。這種預測的失敗激起了理論者的反思，這就需要提出新的理論來解釋變化了的現實
從國際關係學科發展的邏輯而言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在經過「新新綜合」之後，兩者之間的爭論集中在國家行為解釋的絕對獲利還是相對獲利上，理論發展的空間越來越有限，窒息了理論發展的活力，經濟學帝國主義把豐富多彩的國際政治變得單調乏味，而不適應世紀之交的國際政治現實。
最後，哲學和社會學領域的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在全球化浪潮的席捲之下迅速波及國際政治領域，原有的國際政治的實證主義信念受到動搖，以後實證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為主的反思主義重新思考主流理論的價值，揭示主流理論所遮蔽的理論視域。各種理論流派和方法大舉「入侵」國際政治理論的原有陣地。
曹：１９９９年，彼得卡贊斯坦 羅伯特基歐漢和史蒂芬·克拉斯納主編了《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索與爭鳴》，在前言《國際組織與世界政治研究》中指出，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既有差異也存在互補性，您認為這種互補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袁：他們主編的這本書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理解為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之間的一場對話。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之間的關係是國際關係理論爭論的重要問題之一。理性主義是指行為體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偏好是既定的，以工具理性方式追求利益最大化。
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是從工具理性出發來理解國家行為，而建構主義質疑的恰恰是理性主義所認為的理所當然的東西，即偏好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內生於行動者的互動過程中。建構主義內部基本上有以下幾種處理建構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觀點。
溫特（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在元理論層次上對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的關係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建構主義和理性主義在一些情形下是彼此競爭的，在某些方面是互補關係，彼此之間不是爭論而是對話。
它們之間的最大差別體現在本體論上，即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是如何產生的理性主義把身份和利益看成是外生給定的，與行動者的互動進程無關，因而行動者的行為選擇就是在既定條件下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用最大化
而建構主義認為行動者的身份和認同內生於行動者的互動進程中，行動不斷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身份和認同可以發生變化
因而行動者的行為選擇不僅僅是追求手段和目的的一致，而且還要符合他們的身份，行為體根據這種身份來確定自己的利益和行為。理性主義對本體論的處理是把它看成分析的前提條件，而建構主義則把它作為質疑的對象。
這樣，被理性主義看成是既定的東西恰恰是建構主義分析的出發點。這種本體論上的差異導致了對國際體系變化的不同理解。國際體系的變化不再是物質力量的分配，而是文化的轉變。
溫特認為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的差別僅僅是它們提出了不同的問題，不同的問題不一定非要涉及實質性的分歧，所有的理論都要設定某些東西為給定因素最好從實用主義的角度把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看成是觀察社會實在的分析工具而不是形上學的立場或對世界的經驗描述。
從方法論的角度而言，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並沒有根本的衝突。如果能夠確定身份和利益在互動過程中不發生變化，那麼，理性主義模式就可以解釋行動者在互動過程中的戰略選擇和應對行為，是一個非常有用的解釋模式。
如果身份和利益在發生變化，那麼，建構主義就是一種很好的解釋模式。換言之，確定身份的問題交給建構主義，對戰略行為的探討賦予理性主義。
一般來說，考察問題的時間段越長，變化的可能性就越大，這樣，建構主義模式更適合。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內，身份和利益的穩定性較強，理性主義模式則更適合。
如果說建構主義關注的是社會進程的長時段，那麼，理性主義探究的就是這一長時段中的相對穩定不變的階段。切克Ｊｅｆｆｒｅｙ Ｃｈｅｃｋｅｌ從規範順從或遵守的角度更具體地提出了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關係。
在切克看來，以往對行動者遵守規範的研究主要有兩種看法：一是行動者順從規範來自於理性主義的考慮，即行動者在計算成本和收益的基礎上，認為接受制度的安排有利於其利益的最大化，行動者遵守規範的理由是推論的邏輯，新自由制度主義是這種分析的代表
二是建構主義的分析，行動者遵守規範是社會結構的作用，強調行動者行動的適當性邏輯，即行動者遵守規範是因為規範內化的結果，被視為理所當然之物國際關係的社會學制度主義就是這種視角。
切克認為這兩種觀點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補的，每一個都抓住和解釋了規範順從過程的重要因素。不過儘管建構主義的理念是結構—行動者的相互建構但在具體的研究中更多地聚焦結構的層面，而對行動者的一面關注的較少。
切克從行動者的層面，特別是對精英社會學習而不是大眾動員的角度透視了規範順從的機制，進一步擴大了建構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對話範圍。他認為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都對規範順從做了解釋，哪一個更恰當，則要依具體的條件和範圍。
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並不是對立的，而是朝著綜合的方向發展。卡贊斯坦、基歐漢和克拉斯納在《國際組織與世界政治研究》一文中，認為將來國際關係領域的爭論主軸是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他們把共同知識看成是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的互補點。
理性主義者把共同知識理解為行動者參加博弈行動的背景知識，並且行動者被假定為具有既定的偏好，知道遊戲的基本規則，這種共同知識使得行動者能夠進行戰略互動，有助於行動者在複雜和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協調它們的行動。建構主義則認為共同知識是主體間性的理解，不可能還原為個體心理上的特徵。
具體的文化形態，如規範、規則、制度、習慣等都是共同知識建構的，屬於社會類別。這些制度都是以一定的共同知識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而不僅僅是行為體理性計算的結果。建構主義分析的是支撐這些制度的共同知識如何產生的。
如果國際關係學者不了解國家相互作用過程中的共同知識，他就無法解釋國家的行為。他們對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採取兩階段的處理方法，「 建構主義在使用工具理性分析之前，要知道偏好是如何形成的，知識是怎樣產生的」。
在分析一個政治結果時，既要考慮行動者在共同知識背景下的戰略互動，也要注意共同知識的來源。
芬尼莫爾（Ｍrｔｈａ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 在《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一書中，認為建構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都是研究社會互動，兩者相結合可以對政治行為給予充分的解釋。在對具體的國際政治進行分析時，社會建構與工具理性的戰略互動彼此深深地糾葛在一起，人們可以把理性選擇看成是社會知識的模式
也可把社會情形視為理性選擇的背景，一切取決於要研究的問題。這是對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關係的階段分析，不同的階段採用不同的分析方法。
建構主義和理性主義關係的爭論反映了建構主義對主流理論的態度從早期的疏遠到逐漸靠攏，中間地帶越來越模糊。當然這種趨勢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而是在兩者辨證綜合的基礎上發展出一個更能揭示國際政治發展的理論。
曹：請您介紹一下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的主要類型和地區特色。
袁：國際關係中的建構主義在１９８９年由奧努夫（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Ｏｎｕｆ）提出，在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過程中
由於哲學主張、研究視角和所依據的理論資源不同，建構主義學者內部對建構主義本身的定義也有差別，形成了不同的類型。國際關係學者給出了不同的分類。大體上上有以下幾種：
（１）霍普夫（Ｔｅｄ Ｈｏｐｆ）提出的傳統派和批判派。傳統派不是要與主流理論徹底決裂，而是要彌補它的不足，承認微弱的本質主義和社會實在的客觀性與可認知性。批判派更多地受後現代思想的影響，強調反基礎主義、反實證主義。
（２）魯傑（Ｊｏｈｎ Ｇ．Ｒｕｇｇｉｅ）提出的新古典、後現代和自然主義。新古典的建構主義在認識論上傾向實證主義，在分析手段上吸收借鑑了言語行為理論、交往行動理論和認知進化理論的思想，側重主體間性意義的探討
後現代建構主義的思想源泉來德希達（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
福柯（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強調語言的主體建構，話語實踐構成了本體論上的原初物，話語是世界政治分析的基本單位；自然主義建構主義則位於上述兩類的中間走中間道路。
（３）斯密特（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Ｒｅｕｓ－Ｓｍｉｔ）從層次的角度把建構主義分為系統、單元和整體三個方面。
系統層次強調的是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互動。單元層次則聚焦國內社會、法律規範和國家的身份及利益之間的互動。
整體層次則試圖溝通體系和單元，把國內和國際領域看成是一個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兩個方面，側重探討全球變化的動力機制這些派別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影響也不一樣，對主流理論的衝擊有強有弱，而且互有重疊。
相同之處就是在本體論上都持社會本體論的立場，強調國際結構的主體間性以及行動者和結構的相互構成關係，強調社會規則對世界政治的影響。
不同之處更多地體現在認識論上的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目前，持溫和立場的建構主義居於主流地位。此外，建構主義還有比較明顯的地域特色，受到國際關係理論傳統的影響。
美國的建構主義追求一種宏大的理論和體系，特別關注結構對行動者的建構作用。溫特試圖確立一種新的、與沃爾茲有別的正統國際政治理論，這打上了美國社會科學的傳統。另外，從規範研究看，美國學者著重於國際規範對國家社會化的影響。
他們大量借鑑社會學制度主義的理論視角來分析組織的規範對行為體的作用強調國際規範的決定作用。建構主義的另外一支是在歐洲。歐洲建構主義的主要陣地是《歐洲國際關係》《歐洲公共政策》《千禧年》等學術刊物。
從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傳統而言，歐洲建構主義的思想根基非常厚實，建構主義的思想之根本來就在歐洲。它更注意行動者方面的分析，而不是追求龐大的體系結構和宏大敘述。
在德國，建構主義借鑑了言語行為理論， 從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那裡吸取營養，偏重於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理解國際關係。早在１９９４年，德國學者就召開過一次有關國際關係學中工具理性和溝通理性分析的會議。
瑞斯（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ｓｓｅ） 跳出了美國學者把行動邏輯聚焦在「推論邏輯」和「適當性邏輯」的巢臼，進一步擴展了建構主義「適當性邏輯」的內容，增加了爭論邏輯，把理性的範圍從工具理性、規範理性擴大到爭論理性。
德國和美國的建構主義的最大差異在於德國強調交往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衝突而美國偏重於工具理性與規範理性的區別。
另外，「哥本哈根學派」對安全的研究也具有強烈的建構主義色彩。美國與德國的建構主義差異的原因除了理論旨趣外，多少還與美國和歐洲理論家的問題意識有微妙的關係。
美國人的「自我中心論」和世界領導意識使其意識到體系和秩序的重要性，而歐洲的建構主義比較多地關注歐洲本身的問題，歐盟的建設在一定意義上是一個重塑歐洲觀念的過程。這種塑造也是歐洲國家（行動者）的一個溝通、辯論的過程。
當然，在認識到美歐差異的時候，也要看到兩者之間存在共同點，即它們都對工具理性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統治地位不滿。
曹：當前國際學術界建構主義的主要議題是什麼，未來的研究方向如何？
袁：在國際學術界，建構主義的研究仍然圍繞其核心概念———規範和認同展開。在溫特提出建構主義的宏大理論之後，建構主義的發展進入常規時期。一方面是理論的修補和完善，另一方面是具體領域的案例研究，以此豐富和檢驗理論的解釋力。
對規範的研究是建構主義研究的最大亮點，也是與其他理論對話的資本。規範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芬尼莫爾提出的規範生命周期理論，她闡述了規範產生擴散和內化的機理和過程。
規範研究基本上是在這個分析框架內進行，包括規範退化、夭折和競爭等方面的討論等。起初規範研究借鑑了社會學制度主義的理論資源，從國際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理解規範，自上而下，挖掘的是國際規範進入國家，被接受的過程。
江憶恩（ＡｌａｓｔａｉＩａ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關於中國與國際制度關係的研究很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後來的規範研究聚焦到國家層次，研究的是國際規範為什麼在一些國家有的被接受了
有的被拒絕了，有的國家只接受某些規範而排斥另外的規範，國家遵守規範的程度為什麼不一樣，跟國內政治和文化有什麼關係，國家層次的規範研究強調的是國際國內條件的匹配，國家和地區的本土化等。
阿查亞（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關於東南亞地區規範的研究堪稱代表。身份研究集中於不同地區和領域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以及這些地區對國家身份的影響。切克在這方面做了突出研究。
現在建構主義的宏大理論敘述變少了，更多開始關注國家間的日常行為，強調國家之間的實踐活動。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開始將研究的目光轉向新崛起的國家
以前學界的研究多以歐美為重心或中心，國際規範的研究集中於歐美規範向世界擴散，歐美是規範的輸出者，其他國家是規範的接受者，西方和非西方扮演著老師和學生的角色。現在則到了學界關注非西方力量對規範塑造的時候。
全球化的衝擊和世界力量的碎片化，以及非國家行為體的影響都對國家的身份帶來新的變數，世界政治的很多衝突涉及身份的衝突和博弈，這些也是建構主義可以開拓的領域。當然，建構主義的研究不是封閉的，應該跟其他理論有更多的溝通和對話。
曹：自２０００年前後，建構主義引入中國是一種什麼情況，為什麼在中國青年學者中間產生了廣泛影響？
袁：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 建構主義理論的研究在中國的發展還是比較快的 建構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與以前國際關係理論引進的情況明顯不同，建構主義介紹到中國基本上與國外主流建構主義的發展保持同步的過程，其間的時間相隔較短。
１９８７年召開了全國範圍的第一次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此後中外學者的學科對話和交流也多了起來，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袁明老師主編的《跨世紀的挑戰》，這本書已出了修訂版。
同時也有意識地翻譯出版了部分評介國外主要是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著作《國家間政治》《權力與相互依賴》《國際政治理論》基本是在１９９２年左右翻譯出版的。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關於建構主義的作品譯介要迅速得多。《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文化規範與國家安全：戰後日本警察和自衛隊》等被及時翻譯過來。
一些重要的學術論文在中國的學術刊物上也被及時翻譯發表，其中，有關建構主義的文章也比較多，涉及的領域比較廣。特別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被譯成中文之後，中國的主要國際政治學術期刊出現了一個研究建構主義的高潮
在一定的意義上，建構主義在中國的研究比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更為集中和自覺。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１）中國的國際關係學界對國際關係理論的認識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
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者認識到，國際政治研究除了為政府決策部門提供對策服務外，更多地要將其當作一門學科來研究，需要進行理論建設。
國內一些學術刊物上設立了國際關係理論欄目，如《世界經濟與政治》《歐洲研究》和《國際政治研究》等，國際關係理論專著也相繼問世。
中國的國際關係學界召開過多次理論研討會。這種理論自覺即學科意識的自省是建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大背景。
（２）中外學術交流日益頻繁，網際網路的發展也提供了大量的學術信息。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和國際社會的互動增多，中國國際關係學者與外國同行的交流增多。
一方面，中國學者走出去，到國外或攻讀學位，或做訪問學者，或開國際學術會議；另一方面，國外的學者也到中國來，或實地觀察中國親身感受中國的變化，或做學術報告，與中國同行進行交流。
在這些密集的學術交流過程中，一些中國學者開始把國外的最新研究進展向國內推介，外國同行的研究成果和關注的問題能夠很快地被中國同行注意到，一些外國學者也積極推動有代表性的國際關係理論作品在中國出版。因此，在世紀之交，有關國際關係理論方面的譯著大量面世。
除人員交流外，國際網際網路的迅速發展也有力地推動了知識的傳播，現在可以更快地上網搜索到有關的學術文獻和信息
也可以和國外同行進行網上的溝通和交流，在中國的重點高校和科研機構中能夠得到大量有關國際政治理論方面的資料庫，網際網路的發展為知識的引進提供了平臺和便利。
第二，從研究隊伍來看，以青年學者為主，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在發表的有關建構主義的文章中，除秦亞青教授外，基本上都是４０歲以下的青年學者
這批人主要是剛畢業的博士和博士生，對理論的興趣比較濃厚，他們希望在結合中國具體問題研究之前，能夠對國際關係的理論前沿問題有較好的把握。建構主義作為新出現的國際關係理論，提出了許多新的概念和視角，和以前的理論有著明顯的區別。
另外，從學科本身發展的情況看，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爭論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已基本結束，兩者形成了「新新綜合」
研究的前提假設和分析框架基本趨同，都是一種理性主義的思路。要想在理性主義的框架內有較大的突破比較困難，更多的是技術性工作，應該說中國對理性主義的研究相對比較充分。
按照學術發展本身的規律，當舊的理論比較完善，討論的問題也不夠新，人們所做的工作重複性越來越多，研究者對它的興趣就會下降，希望另闢天地，擁抱新的領域。國外建構主義的發展和興起為青年學者提供了新的興奮點。
曹：在您看來，20年來的中國建構主義研究經歷了哪幾個階段，有何特點？
袁：以２００５年作為節點，可以把中國的建構主義研究大體劃分為兩個階段為什麼選擇２００５年呢，這是因為２００５年《世界經濟與政治》第１期發表了秦亞青與溫特之間的學術對話《建構主義的發展空間》。
在這篇文章裡，兩位學者圍繞建構主義的理論層次和理論內涵進行了交流，特別是秦亞青提到了以地緣—文化概念，對建構主義另行分類。秦亞青在這篇文章裡提出了分類的理由：
第一，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與自然結構不同，前者有著時間和空間的局限，亦即受到歷史和地理位置的限制
第二，這種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劃定了社會活動的境域（ｃｏｎｔｅｘｔ），行動者只能在這種境域中互動，他們不可能在超越這種境域的空間和時間裡進行互動，在這種境域中的互動產生了共有知識
第三，由於在微觀層面上的互動有著明顯的地緣文化特徵，不同社會在微觀層面上很少能夠以完全相同的路徑走向宏觀結構。不同地緣—文化境域中的社會可以產生不同地緣—文化特徵的建構主義流派。
這篇對話已經展現了中國學者的理論自覺，在學習借鑑的基礎上進行創新。２００５年之前是第一階段，主要是學習和引進。
中國的學術期刊如《世界經濟與政治》《歐洲研究》《現代國際關係》《國際觀察》等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發表的有關建構主義的文章７０餘篇。
發表的文章既涉及建構主義的基本概念，理論來源、研究視角的辨析，也涉及建構主義與其他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和分歧。
此外，一些著作如王逸舟的《西方國際政治學 歷史和理論》在「全球主義與百家爭鳴」一章介紹了建構主義。
秦亞青的《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一書中簡要闡述建構主義在國家利益判定方面的基本觀點。
倪世雄主編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專門闢了一節評介建構主義。
陳玉剛的《國家與超國家》論述了建構主義在一體化方面的解釋。
出版的專著主要有
郭樹勇的《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
方長平的《國家利益的建構主義分析》
同時大量的建構主義作品被翻譯過來
亞歷山大·溫特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
芬尼莫爾的《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
彼得·卡贊斯坦的《文化規範與國家安全：戰後日本警察和自衛隊》
阿米塔夫·阿查亞的《建構安全共同體：東協與地區秩序》
彼得·卡贊斯坦、羅伯特·基歐漢、史蒂芬·克萊斯勒的《世界政治研究５０年：探索與爭鳴》、
威廉姆·卡拉漢（Ｗ．Ａ．Ｃａｌｌａｈａｎ）的《文化與跨國關係》
艾倫·卡爾森（ＡｌａｎＣａｒｌｓｏｎ）的《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結構理論》
麥可·巴尼特（ＭｉｃｈａｅlＢａｒｎｅｔｔ）和芬尼莫爾的 《政治 權力與國際組織的病症》
亞歷山大·溫特的《世界國家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
在此階段，雖然中國的建構主義研究在某些方面有一些創新意識，但基本上是引進消化吸收別人的東西，主要是美國的主流建構主義。
第二個階段是學習創新階段，一方面是繼續追蹤和消化國外建構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也開始使用建構主義的概念和視角來分析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關係問題一些雜誌更多地參與到建構主義研究中來如《中國社會科學》《外交評論》《當代亞太》《國際政治研究》《東北亞研究》《國際觀察》等等。
在這一時期，追蹤消化的前沿研究包括芬尼莫爾提出的規範生命周期，即規範的產生—擴散—內化理論，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規範的退化和競爭等議題，還有切克、江憶恩的國際制度的學習和社會化分析框架、阿查亞的地區化視角分析層次也和國際學界同步，既有體系層次，也有國家層次，還有個人和非政府組織層次。
研究的視野更開闊，涉及的領域更廣泛，在吸收引進中為我所用，具有較強烈的批評意識和創新意識，包括從語言學的角度對伊拉克戰爭的分析，對中國與東協關係的理解，中國與國際組織的互動，人權規範的討論等。
創新的部分是把建構主義和中國國際關系所面對的問題有意識地結合起來進行理論構造，提出了一些原創性的分析概念和理論框架。秦亞青領銜的外交學院團隊在這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
曹：在國際關係中國學派的建設中，建構主義做出了什麼樣的貢獻？
袁：目前，建構主義研究仍然是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在具體問題領域有了更廣更深的拓展，研究質量有了明顯提高，產生了原創性的成果，最有代表性的當屬秦亞青教授領銜的外交學院研究團隊。
只要檢索中國學術期刊發表的有關建構主義研究的學術文章和出版的專著，就會發現大多和外交學院有這樣那樣的聯繫，要麼是外交學院的老師，要麼是外交學院畢業的學生。
外交學院成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和建構主義研究的重鎮之一。該團隊除了緊跟國際研究前沿外，圍繞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這一中國學派的核心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挖掘。在中國建構主義研究的第一個階段，秦亞青翻譯了大量國外作品
最有影響的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並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了深刻的評析文章，為後來的原創性研究做了前期準備。這集中體現在國際關係理論與方法研究文集《權力·制度·文化》之中。在第二階段，秦亞青以建構主義為切入口
旨在建立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學派，在中英文期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代表性作品有《關係本位與過程建構：將中國理念植入國際關係理論》《作為過程的國際社會》、《治理、規則和關係》等。
在這些成果的基礎上，秦亞青２０１２年推出了《關係與過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文化建構》一書。
在這本專著中，秦亞青借鑑西方理論，挖掘中國資源，融貫中西，通過交互格義理路，提出了以關係為本位、以過程為本體、以元關係為認識核心、以中庸和諧為方法基礎的過程建構主義的理論建構和分析框架，在原有的國際關係理論圖譜中刻畫了新的一脈
與結構理性主義、過程理性主義、結構建構主義（溫特結構建構主義）構成了一幅以結構—過程為縱線和物質性—社會性為橫線的完整理論象限格局。在此基礎上，秦亞青提出了更為宏大的「國際政治的關係理論」。
近年來，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並不是沉寂了，而是在沉澱和創新，並取得了原創性的高水平成果，並不是西方沒有新的宏大國際關係理論，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就停止了。一些國外學者認為國際關係理論終結，我們就以為國際關係理論也終結了。
正好相反，隨著中國和一些新興力量的崛起，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迎來了發展機遇，在全球國際關係理論大廈中，中國並沒有缺席。建構主義研究使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的建設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曹：在您看來，在建構主義領域，有哪些前沿議題值得研究？當前的研究存在什麼缺失？
袁：中國有著悠久的文明傳統，是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大國，現在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物質力量的變化將深刻影響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當中國的物質力量壯大後，如何理解自我和他者的關係就顯得非常重要。作為一個進入國際社會的後來者，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如何面對已經構成的以西方觀念為主的規範和原則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中外觀念的互動和碰撞將更加密切和頻繁。
規範和身份仍然是建構主義研究的關鍵詞。從體系層面而言，原有的國際規範對中國產生了什麼影響，其中的機制怎樣，效果如何，建構主義理論中的一些分析概念是否適合解釋中國行為的變化。
就單元層次而言，中國在參與和塑造國際社會中，將會提出更多的理念、主張和議程，中國提出的觀念怎樣讓更多的國家和組織接受，採取什麼樣的擴散戰略和路徑，形成國際社會的共享觀念和規範，這些值得深入思考。
中國學者以前可能比較注重國際社會規範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如何適應的問題，現在要更多地研究中國對國際規範形成的影響和貢獻。
例如，新中國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和擴散，中國人權規範的演進和創新，還有新安全觀、命運共同體等這些理念如何能夠更好地帶回和植入國際社會。
同時，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社會結構也會發生變化，國家和社會的關係也在不斷調整，社會組織的數量會大幅增加，和外部世界的聯繫會更緊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扁平網絡結構。
這種結構對理解國家利益將帶來何種影響？在全球治理過程中，規則和理念之爭會日益凸顯，不同領域規則的建制和改制進入常態。
因此，提出立足中國又有世界情懷的倡議和設想非常重要。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觀念將對國際秩序的變革和完善提供何種價值？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如何重塑世界秩序？
中國的發展變化會帶來中國身份和認同的變化，隨著中國「走出去」，國家利益不斷向外拓展的過程中，中國如何看待自身身份的變化，世界又是如何理解和塑造中國的身份變化，中國和外部世界對中國身份變化的認識有何落差，如何認識和理解這種落差等，這些都值得中國學者去大力挖掘。
相比國外的建構主義研究，中國的建構主義研究需要進一步拓展學術視野，廣泛吸收其他學科如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統計學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彌補不足。
在實證研究方面，需要更好地把理論和個案結合起來，與其他理論進行對話和溝通，不斷豐富和提高建構主義的解釋力。另外，要有明確的中國主體意識以中國當下所面對的問題來發展和創新國際關係理論。
在建構主義研究中，一個比較可行的路徑就是圍繞秦亞青提出的世界政治的關係理論，做更為細緻深入的開拓。
總而言之，中國的發展或者說新興經濟體的群體崛起不只是改變了物質力量的分配，也將帶來觀念力量的分配。
這種變化給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提供了發展機遇，中國學者已經取得了積極的研究成果，但在一種新的、全球國際關係學科的建設徵程中還需要更多的努力和付出
小編：lt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平臺觀點
文章來源：《國際政治研究》2016年02期、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號編輯
打造國際關係學 國際政治學 外交學學術公益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