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20年第12期全文收錄了馬克思主義學院謝亞洲教授發表在《甘肅社會科學》2020年第4期的署名文章《馬克思「殖民地謎題」與新帝國主義的當代困境——資本主義現代性及其時間性主體的重建》。
全文如下：
馬克思「殖民地謎題」與新帝國主義的當代困境
——資本主義現代性及其時間性主體的重建
提 要: 對馬克思來說，存在著一種資本主義現代性意義上的世界歷史進程。馬克思的「殖民地謎題」表明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堅持和探索。在馬克思理論中存在著三種彼此辯證融合的時空框架。由世界市場所標註的全球時空本質上是一種「關係性的時空」。在全球時空中，價值非物質性的對象性力量是起實際作用的力量，從中發展不出直接衡量某種社會性的權力關係，也發展不出一種保證利益流動的絕對力量。反而，由於時間價值化，各種「時間性主體」在其中正在得以重建，中國和印度重視知識和文化等方面的傳統力量則成為了重要的全球化力量。在關係性的時空中，資本主義的現代性正在瓦解新帝國主義的邏輯前提，這是新帝國主義當下面臨的最大困境。
關鍵詞: 馬克思; 新帝國主義; 資本主義現代性; 時間性主體
資本主義的最新發展表明，資本主義似乎正在把人類帶向其世界秩序的歷史終點，資本主義好像給我們設置了一道難以逾越的世界秩序「鴻溝」: 「未來要麼是全球性的災難，要麼是新的革命性的開端」［1］40。當下，新自由主義的霸權危機集中體現了資本主義和世界秩序(人類秩序) 之間的矛盾: 一方面，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發展並沒有帶來世界的普遍繁榮，反而使第三世界的許多國家陷入嚴重的國際收支赤字和經濟衰退;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霸權更多依靠「新帝國」( 美國) 的軍事實力和綜合實力來維持，使新自由主義完成了由「霸權」向「統治」的轉變，這使得當下的「帝國主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侵略性，更沒有底線」［1］39。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發展給當下的世界秩序抹上了一層「原始軍國帝國主義」的陰影，或者說當下的資本主義泥潭正在召喚著一種「原始軍國帝國主義」的回歸。川普政府「新保守主義國家」的政治訴求正是當代世界政治「極化」的真實註解。帝國主義這一歷史「幽靈」好像總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在全球空間的經濟實踐反倒好像製造了全球政治的歷史倒退。因此，從整體上重新理解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對我們所處的時代就尤為緊迫。
馬克思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高傲，學界把這種高傲叫做馬克思的「普羅米修斯高傲」。馬克思相信，人類藉以和自然新陳代謝的勞動與現實生產活動本身就隱藏著人類的全部秘密，對現實生產活動和勞動的研究就是關於人及其歷史本身的研究。馬克思認為，只有一種立足於現實現象的研究才能彌合必然與自由、行動與歷史之間的「鴻溝」。菲麗普·雷諾在給阿隆《論自由》一書所做的序中洞察了這一深藏在馬克思思想深處的使命，「馬克思將歷史決定論不是作為一種軟弱退讓的藉口，而是作為對一種本義上的造物主意志的辯護和掩飾」［2］。對馬克思而言，一種能夠解開人類歷史之謎的關於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可能的。但是，馬克思又向我們暗示，現實的歷史不同於觀念的歷史，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會充滿險灘與艱辛，其中帝國主義就是一個我們首先要逾越的政治障礙。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最後一部分意外地講到了「現代殖民理論」，哈維也覺得有些奇怪，因為新大陸的「殖民地」顯然是資本主義體系之外的事情，而「馬克思在理論中一般都把資本主義體系當作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3］632。在哈維看來，和黑格爾所說的市民社會的「內在辯證法」一樣，資本主義也具有不可解決的內在矛盾，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馬克思所說的「利潤下降趨勢所導致的資本過度積累與資本價值貶值的危機」與「財富與貧困同步積累所導致的鬥爭和革命的危機」。為了延續資本主義的生命，資本主義必須通過地理擴張( 外部) 來轉化和消解這一矛盾。「這一章的定位表明，馬克思所想到的是某種更加寬泛的東西。」［3］633「馬克思關於殖民的一章正是要處理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不論他是否有意這樣做」［3］634。在馬克思那裡，應該存在著一種資本主義的地理學。哈維正是根據資本的過度積累以及由此而引發的資本的空間性運動來發展出了一種關於資本主義的新帝國主義理論，並具體展示了資本主義在空間中所展開的帝國主義辯證法①。但是，在哈維看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在資本主義的總體穩定中發揮的作用——地理擴張和領土統治——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並沒有得到解決」［3］635。哈維也正是在此意義上繼承了馬克思的事業。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們有必要重新回到馬克思。
在「現代殖民理論」的前一部分，馬克思探討的主題是「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在這一部分，馬克思充滿了矛盾和猶豫。一方面，隨著資本集中程度的加劇和資本對生產資料的技術化規劃，「各國人民日益被捲入世界市場網，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4］874，資本的壟斷和其生產方式的社會化發展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訓練有素的工人階級很快就敲響資本主義的喪鐘——「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4］874，這是資本主義不可改變的歷史趨勢。另一方面，馬克思又緊接著說，資本主義所有制向社會所有制的轉化過程「自然是一個長久得多、艱 苦 得 多、困 難 得 多 的 過 程」［4］874。很顯然，馬克思這裡的論述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論述，馬克思在這裡好像發現了資本主義能夠延續自己生命的方法或手段。事實上，如果根據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分析，資本主義早已滅亡，資本主義在經歷多次危機和重組後，「還能如此長久地生存下來簡直就是一個謎」［5］。馬克思的「普羅米修斯高傲」就在於他首先要解開這個「謎」。
馬克思多次思考過這個問題，比如馬克思在論述資本主義生產力迅速發展與資本增殖之間的矛盾時，他認為這個矛盾會帶來資本的周期性貶值和生產過程的突然停滯和危機，資本主義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是「使現有資本貶值，靠犧牲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力來發展勞動生產力」［6］278，「平衡都是由於一個或大或小的資本被閒置下來，甚至被毀滅而得到恢復」［6］282。雖然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就讓資本主義體系的瓦解顯得太過簡單，所以馬克思又認為，「如果沒有相反的趨勢總是在向心力旁又起離心作用，這個過程很快就會使資本主義生產崩潰。」［6］275「總是有某些『排斥的力量』在發揮作用，以便確保『從原資本上會分出枝杈來，作為新的獨立資本執行職能。』」［3］497事實上，對馬克思來說，一種關於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一個未完成的思想事業。
馬克思是在資本積累在歷史中達到「自然頂點」的地方遇到了帝國主義和殖民問題。或者說，在資本第一次超出原有有限空間而進入到一種外部空間的嘗試中，馬克思遇到了「殖民」和帝國主義這一問題。根據馬克思的矛盾和猶豫，在「現代殖民理論」部分，馬克思應該回答資本主義的滅亡為什麼是一個長久、艱難和困難的過程。
在開篇，馬克思特別強調了美國從經濟上來說依然是歐洲「真正的殖民地」。「真正的殖民地」意味著宗主國可以輕易地在處女地上任意圖畫、任意創造。但是，真正的殖民地也是一個自由殖民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土地，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土地為自己創造財富，而無需依靠資本主義來生產。真正的殖民地是自由( 移民) 的樂園，但缺少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法的觀念與所有制觀念。「這就是殖民地繁榮的秘密，同 時 也 是 殖 民 地 的 痼 疾——反 抗 資 本——的 秘密」［4］880。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歷史的生產關係」［4］878。所以，必須發明一種方法來剝奪自由民的土地，轉化自由民的「內在欲望」，使自由民的「內在欲望」服從外在秩序。只有這樣，「這種克己的狂熱本能必定會特別在殖民地最充分地表現出來，因為只有在那裡才存在著能夠把一種社會契約從夢想變為現實的人和條件」［4］879。韋克菲爾德的「系統的殖民」( 與自然的殖民相對立) 方案正是這樣一種方法，它的秘密就在於發揮國家和政府的立法功能，國家強行將全部土地私有化，然後「對處女地規定出一種不以供求規律為轉移的價格，即人為的價格，迫使移民在賺到足夠的錢購買土地，轉化為獨立農民以前，必須從事較長時期的僱傭勞動」［4］884－885。同時，政府用僱傭工人難以支付的價格出售土地基金，並依賴基金的增長，從歐洲輸入窮人到殖民地。這樣，土地和自由民會徹底分離，自由民不得不淪為僱傭工人。馬克思還注意到，美國南北戰爭所造成的巨額國債也給資本家以歷史機遇，資本家通過購買國債獲得了極大一部分的國有土地。
根據哈維的研究，馬克思從來沒有一種完整的帝國主義理論，馬克思只是在和恩格斯的通信中提到了他打算在討論國家、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時面對這個主題。「由於沒有這些著作，我們只能推測他如何把帝國主義主題——這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是有目共睹的——與資本積累的理論整合起來。」［3］668但是，馬克思在這部分始終保持著思想的節制，只是在特別的政治經濟學意義上把資本主義理解為帝國主義的一種新的殖民方式。馬克思並沒有因為帝國主義而改變對「資本積累」及資本主義歷史進程的一貫看法。「現代殖民理論」只是強調帝國主義會運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來殖民，因為只有資本的「力學規律」才能化解反抗資本主義的頑疾——「必須有一舉兩得的妙計」［4］884，一種人為的價格具有一般價值的社會權力效應。馬克思在這裡並沒有肯定帝國主義對解決資本主義「積累難題」起到多大作用，反而細心的讀者會發現( 尤其在論述如何讓勞動者與土地分離時) ，馬克思在這部分更加注重對「資本力量」在新大陸的進一步驗證，更加注重在第一次嘗試中通過歷史事實對自己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正確性的驗證。馬克思在這裡更多是對資本力量與資本主義現代性進程的一種探索和堅持。或者說，對馬克思而言，存在著一種資本主義現代性意義上的世界歷史進程。馬克思對一種獨立於其它力量的資本主義現代性歷史進程的堅持和探索給我們提出了以下問題: 雖然在資本主義空間拓展的第一次嘗試中，資本主義表現為帝國主義的一種殖民形式，那麼資本主義是否最終會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形式? 或者說，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不是一種帝國主義的殖民形式，帝國主義是不是會通過資本主義來發展出一種殖民統治? 然而，當下新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徵就是資本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好像沒有獲得馬克思世界市場意義上的獨立性發展，經濟力量的背後總是伴隨著一種具有帝國主義性質的國家力量。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之上依然籠罩著帝國主義的迷霧，新帝國始終把資本主義把握為一種殖民形式。
根據馬克思的「現代殖民理論」，現代殖民是一種資本主義殖民。資本主義因其固有的掠奪本性和其獨特的現代性本質而充當新帝國的殖民方式。與關於現代性的各種綜合研究不同，馬克思研究的重點是資本主義如何決定並推進人類的世界歷史進程，資本不斷追求「剩餘價值」的內在動力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內在決定性原則及其歷史限度。「馬克思的時代，資本主義便是現代性既有的發展形式、現存的實現方式。」［7］對馬克思而言，是具有內在決定原則的資本主義敞開了人類未來的全部可能性——包括一種共產主義的可能性，資本不但定義我們的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 、也定義我們的國家( 資產階級國家) ，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時間消滅空間」來構建世界市場意義上的全球空間，並由此來實現資本的普遍一般性，創造一種普遍的階級關係( 壟斷資本家與無產階級) 並再生產社會的思想與意識( 資本拜物教) 。資本的再生產意味著社會的再生產，「資本主義是一種革命的生產方式，總是不安地尋找新的組織形式、新的技術、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產和剝削模式，因此也尋找新的時空客觀定義」［8］。因此，對馬克思來說，存在著一種「資本主義現代性」，我們應該根據資本來理解這個世界，帝國主義只是外在於資本主 義 的 一 個形式。
資本主義的現代性不同於「政治解放」意義上的現代性，後者基於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所開啟的人的內在性動力，最終表現為一種民主革命和現代民主制度的確立。前者追求經濟意義上的「財產」進步，後者追求政治解放意義上的「人性」進步。就整個人類的現代性事業而言，解釋者們一般都把資本主義現代性歸結為政治現代性或社會民主化進程當中一個有益的補充或最恰當的主權機器，沒有進一步解釋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革命性進程。「現代性不應該被理解為一個統一的、同質的過程，這其中至少包括兩個區別明顯、相互衝突的傳統。第一個傳統由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革命所開創，它始於鄧斯·司各脫，沿襲至斯賓諾莎; 它發現了內在性，並頌揚個性和差異。第二個傳統是文藝復興革命後的熱月事變，它尋求通過建立二元論來控制第一種傳統中的烏託邦力量，最終達到現代主權概念，以之為暫時的解決方案。」［9］144「在民眾的自我構成中，他們的每一步行動都必須服從於早已形成的秩序，如果宣稱人能夠直接建立起存在的自由，那勢必會造成狂亂和顛覆。這構成了一條意識形態之路的核心內容，而具有霸權的歐洲現代性概念正是在這條路上一步步發展起來的」［9］83。現代國家主權總是受到民眾欲望的威脅，這是現代性的根本危機。在此意義上，資本主義就淪為國家主權的最佳統治手段和統治方式。資本主義釋放並消解民眾的欲望，在民眾的流動和欲望的運動中實現對民眾的統治和內在性維度的消解。「當主權和資本徹底結合，而權力的超驗性也徹底轉變為權威運用的超驗性時，主權就變成了一架統治全社會的機器。」［9］91這種由「規訓社會」向「控制社會」的轉變意味著現代國家與資本的完全結合，也意味著資本與國家共謀的現代景象。如果國家與資本沆瀣一氣，人類的現代文明進程就早已終結了。事實上，國家利益和資產階級利益存在著衝突和矛盾。
與過分強調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現代性批判相反，今天我們應該跟隨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探索，從資本主義的實際表現來說明資本主義現代性的一般特徵，發現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革命性進程，從而闡明資本主義的現代性歷史進程和新帝國主義的當代困境之間的關係。根據哈特和奈格裡的研究，馬克思是在《資本論》寫完之後的最後生命時光，由於俄國的革命問題而注意到了全球範圍內經濟規律並不能離開具體歷史與社會環境而自行運作的問題［10］61－62。事實上，俄國革命事業的重要任務恰好表現為阻止資本力量的進步主義發展。因為資本的發展會使事情變得更複雜，使革命的力量分散。據此，哈特和奈格裡認為，馬克思在給查蘇利奇通信中察覺而沒有來得及論述的問題是: 「反現代性的革命性力量就深深根植在共同性之中」［10］62。通過「共同性」，我們可以輕易地將資本主義現代性還原為一種關於民主的政治現代性，即通過革命來改變現實的政治制度，現在的問題只是革命何以可能，新的無產階級如何轉化為一種革命力量。的確，俄國革命的力量來自於一種「共同性」( 土地) ，但這種「共同性」革命卻是以迴避資本主義的現代性而發生的，因為資本主義的生長會改變俄國原有的直接性革命政治關係，使革命的對象和革命的力量都難以凝聚。在俄國，資本主義意味著一種革命的絆腳石，資本主義不但影響具有時間性意義的革命意識，也會破壞既有空間中的革命關係，這和馬克思的一貫看法截然相反。不難發現，俄國的革命問題其實敞開了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另外一種可能向度，即資本主義的時空重構。
借用懷特海的觀點，哈維認為，「一切關於自然的問題( 包括人類活動在內) 最終都可以被還原為關於空間和時間的問題」［3］19。但可惜的是，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很少有對空間和時間的本質性反思，以至於我們過分強調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現代性批判，而忽略對資本主義現代性本身的探索，從而導致這樣一個局面: 在我們不知道批判的對象是什麼的情況下進行批判。在哈維看來，「馬克思的理論其實有一個基礎性的時空框架，它的立腳點是理解時空性的三種基本方式的辯證融合」［3］19。哈維發現，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存在著三種時空框架，而且彼此之間相互辯證融合併保持一定的辯證張力，即「絕對的時空」「相對的時空」和「關係性的時空」。「絕對的時空」是一種空間和時間的相互獨立的時空框架，空間是一種有界限的地理概念，時間是歷史所展開的領域。「絕對的時空」對應於馬克思理論中使用價值的生產，比如工廠中的生產。「相對的時空」是通過運動所界定的時空。運輸和交通的發達使商品、貨幣、人口、距離、時間形成了不同的度量標準和價值意義。「相對的時空」是交換價值得以產生的時空框架，是交換價值的專有領域——商品和貨幣的流動構建了「相對的時空」。「關係性的時空」是「物質和過程所固有的，而且通過物質和過程來創造的」［3］19 － 20。在此意義上，資本這個「幽靈」在其運動的過程中創造了一種「關係性的時空」。在「關係性的時空」中，社會關係表現為一種內在於商品的價值關係，「抽象勞動是具體勞動的整體」［11］。「關係性的時空」是馬克思價值理論的時空框架，價值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非物質性的東西，但同時又是對象性的。價值的神秘莫測使我們無法從其中發現一種確定無疑的社會權力關係。雖然在價值關係中存在著一些社會權力關係，但這種權力關係並非絕對空間中的權力關係，而是一種複雜而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權力關係，倘若想要在由價值所創造的「關係性的時空」中發展出一種「直接衡量某種社會性的權力關係，就一定會失敗」［3］20。事實上，當下的各種資本權力理論和各種新帝國主義理論都試圖從「關係性的時空」中發展出一種確定無疑的社會權力關係，以求在全球空間中發現某種對抗性或支配性權力關係。在哈維看來，由世界市場所標註的全球空間本質上是一個「關係性的時空」，價值的對象性力量在其中展現。
同時，三種時空框架在馬克思的理論中是辯證融合的，沒有絕對空間內工廠的生產，就沒有各個無數相對的空間內的商品流通，沒有無數商品流通的支撐，世界市場也無法建立。同時，在世界市場這個關係性的時空中，價值通過作用於前兩者來展現其對象性力量。換句話說，我們因為追求價值而使價值成為一種對象性的力量。人類的欲望通過價值而被整合進一個複雜的生產交換體系，進而被整合進一個更大的全球性的政治經濟體系。價值不但在各種意義上完成空間的拼接和組織，而且成為了一種社會時間的「抽象」，使未來成為「當下」的真實註解，復活了「當下」的未來性意義。通過商品的中介，「當下」和「未來」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真切，更引人入勝。「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表明了一種時間性衝突。一般( 或抽象) 勞動只有通過具體特殊勞動才能存在。為了建立這兩種時間之間的聯繫，作為對社會時間的一種抽象的價值出現了。與此相應，時間作為一種度量就要求其自身必須被度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意味著作為一個整體的資本的運動。」［12］
在哈維看來，時間範疇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核心範疇，但哈維沒有進一步討論時間的政治經濟學意義。通過對時間本身的價值化度量，時間成為一種主體性，主體性在於時間性，每一個主體都試圖通過把握時間( 勞動時間) 來體現其「價值」意義，這需要每一個勞動者把自己的勞動納入到一個更大的資本整體中來加以衡量，這事實上是一種由絕對空間中的「勞動主體」向「關係性的空間」中的「時間性主體」的轉化。時間性主體關注個體和市場以至於世界市場的關係問題，而不關注革命問題。時間的價值化否定了黑格爾意義上具有時間性本質的「歷史時刻」，個體成為時間的主人，每一個人都能通過把握時間來把握自我及其利益。時間的價值化意味著每一個時間性主體都能在不同空間規模的市場中獲得一份利益，形成對自我的價值確認。這一點可通過今天勞動與市場關係對個體的重要性而得到說明。這也就是說，在「關係性的空間」中，利益的分配是多元的。對一個市場主體而言，時間就是利益，問題只是如何把握市場中的「時機」。時間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就在於時間的價值化創造了一種屬於資本主義自身的辯證法，而這一點是目前我們所有關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理論探索中從未注意到的問題。時間的價值化集中體現了資本主義辯證法的全部實質，一方面，資本主義通過度量時間( 時間價值化) 來為自己的整體性進程贏得一個價值基礎;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整體反過來要保護這個時間性基礎，因為沒有各個使用價值和多種交換價值的穩定與流動支撐，一個資本主義整體是無法想像的，時間性主體的建設也事關資本主義整體的命運。後者意味著對各種時間性主體或勞動主體的價值確認，意味著一種價值的多元流動和利益的多元化，這構成了一種屬於資本主義自身的「排斥的力量」和「離心力」，也是資本主義自身的平衡術。資本主義的「壞無限」在「關係性的時空」中得到了解決，這是資本主義對自身的否定和超越，也是資本主義能夠延續自己生命的秘密所在。因此，資本主義一體化發展的過程必然伴隨著時間性主體的重建。資本主義現代性進程意味著一種深刻的在全球空間( 關係性的時空) 內展開的「時間性主體」意義上的主體性重建，勞動的力量並沒有因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一體化發展而趨於式微，而是通過「時間」( 價值化的時間) 演化為一種競爭性力量。中國的崛起以及「中國故事」正是一種時間性主體建構的歷史過程，正是「勞動紅利」使我們成長為一種決定資本主義整體命運的力量，這是「勞動的力量」。總之，時間意味著無窮的可能性，價值的對象性力量本質上不同於主權性力量，它為差異和可能性留有餘地，是在「關係性的時空」中的起實際作用的力量。「價值是關係性的時空中的社會關係」［3］20，在「關係性的時空」( 全球空間) 中，沒有什麼力量能成為一種保證利益流動的絕對力量，也不存在一種絕對的社會權力關係，這一點構成了當代人類社會的基本事實。
弗裡德曼「世界是平的」很好地描述了「關係性的時空」中所發生的景象。弗裡德曼認為自 2000 年以來，人類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全球化的 3.0 版本。而在「9·11」事件之前，他還在研究資本主義的一體化和民族與地區力量之間的衝突問題。「在 3.0時代，不僅個人會越來越多地參與全球化，而且全球化力量也將越來越多元化，不再僅僅是西方人，不再僅僅是白人。在這個平坦的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的人們都得到了新的力量。全球化使得人人參與，不同人種的合作真正變得豐富多彩，猶如天邊彩虹。」［13］9不同的個人、企業都參與全球化的進程。網際網路和通信等基礎設施的發展以及各種全球性商品標準與貿易規則的建立使世界成為平坦的世界。在這平坦的世界裡，人類的交流和交往得到深刻變化，沒有什麼力量能單獨控制這種交流和交往，每個人都有可能把握來自市場的機會，中國和印度也決定徹底抓住這種同臺競爭的好機會。時間、知識、教育以及創新和發明是把握機會必不可少的要素，市場的競爭演變成了一種教育和知識的競爭。在平坦的世界裡，價值的對象性力量因為全世界各種力量的經濟利益追求而成為一種無形的主導性力量。「世界是平的」，人類通過自己的活動、創造和欲望( 追求資本利益) 而創造了一個「關係性的時空」( 當然這與技術的發展有關，這涉及到技術和資本的關係問題) 。正如弗裡德曼所說，在這樣一個時空中，該發生的一定發生，那些把握時間的人會引領世界。那些苦讀的中國與印度孩子，那些在中國和印度科技公司的科技創新者，那些蠢蠢欲動的大學生，都是平坦世界中正在建構的「時間性主體」，他們最終都會得到價值的承認，獲得好的工作崗位。
在弗裡德曼看來，在平坦的世界裡，競爭是一種零和遊戲，美國處於各種危機之中，美國不得不把自己重新變為一個競爭者。雖然貿易保護主義能帶來短期利益，但同時也會遭到其它國家的報復，更為重要的是，短期利益會使美國喪失競爭與進步意識，讓美國最終被歷史所淘汰。反觀美國的消費主義傾向，弗裡德曼感受到了美國所要面對的前所未有的危機。在平坦的世界裡，對美國來說，「儘管自由貿易政策是必需的，但僅僅有自由貿易政策是不夠的。自由貿易政策必須和提高美國公民受教育程度的國內外政策結合起來」［13］206。不難發現，資本主義現代性並沒有為「新自由主義霸權」留有多少餘地。從哲學上來說，這是「應當」和「是」( 現實) 之間的衝突，也屬於「存在的力量」，或者說是一種「存在的事件」，如果我們把資本主義理解為一個能在的「存在」的話。反而，資本主義的當代發展轉化了美國的「霸權」角色，這涉及到資本主義現代性( 受資本邏輯規定的現代性) 與帝國主義現代規劃( 受領土邏輯支配的現代規劃) 之間的衝突問題。
歷史地看，新帝國( 美國) 事實上存在著一種關於世界的資本主義規劃。託克維爾早已從美國的社會狀態中感受到了一種現代世界精神的來臨，並預言這種蘊藏在美國社會和民眾日常中的現代商業精神會讓美國成為新帝國。但是，託克維爾並沒有回答這種蘊藏在社會和民眾日常的現代商業精神如何成為一種現代世界精神。林肯則清楚地知道，民眾的自由不可能創造世界奇蹟，帝國的夢想必須建立在國家的行動之上，它只會在國家的政治計劃中成為現實。西奧多·羅斯福則接應進步主義的號角，他不斷擴展聯邦政府的權力，並把這種權力凝聚為一種國家實力。他清楚地知道，美國要成為帝國，要有其「新國家主義」戰略，要讓大工業和大企業在為自己謀利的同時也要為帝國的利益服務。與羅斯福嘗到政治甜頭後的蠢蠢欲動相反，威爾遜有著自己的道德與謙遜，在道德進步主義和宗教精神的掩飾下，在「美國代表世界良心」的價值優勢下來實現他的政治工程，布展政治權力。他敏銳地捕捉到了現代世界即將來臨的氣息，帝國的強大不只是在於軍事和大企業的強大，還在於價值觀念和商業精神上的強大，帝國的權力不但要隨著強大的海軍漂洋過海，而且還要隨著帝國的價值和商業精神布展到世界各地人們的血液和生活中去。新自由主義則通過私有化與金融化這兩把利器把新帝國的現代權力觀念轉化為一種現實的帝國主義權力。簡要回顧歷史，我們發現新帝國關於世界的資本主義規劃是建立在以下兩個前提( 這兩個前提構成了新帝國主義殖民的邏輯前提) 之上的，一是資本家利益與國家利益的一致性; 二是作為一種自主的經濟支配形式和經濟力量，資本主義可以成為新帝國的殖民方式。
如果從資本主義的時空定義來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全球化就不只是一種線性的發展邏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就不但表現為資本主義的一體化發展———生產、銷售和市場的壟斷性統一，而且表現為一種時空的客觀生產。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創造了一個「全球空間( 時空) 」，而「全球空間」因其時空本質的不同而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先驗條件」。這也就是說，資本主義通過生產「時空」而重新生產了自己( 全球空間中的資本主義) 。在此意義上，我們又必須通過「全球空間」來理解資本主義。「全球空間」本質上是一個「關係性的時空」，價值作為一種無形的力量，在其中引導調節全球時空中人的生產、行為、交流和社會再生產。價值好像是康德意義上的一種理性形式，但缺少理性之善的內涵，因為我們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它沒有提供一個關於人本身的目的假設。正如弗裡德曼所說，我們依靠想像而生活。在「關係性的時空」中，不但發展不出一種衡量社會性的權力關係，無法創造一種絕對的主導性的權力關係，也無法絕對控制利益的流動。「全球空間」喚醒了一切力量，各種力量都參與這個新的人類進程，各種知識性的「時間性」主體都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得到重建。在此「關係性的時空」中，中國和印度的傳統力量( 重視知識和教育) 以新的形式轉化為一種主要競爭力量。這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創造恰好解構了新帝國主義的邏輯基礎，解構了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的歷史關係。或者說，資本主義正在試圖從帝國主義的控制中掙脫出來獲得一種經濟力量的獨立性。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正在形成的「跨國資產階級」和「當代國際金融資本」概念中得到充分的說明。
「全球化已經導致世界級跨國公司競相成為各自領域的主導性壟斷者。這種競爭性鬥爭是由跨國資本家階級而不是由政府支持的國家級成員實施的。這反映了資本主義特徵的變化。」［14］基於對全球一體化的商業、貿易、投資、股票、證券和基金的分析，哈裡斯認為，在國際壟斷資本中很難發現純粹「美國資本」這個東西，「跨國資產階級」俱樂部的成員來自於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多個國家，資本家越來越不依靠國家而成為統治階級。資本利益和國家利益的一致關係在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徵程中被解構，因為壟斷資本的國際化是資本主義對其局限性的一種歷史回應，並沒有一種明確的帝國主義依賴。資本主義並不意味著一種帝國主義，或者說資本主義並不能成為一種最好的殖民方式。正如哈維對帝國主義規劃和資本國際化之間所存在的固有矛盾的論述，從這一論述來看，資本主義的全球化( 新自由主義規劃) 本來就意味著對帝國主義的一種拒斥。「資本輸出在新的區域導致了資本主義不受約束的發展，卻通過國際競爭給國內帶來了價值喪失。國外不受約束的發展限制了國際競爭，卻堵住了進一步輸出資本的機會，從而引發了由內部產生的價值喪失。於是，主要的帝國主義力量在『門戶開放』、自由貿易與在封閉的帝國內部自給自足這些政策之間猶豫不決———這是不足為奇的。」［3］20與跨國資產階級的形成有關，一種「國際金融資本概念」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把握資本與國家的關係。「在考茨基和列寧討論的那個世界中，金融資本本質上屬於國家……相比之下，當今的金融資本並不以國家為基礎，而是由來自特定國家的金融資本整合而成的國際金融資本。」［15］根據這一概念，資本利益和美國利益在資本的流動中無法形成一致，帝國主義只有通過修改資本主義秩序、重新釐定國際金融資本和跨國資產階級的構成，才有可能再次奠定新帝國主義的邏輯基礎。但是，在關係性的全球時空中，這是一種無法完成的權力實踐，但也說明了當下帝國主義所具有的權力特徵———「無限權力」特徵。
資本主義是否會最終成為一種帝國主義的殖民工具，這是馬克思留給我們的思想疑惑。事實上，馬克思的現代殖民理論只是描述了早期資本空間拓展的帝國主義特徵，馬克思並沒有把帝國主義把握為資本主義的固有本質。在馬克思那裡，資本主義的發展會帶來一種不可化解的壟斷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的衝突，而且這一衝突可以終結資本主義的進程。馬克思始終把這一衝突把握為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並通過這一矛盾來理解人類的歷史進程。正如阿倫特的判斷，由於資本的無限積累意味著權力的無限積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的穩定基礎，因而，帝國主義應該屬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的早期階段。根據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早期表現，表面上看，資本的不死之謎應該潛藏在帝國主義的一種權力積累框架中。但是，通過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的現代性分析，我們發現資本主義並沒有為帝國主義留下多少權力運用的餘地。帝國主義只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初期的動力，因而也構成了資本主義全球化初期意識形態的基本特徵。根據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全球化進程，我們無法得出一個適合於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路線，帝國主義只是外在於資本主義的一個維度。資本主義的全球發展使資本主義本身獲得相對於帝國主義的獨立性，瓦解了新帝國主義殖民的邏輯前提，同時由於全球時空的關係性特徵，理論上也無法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一種控制世界的絕對權力。這正是新自由主義的悖論: 通過推動資本主義全球化實現其帝國抱負( 早期) ，同時又通過資本主義全球化來瓦解其帝國主義規劃( 現實) 。新帝國主義的當代困境就在於，資本主義的現代性進程本質上不是一種殖民進程( 剝削不等同於殖民) ，新帝國無法通過資本主義來控制世界，資本主義不再是新帝國最佳的殖民方式。
帝國主義只是籠罩在人類現代性歷史進程之上的迷霧，新帝國也無法擁有資本主義全球化初期的絕對支配力量，新自由主義霸權的危機預示著新帝國主義權力體系的瓦解。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雖然會伴隨著各種帝國主義的演出，但歷史的開端恰好存在於「歷史的終結」之處。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自由主義的霸權危機是否意味著某種霸權結構的歷史轉型，潛藏在資本主義之內的交往力量能否帶來世界和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否意味著一種「生態危機」的到來，回答並解決這些事關「人類命運」的問題必須依靠一種全球政治形式的創新和歷史性發展。在此意義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治倡議，不僅體現了中國的責任和擔當，而且正在推動並引領全球政治形式的創新發展。
注 釋:
①參見［英］大衛·哈維: 《資本的限度》，張寅譯，中信出版社，2017 年版，第 13 章; 同時可參見［英］大衛·哈維: 《新帝國主義》，初立忠、沈曉雷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版，第 72 － 73 頁。在這裡，哈維對自己的工作進行了回顧和總結，認為他是在繼續馬克思未完成的事業，即闡釋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怎樣的空間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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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亞洲，男，甘肅環縣人，中共黨員，哲學博士，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2000年畢業於蘭州大學哲學系，獲哲學學士學位；2003年畢業於蘭州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獲哲學碩士學位；2008年畢業於廈門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專業，獲哲學博士學位。2010---2011年，美國杜蘭大學自由藝術學院哲學系訪問學者。2003年留校任教至今，主要從事國外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近現代西方政治哲學、中西政治哲學比較和當代中國道路與中國問題等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發表各類論文近20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等各類課題4項，出版著作一部，譯著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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