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出版以來，美國著名華裔作家譚恩美的小說《喜福會》便引起了評論界的廣泛關注。小說通過講述美國出生的女兒與其移民母親之間衝突與和諧的故事，探究了華裔移民第二代的身份危機與重建的主題。
作為華裔移民第二代，小說中的女兒們雖然生就一副中國人的面孔，但其思想行為已經完全美國化了。她們的思想觀念與她們母親的迥然不同，母女關係因而充滿了矛盾與衝突。而她們不得不在兩種文化之間掙扎，因為她們既不認同母親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又不被美國社會的主流文化所認同——她們雖然生為美國公民，但她們依然被白人視為「他者」，結果遭遇了巨大的身份危機。起初她們排斥母親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但是要走出身份危機並構建新的身份，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可或缺促使她們最終實現了與母親的和解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接受。
一、種族歧視和文化衝突下的身份危機
儘管華裔第二代移民已經相當程度上被美國化，但他們仍因自身種族和文化的烙印而被主流社會視為「他者」而遭到歧視。例如當羅絲見到未來的婆婆喬丹太太時，喬丹太太向她耐心地解釋為什麼泰德不能娶她。她一再提醒羅絲，泰德想成為一名醫生，他的妻子必須符合一定的社會期望，而她又暗示越南戰爭如何不得人心。在她看來，羅絲與泰德的結合肯定會危及到其兒子的前程。通過提及越南戰爭，喬丹太太暗示了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所有亞洲人在美國白人心目中的形象都是不光彩的。
薩義德認為「自我身份的建構牽涉到與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構，而且總是牽涉到對與『我們』不同的特質的不斷闡釋和再闡釋。」 [1]（P426）而喬丹太太的態度說明在美國白人心目中，華人同其他有色種族一樣，都是不同於他們自身的「他者」，其種族與文化都是低劣的。
小說中的女兒們為避免被主流社會視為「他者」而極力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為達到目的，她們不惜摒棄自己的種族和文化身份。然而她們的努力註定是徒勞的，因為她們在白人眼中的「他者」身份註定了她們被歧視的命運。同時，女兒們對自己種族文化身份的棄絕，直接導致了與母親關係的緊張。因為母親急於把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給她們，而她們卻十分推崇美國的文化模式。這就必然導致母女之間的衝突，而這種衝突正是兩種異質文化碰撞的表現。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家長在家庭中擁有絕對的權力。作為母親……有安排女兒生活的權力，而女兒則有義務服從。」 [2]（P36） 然而，在美國主流價值觀念下成長起來的女兒，自然無法容忍母親這種觀念。例如晶妹的母親為讓女兒學習鋼琴，每周都為鋼琴老師打掃房間，並為女兒買來鋼琴。然而，晶妹卻不了解母親，認為自己有權利不學鋼琴。為了制止母親「愚蠢的驕傲」，她甚至故意在才藝展示中敗北。隨後，當母親讓她繼續練鋼琴時，她毫不退讓地喊道：「你喜歡的那種女兒，我永遠也不當……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兒，我希望你不是我的媽媽。」 [3]（P145- 146）
儘管小說中的女兒們對美國主流文化盲目推崇，對中國傳統文化全盤否定，但她們卻無法改變自己的血統，因而免不了淪為邊緣化的「他者」，於是陷入了空前的身份危機之中。
二、母女關係的和解與新身份的構建
儘管小說中的母女關係一度非常緊張，但最終都實現了和解。這種和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母女雙方共同的努力。
首先，母親必須努力跨越文化的鴻溝，打破對過去的沉默，消除女兒對她們的成見。這是母女所必需的，對女兒的身份構建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她們要構建的新身份，需要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撐。例如韋弗利一直不屑於聽母親林冬講述過去的事，這讓林冬很擔心。她堅持要讓女兒「必須明白實際情況，她如何到達美國，如何結婚，如何失去了中國人的面孔，為什麼變成了那樣。」 [3]（P296）
同時，和解過程也離不開女兒們的參與。當感情與生活因身份危機陷入困頓的時候，女兒們終於意識到，要走出身份危機並構建新身份，母親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例如韋弗利長大後，當發現自己新身份的構建缺少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撐時，她就開始有意識地彌合與母親的隔閡了。小說中，當韋弗利和她的美國未婚夫準備去中國度蜜月時，其未婚夫提出了邀請林冬一起去的建議，她對此深表贊同：「我們三個，拋開分歧後，在飛機上加強合作，並排坐，升降，從西方到達東方。」 [3]（P206）
一旦母女實現了和解，女兒就很快找到自己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位置並構建起新的身份。這在晶妹的故事中得到了印證。小說最後，晶妹帶著母親的遺願來到中國，與同母異父的兩個姐姐相見，期間她意識到自己作為華裔移民的特殊身份。與小說中其他的女兒一樣，晶妹與母親曾經相當疏遠。儘管很久以來，她忽略了母親的故事所蘊含的意義和母親固守的中國傳統文化所包含的價值，但當她與姐姐們相見，並告訴她們母親的故事時，她實現了與母親的和解。此次中國之行，為晶妹與母親的和解提供了契機，也為她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條件。而這次中國之行還代表兩種文化的融合，這為晶妹構建新的身份奠定了基礎。
小說中女兒們新身份的構建，是隨著母女關係的和解進行的。而這一和解過程，既是女兒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過程，也是中美文化從碰撞到融合的過程。在女兒身上，我們「既看到中美兩種文化的矛盾和對立，又看到兩種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4]（P91）而兩種文化的融合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文化混合體，而華裔移民第二代的新身份就在這種混合體中構建起來，「正是在這種「閾限的（interstitial）有限空間內文化上的差異實現了某種結合，所產生的結果便是對文化和民族身份的想像性『建構』。」[5]（P40）就這樣，作為華裔移民第二代，小說中的女兒們最終在霍米·巴巴的「閾限空間」裡構建了自己的新身份。
三、結語
譚恩美在《喜福會》中「探討了文化多樣性和美籍華人的族裔身份等概念，為全球化背景下的種族和文化交流觀念的轉變和多元文化信息的傳遞樹立了榜樣。」 [6]（P173）小說中的女兒們在母女關係和解的過程中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並在母親的幫助下，最終走出了身份危機，構建了自己的新身份。而藉助後殖民主義的「他者」與「閾限空間」理論來研究跨文化、種族和代溝語境下新生代移民的身份危機和構建問題，則為我們研究譚恩美其他小說提供了可供參照的新的批評模式。
參考書目：
[1]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1.
[2] Sun Ying.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Joy Luck Club from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M.A. Thesis.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2006.
[3] 譚恩美.《喜福會》[M].田青（譯）.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2.
[4] 程愛民，張瑞華.中美文化的衝突與融合：對《喜福會》的文化解讀[J].國外文學，2001(3).
[5] 王寧.霍米巴巴和他的後殖民批評理論[J].《南方文壇》，2002(6).
[6] Zhang Qiong. Ambivalence & Ambiguity: Chinese-American Literature Beyond Politics and Ethnography [M]. Shanghai: Fudan Unversity Press, 2005.
作者：王樹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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