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繼續來聊聊《進程：人類命運的10大關鍵議題》這本書的第8個關鍵議題：平等。
作者是約翰·諾伯格，瑞典經濟歷史學家、作家、紀錄片導演、公共演講人、專欄作家。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獲得觀念史碩士學位。美國卡託研究所、布魯塞爾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高級研究員。
這本書從人類最關注10大關鍵議題著手，解析它們的發展歷程，解答它們是否已經取得了進步，以及未來的路它們又該何去何從。
一說到平等，我們很容易就想到了西方國家對黑人的種族歧視，甚至是對亞洲人的歧視。但是，我們今天講的平等可不僅僅是說種族歧視，其實平等的範圍非常大，大家可以把眼光放遠一點。
在我們國家的歷史長河中，平等問題也是非常的嚴重。比如封建制度的剝削，舊社會對女性的不公正對待。前幾天在網上看到關於冥婚的文章，特別的震撼，這還不是在什麼改革開放之前，就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
好了，回到我們這個話題，接下來跟隨諾伯格的腳步，一起探尋人類在歷史進程中對待平等都保持了什麼樣的態度，以及他們又是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的。
歷史時期的平等問題
在14世紀，猶太人被指責為災禍，因此在許多地方被大規模屠殺。當西班牙在1492年成為基督教國家時，新的統治者所執行的首要任務就是驅逐所有拒絕改變信仰的猶太人。10年後，西班牙穆斯林也被迫在轉換信仰和流亡之間做出選擇。而100年之後，那些在當時改變宗教信仰的人，他們的後代卻被流放了。
16世紀宗教戰爭期間，成千上萬的新教徒在法國被屠殺。而在17世紀至18世紀的英格蘭，對抗天主教的致命暴動發生的數量多達數百次。阿拉伯人、歐洲人和美國人奴役了數以百萬計的人，而且殖民者獨享統治、奴役甚至偷盜他人財產的權力。奴隸制在美國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針對美國黑人實行種族隔離的吉姆·克勞法。
19世紀後期，在美國每年都有150多名被處以死刑的非洲裔美國人。而在如今，美國的種族主義仍然受到一些人的欽佩，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聲稱，十有九例中「只有那些死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人」。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對三K黨表示讚許，因為他們清理了具有黑人僱員的聯邦政府並對餐廳和衛生間等設施進行重新隔離。為了分離白人和黑人，一些聯邦辦公室設立了隔板。溫斯頓·邱吉爾年輕時將殖民戰爭看成「雅利安人」對抗「野蠻民族」的戰爭。而且他說「我討厭印第安人」並「極其支持用有毒氣體對付野蠻部落」。
甚至到了20世紀後半段，英美法律仍允許丈夫限制、約束妻子的意願，甚至可對她進行隨意的強姦。那些保護出逃婦女的家屬也可能面臨著窩藏潛逃婦女的指控。
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也許就是書中所說的，進化使我們可以友善地對待親緣之間的關係並促進相互的利益，然而也同時使我們傾向於對其他家庭和部落產生懷疑，甚至產生敵意和攻擊性。在我們意識到某個部落與自己不同時，這種本能常常自然而然地發揮作用。
平等的萌芽
隨著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溫飽已經不再成為問題，科技的發展提高了我們的工作效率，讓人們能夠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當然也包括平等這個問題。
諾伯格在書中提到，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每個種族的成功都被視為對其他同類地位的威脅。但隨著開放的市場和不斷提高的富裕程度，美國和歐洲的經濟發展時期通常有益於寬容、開放和平等權利的進步，其中部分原因是，大多數人並不認為其他群體必須為自己的進步而讓步。然而經濟低增長時期卻帶來了不寬容、歧視以及偏見。
科技的發展也能夠給平等帶來積極的影響。比如在1956年6月，一個聯邦法院否決了公共汽車種族隔離；1964年林登·詹森總統籤署了禁止種族隔離的民權法案；而1965年的投票權法案結束了南方各州用來阻止黑人投票所採取的殘忍手段。而這一切的背後，可離不開電視機的功勞，正是有了民眾通過電視機對民權運動的關注帶來了最終的勝利。
女權的興起
在女權問題上，則在啟蒙運動時間就開始得到人們的關注，啟蒙運動開始改變了人們對女性的態度，一些地區開始出現了有組織地捍衛女性權利的運動。
到了18世紀中期，西方世界經歷了一個閱讀爆發的階段。通過閱讀小說。更容易使人們換位思考並感同身受——即使是不同性別、階級或種族，也讓人們對於他人更加有同情心。
1848年第一個女權大會在紐約的塞內加福爾斯召開，它包括一系列女性主義鬥爭的核心訴求，反對女性受到丈夫的控制，反對剝奪女性選舉權、財產權、受教育權和參加工作的權利。
20世紀後半期，民權運動激勵了西方女權運動，後者試圖廢除當時仍然存在的將婦女作為財產的法律。離婚法變得更加平等。
1973年之後，英國丈夫如果強行限制妻子的行為將被當作是綁架。如果殺害通姦的妻子或者她的情人，作為丈夫將無法聲稱該行為是合理的，同時如果家人窩藏出逃的妻子，將不再面臨指控。
不過，在某些神權國家，或者阿拉伯國家，歧視女性的態度仍然很明顯。在諸如埃及、伊拉克、約旦和摩洛哥等國家，80%~90%的人，或者說大部分人贊成「妻子必須永遠服從丈夫」。65%~80%的人認為，兒子在繼承父母遺產時應當比女兒享有更大的權利。
弗林效應
「弗林效應」說的是人類解決抽象問題的能力普遍越來越好。弗林舉例說明了一個跨越三代的變化速度。他的同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參加智商測試時，平均結果為100分。他的下一代在1972年做同樣的測試時，平均成績為108分。而當他的孫輩們在2002年做同樣的測試時，平均成績為118分。在所有致力於實現現代化、具有先進的教育系統和普及大眾傳媒的文化中，智商提高的趨勢似乎都可適用。有趣的是，在智商測試中我們表現較好的是最抽象的部分，其中包括發現規律和解決新問題這樣的題目。
而心理學家、認知科學家史蒂芬·平克對此提出了「道德弗林效應」，這指的是人類不斷提高從直接經驗的具體細節進行抽象的能力，這令我們更可能接受並理解他人的觀點。有一個例子是弗林和他的兄弟如何試圖通過一個思想實驗最終讓他們的父親放棄種族偏見。他們問父親：「如果您在一個早晨醒來，發現皮膚變黑，這會讓您感覺自己不再是完整的人類嗎？」他們的父親反駁道：「這是你說過的最愚蠢的事。誰聽說過人的皮膚在一夜之間變成黑色的？」他們的父親並不愚笨，但他的思想被限制在一個具體的模式中，因此無法思考假設的世界——在這裡，我們可以探索事物的結果並思考道德的約束。
目前來看，要想完全消滅歧視，難度非常大，只能說任重而道遠。不過如今大多數政府已經開始保護人們平等以及愛任何人的權利，這確實是驚人的進步。人們對個體的尊重，平等的渴望愈發強烈，我們的下一代將成長在一個更加多元和包容的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