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載於《浙江日報》2018年2月5日第11版
批判精神
「天下為主，君為客」
浙江學人歷來富有批判精神。許多浙江思想家，如東漢的王充，宋代的陳亮、葉適，明代的王陽明、劉宗周都繼承發揚了這種精神，從而形成了浙江文明史上一個優秀的傳統——浙學傳統。黃宗羲即是浙學傳統的典型代表。
黃宗羲的批判精神集中體現在其探討「治亂之故」「條具為治大法」的《明夷留書》與《明夷待訪錄》中。他在浙東抗清鬥爭徹底失敗之後，痛定思痛，縱觀歷代治亂興亡的歷史，在順治十年（1653）寫下了《留書》一卷八篇。序言寫道：「古之君子著書，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僕生塵冥之中，治亂之故，觀之也熟；農瑣餘隙，條其大者，為書八篇……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後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異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書不可不留也。」就是說，他要總結歷史上的「治亂之故」，著書立說以待後人。《留書》主要反映了黃宗羲對明朝腐朽政治的批判和對清朝新政權的仇視，其思想水平還受限於反清民族主義立場。
十年之後，黃宗羲在《留書》八篇基礎上擴寫《明夷待訪錄》二卷。他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秦漢以來統治中國的君主專制，並提出對未來理想社會的頂層政治設計。《明夷待訪錄·原君》篇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這段話將君主專制的弊端揭露無遺，而其「天下為主，君為客」的命題，則揭示了黃宗羲民本思想的民主性。此外，黃宗羲還批判了君主專制制度下的法律制度、財稅制度、軍兵制度、科舉制度、宦官制度及胥吏制度，體現了批判精神的廣度。
力行哲學
「良知的實踐」
在全面批判君主專制的基礎上，黃宗羲提出了社會改革藍圖，其思想創新的亮點在於民主啟蒙性質的新民本政治思想和為社會變革提供理論依據的力行哲學。
黃宗羲的思想創新主要由五部分構成。其政治思想，包括「封建」論、「君為民害」論和「民主君客」論。其「君為民害」論一如上述，而更重要的是他破天荒地提出了「民主君客」論，其中包括三層含意：一是天下是人民共有，非君王私有；二是天下大事應由人民主宰，不應由君王一人獨斷；三是君民平等，君的權力來自民，君由民推選出來為天下興利除害，因此必須盡心盡力為民服務。顯然，黃宗羲的民本思想，已經包含主權在民、君須為民服務的民主思想。
法治思想。黃宗羲提出了「藏天下於天下」「有治法而後有治人」的思想命題。他認為，所謂「天下之法」，是為天下人民謀利防亂的法；而「一家之法」，則是專為帝王一家謀私利的法。「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所謂「藏天下於天下」，除包含天下為公的傳統意義，還引申出公法與私法、治法與治人的論述。「貴不在朝廷，賤不在草莽」，已包含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主張和天下應由人民共同治理的民治思想萌芽。黃宗羲認為，天下之事紛繁複雜，非一人所能治理，必須由眾多臣工共同治理。而君臣關係並非父子而是平等關係。人們出來做官，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天下大事「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
經濟思想。黃宗羲在經濟思想與經濟政策上，一是提出了「工商皆本」；二是主張改革稅制，要求按「三十稅一」的原則「復位天下之賦」；三是主張「廢金銀」而「通錢鈔」的金融改革。
中國古代社會以農立國。上古時商業並不發達，沒有農商之爭。到春秋戰國時期，商貿日益發展，本末問題遂出現。秦漢以後的統治者與思想家大都主張農本商末、重農抑商。但黃宗羲則借「古先聖王」之口對本末問題作了新詮釋。他說：「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兇一循於禮；治之以末，倡優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為佛而貨者，有為巫而貨者，有為倡優而貨者，有為奇技淫巧而貨者，皆不切於民用，一概痛絕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聖王崇本息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也就是說，聖人所謂「崇本息末」，是崇尚禮治，而禁絕巫蠱、佛事、倡優、奇技淫巧之類不切民用的末業，非貶抑工商之類有利民生的本業。「工商皆本」主張是對千百年來「重農抑商」政策的歷史性批判，反映了發展商品經濟的強烈要求。
關於賦稅制度，先秦有初稅畝、什一稅，兩漢實行過十五稅一、三十稅一和什一稅制，魏晉實行戶調製，唐代實行租庸調製，宋代改行兩稅制，明代又有一條鞭法。改來改去，救得一時之弊，救不了根本之弊，反而不斷增加農民負擔。黃宗羲主張復位古代稅率，按照三十稅一標準收稅，是有利於減輕廣大農民「暴稅」之苦的積極主張。他還提出了「廢金銀」而「通錢鈔」的幣制改革設想，確保貨幣的流通與市場的活力，以維護國家的「久遠之利」。
教育思想。黃宗羲主張人民議政權和監督權，並把這兩項權利歸之於學校。在他看來，學校既是培養知識分子的基地，也是評議朝政、實施輿論監督的場所。在君主專制社會中，不僅是普通民眾，一般士子也沒有評論政治得失的權利，更沒有監督君權和政府行政權的權利，「天下之是非一出於朝廷（君主）」。黃宗羲反其道而行之，認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主張「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公其非是於學校」。這裡的「治天下之具」，是指治理國家的根本大綱、基本制度與發展戰略。使之「出於學校」，學校具有議會的性質。而「公其非是於學校」，又具備了輿論監督的功能。這是對君主專制的否定，是對人民議政權和監督權的肯定。
哲學思想。黃宗羲後半生長期從事學術史思想史的整理，沉浸在深刻的哲學思考之中。他需要對歷史上的治亂興亡，特別是明清之際「天崩地解」的社會大變動作出哲學的回答，對憧憬中的未來社會——「民主君客」理想國作出哲學的論證。他在哲學上的理論創新，是建立了基於「工夫」實踐的「力行」哲學，提出了「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必以力行為工夫」「致良知即是行良知」的哲學命題，實現了從陽明心學到「力行」實學的轉型。在知行關係上，黃宗羲特別強調實踐之「行」的作用，將傳統儒家的「學、問、思、辨、行」等致知環節歸結為一個「行」，強調「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又提出「致字即是行字」，將王陽明的「致良知」導向「行良知」，即「良知的實踐」。「力行」哲學模式開拓了清代實學新方向，對儒學超越宋明理學而走向近代實學作出了貢獻。
啟迪思維
「一本萬殊，會眾合一」
黃宗羲的新民本思想，曾在近代民主革命運動中發揮了重要的思想啟蒙作用，後人對此給予高度評價。2006年3月28日，習近平同志在《致黃宗羲民本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賀信》中指出：「黃宗羲是我國明清之際傑出的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和教育家，是浙江歷史上的文化偉人。他所具有的民主啟蒙性質的民本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產生了很大影響。」
黃宗羲的著作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歷史，從而以史為鑑、古為今用。作為史學家，黃宗羲特別重視對「近現代史」的研究與整理。他那個時代的「近現代史」，主要是指宋、元、明三朝，特別是明朝的歷史。他的史學著作《行朝錄》《明儒學案》等是對晚明史和明代學術史的總結。他還編輯了卷帙浩繁的文獻資料書《明文海》《明史案》。他編書的目的，旨在總結「治亂之故」，要「存一代之書」，發掘「三百年人士之精神」。更重要的是，他非常明確地把「經世應務」作為治史的指導思想，吸取歷史經驗為社會變革服務。這一治學宗旨，也是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的。
黃宗羲「一本萬殊，會眾合一」的哲學史觀與學術史觀，可以啟迪我們的思維。「一本萬殊，會眾合一」的思維方法，既是分析的，又是綜合的，既是開放性思維，又是包容性思維。有人說，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只有宏觀的綜合而缺少微觀的分析，這是一種偏見。如果沒有分析，能夠把握萬物之殊嗎？如果沒有綜合，能會集各家之長成一家之言嗎？所以，黃宗羲的辯證思維方法是深具啟發性的，尤其對於我們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動文化創新、提升中華文化自信是具有積極指導作用的。
黃宗羲思想中一個非常突出的特色是其批判求實精神及力主改革的理論勇氣，這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士志於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人文精神和歷史使命感，也激勵著我們今天堅持改革的決心和理論創新的勇氣。尤其是作為有社會良知的現代知識分子，更有必要學習和發揚黃宗羲的批判精神，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貢獻智慧。
（作者簡介：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員，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浙江省儒學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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