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勳
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研究旨趣主要為憲政理論與古典自由主義傳統
轉自 | 勿食我黍
01
問題的提出
至少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美國社會中就出現了觀點極化且難以妥協的現象。譬如，一些人堅決支持墮胎，另一些人則強烈反對；一些人高倡同性婚姻，另一些人則只接受傳統婚姻；一些人極力主張嚴格控槍，另一些人則為持槍權而戰；一些人大力倡導福利國家，另一些人則竭力捍衛自由市場；等等。
這些分歧反映在政治和公共政策領域，則是不可避免的黨派攻伐和政治極化，進而造成整個社會的撕裂。這種極化和撕裂的背後，有著深刻的文化原因，因而，它被稱為一場「文化戰爭」（culture war）。
儘管它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但其火藥味十足，只要瀏覽一下各種媒體和輿論平臺就可見一斑。2018年8月24日，喬治城大學一位歷史學教授在《紐約時報》撰文，題目是「美國無休止的文化戰爭」。他本人參加過1968年芝加哥街頭抗議越戰的活動，發現五十年前推動人們走上街頭的那些問題，至今仍然是造成美國黨派分裂和政治極化的重要因素，並且，這種深深的分歧植根於難以妥協的文化和信條。
一位作者驚呼，在今天的美國，一切都成了文化戰爭，任何一個議題都成了黨同伐異和輿論大戰的對象。甚至有人說，「我們（美國人）正生活在一個全面文化戰爭的時代。」
如果說它是一場全面的文化戰爭，那麼，它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為何會發生這場文化戰爭？該如何理解和看待它？它可能如何影響美國社會乃至西方文明的未來？
本文嘗試對這些問題進行初步的回答，旨在對美國社會中的文化之爭進行解剖和梳理，探究這場文化大戰的社會政治影響，並將其置於西方文明發展演變的大背景中去解讀。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本文的討論基本上局限於美國，但西方其他國家面臨的社會撕裂和文化挑戰大致類似。
02
文化戰爭在美國：分歧何在？
仔細觀察美國社會不難發現，這場文化戰爭幾乎席捲了社會的方方面面，有的比較突出，或者輿論和媒體關注較多，有的則沒有那麼明顯，或者沒有引發討論。交戰雙方主要是進步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或者民主黨的支持者與保守主義者或者共和黨的擁護者，雖然雙方的陣營都會因為議題或者時間等因素而發生一些變化，甚至出現內部分裂或者倒戈的現象，但總體而言，交戰雙方的主體是比較穩定的。
對於這場文化戰爭的具體表現，我們不妨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展開梳理和分析。就政治領域而言，這場文化戰爭主要集中表現在如何看待政府的權力和職能上。進步主義者（自由主義者）認為，政府的權力和職能應該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不應局限於憲法原意，尤其是在提供社會保障和福利方面。
他們迷戀福利國家，認為政府應該提供醫療、教育、養老等服務，甚至不少人主張全部或者部分免費。這一點，只要看看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提出的施政綱領，就一目了然。雖然他們的政策傾向存在細微的差別，但他們對待政府權力的基本態度大體一樣。
但在保守主義者看來，必須恪守有限政府的原則，政府的權力在任何時代都應該受到嚴格限制，政府不應該介入社會保障領域，或者，至少應該審慎介入，並且，不應該介入得太廣太深，因為那是民間的事務。
儘管今天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都程度不同地提供了社會保障，但在十九世紀末之前，這幾乎還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不僅共和黨而且民主黨都會極力反對。
譬如，1887年，當德克薩斯的幾個縣因乾旱而導致農作物歉收時，一些國會議員動議聯邦政府撥款對那裡的農場主進行救濟，但民主黨總統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否決了這一動議。
在其否決聲名中，他強烈地批評政府提供賑濟的做法，重申有限政府的基本主張，意味深長地指出：「我不認為聯邦政府的權力和義務應該擴至對遭受苦難之個人的救濟，它與公共服務或者公共利益不存在任何適當的關聯。我認為，無視聯邦權力與義務有限使命的普遍傾向應被堅決抵制，以實現該教訓應被時刻牢記的目的——儘管人民供養政府，但政府不應供養人民。我們總是能夠依賴民眾的友善與愛心為其不幸的同胞提供救濟。這一點是反覆且最近剛剛證明過的。這種情況下的聯邦資助鼓勵人們指望政府的家長式關懷，削弱我們剛毅的國民性，抑制我們民眾之間那種互助友善的情感與行動——而這有助於加強手足之情的紐帶。」
保守主義鼻祖柏克指出：「為我們提供必需品不是政府的權力。政治家們認為他們可以這麼做，是徒勞無益的傲慢。人民供養他們，而非他們供養人民。政府的權力是阻止邪惡，而不是在這方面——或者也許任何其他方面——做好事。」
保守主義者擔心，當政府過多介入社會經濟生活之後，它就會蛻變為一個「全能型政府」，人們在一切事務上都指望和依賴它。另外，進步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大都認為，政治制度越民主越好，而美國的政治制度不夠民主，或者，美國民主制度運作不理想，因而應當對其進行改造。
譬如，他們主張，總統大選採用的選舉人團制度是間接選舉，不能很好地體現一人一票式的民主，因而應當修改憲法，廢除選舉人團，改為選民直接選舉總統。皮尤研究中心在2018年3月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75%的民主黨支持者主張通過一人一票直選總統，而共和黨支持者則只有32%贊成。民主黨的支持者對美國民主的運作更不滿意，更傾向於改變美國國父們設計的憲法和政體安排，調查數據表明，只有48%的民主黨擁躉認為它運作還不錯，而共和黨的支持者中則有72%的人如此認為；68%的民主黨支持者認為美國政治制度需要根本性的變革，而共和黨的支持者則只有31%的人認為需要這樣的改變。
文化戰爭在經濟領域的反映是，雙方對私有產權、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的看法存在較大分歧。進步主義者（自由主義者）認為，私有產權、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造成了貧富差距、經濟不平等、壟斷以及剝削等問題，因而應該對其進行幹預或者限制。
他們主張通過累進稅（再分配）、反壟斷、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間、提供社會福利等措施對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進行幹預和控制。從凡勃倫到凱恩斯，再到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以及當代的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皮凱蒂（Thomas Piketty）等，都為這樣的主張提供了理論資源。
因《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而迅速走紅的經濟學家皮凱蒂認為，資本主義必然導致經濟不平等，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因為資本回報率總是高於經濟增長率。為了解決這種不平等，他提出了一種激進的再分配方案，徵收一種全球性的累進財富稅（wealth tax），連同累進所得稅，最高可以達到80%。
從民主黨國會議員提出的「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進步主義者的社會經濟主張。譬如，它主張聯邦政府為所有人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和教育、便宜且安全寬敞的房子、乾淨的水和空氣、物美價廉的食物等，確保一個人的工資能夠養活家庭，確保充分的陪伴家人和生病時的休假、帶薪度假以及退休保障，確保一個沒有壟斷——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範圍內——的商業環境，對美國所有的建築物進行升級改造以確保其節能環保等。
與此相反，保守主義者認為，私有產權、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對於一個社會的自由與繁榮是必需的。雖然它們可能會導致貧富差距和經濟不平等，但是，貧富差距不可能也不應被消滅，經濟平等不值得追求，因為它將削弱人們勤奮的動力，而且是不公正的。經驗表明，凡是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得不到保護的地方，都是經濟發展緩慢且發展水平比較低的地方，而且，最終必然是走向奴役。
在保守主義者看來，資本主義在短短幾百年的時間裡，讓所有人的收入和生活水準都大幅提升，這是人類歷史上此前所有的經濟制度都無法匹敵的。因此，資本主義不是一種零和博弈，而是一種讓所有人都受益的制度，儘管一些人可能比另一些人獲得更大的利益。
文化戰爭在社會領域的反映是，雙方在墮胎、同性婚姻等問題上存在著嚴重分歧。如果說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文化戰爭聚焦的是老問題的話，那麼，社會領域的文化戰爭針對的則是新問題。但是，這些新問題產生的分歧卻令雙方劍拔弩張，幾乎看不到妥協的可能。
進步主義者認為，女性有權利支配自己的身體，胎兒在出生之前不是人，婦女擁有墮胎的自由。保守主義者則主張，胎兒的生命權應該受到保護，墮胎是對生命權的褫奪，在道德上是不正當的，應該受到法律的限制。
就民意而言，墮胎的爭論雙方不相上下、旗鼓相當。蓋洛普2018年的民意調查表明，在美國，支持和反對墮胎的人數都是48%；認為墮胎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佔48%，認為它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佔43%。
在司法上，1973年的「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對墮胎之爭劃了一個（暫時性）休止符，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墮胎的自由度取決於婦女處於懷孕的哪一個階段：在第一階段（懷孕之後的前三個月），婦女幾乎可以自由墮胎，在第二個階段（懷孕之後的中間三個月），為了保障母親的健康，可以有條件地允許墮胎，在第三個階段（懷孕之後的最後三個月），為了保護胎兒的生命，除非是為了挽救母親的生命或者保障其健康，否則不允許墮胎。但是，該案判決之後，圍繞墮胎的爭論並沒有降溫，更別說結束了。
與墮胎一樣，同性婚姻也是一個雙方爭論處於白熱化的問題。進步主義者認為，婚姻不應限於異性之間，同性之間也有結婚的自由，否則就是一種歧視。保守主義者則主張，婚姻只應限於男女之間，這不僅是歷史和傳統，而且也是基督教和《聖經》的教導。
就民意而言，支持同性婚姻的人數在過去十幾年迅速增加，目前已經大大超過了反對者。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5月的調查表明，同性婚姻的支持者達到了61%，而反對者則只有36%。而在2004年的時候，同性婚姻的支持者還只有31%，反對者則為60%。
2015年，聯邦最高法院在一個案件中判決，各州必須給同性婚姻進行法律登記，同性婚姻走向了合法化。本案的多數法官主張，結婚的權利是一項基本權利，同性之間與異性之間一樣有結婚的權利，雖然傳統上婚姻限於男女之間，但人們的觀念發生了變化，因而應當與時俱進，承認同性婚姻。
但本案的異議法官反駁了這種看法，認為聯邦最高法院無權替各州決定是否應當承認同性婚姻，它是各州民眾自治的事務；婚姻是一項基本權利，無法推導出它可以擴至同性之間；婚姻只限於異性之間是一個悠久的傳統，打破這一傳統必然對家庭、社會造成嚴重的衝擊。
除了上述這些領域之外，文化戰爭還反映在很多其他問題上，比如持槍權、移民、環保等，無法一一在此詳述。這些足以表明進步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的分歧究竟有多大，有沒有妥協的可能性等。
由於爭論的很多問題答案都是非此即彼式的，要想讓雙方妥協的確很難，比如，對於同性婚姻，要麼是贊成，要麼是反對，不存在第三種選擇。而且，很多爭論涉及到深層次的觀念、道德和信仰問題，讓步的空間非常有限。雖然沒有硝煙，它真像一場戰爭，雙方在公共輿論中唇槍舌劍，甚至有時會惡言相向。
03
為何會爆發文化戰爭？
文化戰爭的出現至少有半個世紀了，不斷從一個領域擴至另一個領域，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原因究竟何在？哪些因素導致了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從雙方的分歧來看，這場戰爭的一個基本特點是，進步主義者一直處於攻勢，而保守主義者則始終處於守勢；
進步主義者總是「與時俱進」，不斷「推陳出新」，提出新的看法、新的觀念，甚至新的道德標準，很多堪稱是革命性的，而保守主義者則一直「不思進取」、「墨守成規」，對新的看法、觀念和道德標準保持懷疑，甚至想方設法加以抵制，竭力捍衛傳統的觀念和道德準則。
因此，可以說，這場戰爭主要是由於進步主義者的進攻導致的，那麼，釐清進步主義者在哪些方面的觀念和看法發生了變化，方能有助於揭示這場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就對政府的看法而言，在十八世紀的美國，人們的基本共識是政府的權力必須十分有限，理想的政體就是一個有限政府。
這一點在《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中反映得再明顯不過了，它用雙重分權制衡——橫向的三權分立和縱向的聯邦主義——嚴格限制政府的權力，並且對政府可以行使的權力採用了明確列舉的辦法，以防止其僭越。
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之後，隨著一人一票式民主（大眾民主）的出現，人們越來越渴望政府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致使其權力不斷擴張，而且，人們希望越來越多的權力都集中在聯邦政府手裡，喜歡全國整齊劃一，因而，結果是不斷走向中央集權。
每一次戰爭——從南北戰爭到兩次世界大戰，都加劇了這一趨勢，結果是，美國國父們的政治理想和制度設計——有限政府，不斷受到挑戰。 聯邦政府擴張的程度，僅僅從政府開支增加的層面，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1850年，聯邦政府開支僅佔GDP的1.5%左右，1900年的時候這一數字也僅為2.7%，1950年達到了13%，到2000年高達34%，2010年的時候居然到了42%。
即使不斷有人警告聯邦政府將會走向破產，但民意調查表明，人們依然希望增加政府開支，尤其是在醫療、教育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而且，進步主義者比保守主義者更加希望增加政府開支，尤其是在社會保障和環保等方面。與進步主義者相比，保守主義者更加偏愛一個小政府。
在託克維爾看來，在身份平等的時代，人們天然地喜歡政府權力的擴張和集中，因為每一個平等的個人都是孤立的、渺小的、無助的，個人的力量總是非常有限，只有政府能夠超越個人，實現更加宏大的目標。
平等和大眾民主時代讓人們渴望一個包辦一切的「監護型政府」：「在這樣的一群人之上，聳立著一個權力無邊的監護型當局，獨自負責確保他們的享樂和監督他們的命運。其權力是絕對的、無微不至的、有條不紊的、有遠見且十分溫和的。如果說它是一種父權，目的在於教育孩子們如何長大成人，那麼，它最像父權不過了。但是相反，它只是企圖把人永遠當成孩子。它喜歡人們貪圖享樂，如果他們別無所求。它竭力為人民謀幸福，但它要充當民眾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裁判官。它為民眾的安全提供保障，並預測和滿足他們的需求，幫助他們尋樂，管理他們主要關心的事務，指導他們的事業，規制財產繼承，分配他們的遺產，這豈不是不用他們勞神費思和操勞生計了嗎？」
就人們在經濟領域的觀念而言，自十九世紀後半期以來，人們就以懷疑的目光打量私有產權、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它們被認為是剝削壓迫、貧富分化、物慾橫流、道德淪喪的罪魁禍首，如果不是被消滅的話，也必須受到嚴格的限制或者約束。它們常常被認為只有利於富人，對於窮人弊大於利。
一些人提出了大膽的社會革新建議——用公有代替私有，用計劃代替市場，用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並在一些國家進行了實驗，夢想實現一個「烏託邦」。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計算大論戰表明，離開了市場，經濟計算是不可能的，因為價格會被扭曲，不再能反映真實的供需關係，資源分配必然是任意、武斷的。
計劃經濟的問題在於，經濟決策所需要的知識或者信息分散在無數個人手裡，沒有一個人或者機構有能力收集起來這種分散的知識或者信息。 雖然「烏託邦」實驗的結局盡人皆知，但人們記住了私有產權、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的罪惡，或者說，它們的罪惡已經深入人心，並在世代傳遞。
難怪在《資本論》出版了近150年之後，一位法國人又寫了《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並且立即成了風靡世界的暢銷書。今天，儘管主流經濟學依然認為私有產權、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不可或缺，但是，無論是理論家，還是普通民眾，都對福利國家產生了大麻般的迷戀，而這必然會對經濟政策產生深遠的影響。
民主時代的民情加劇了人們對私有產權、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的反感，因為在這樣的時代，人們對平等的渴望遠遠超過自由，而私有產權、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恰恰被認為是造成不平等——尤其是經濟不平等——的根源。
人們喜愛平等，是因為平等的好處一目了然，而其壞處則不易察覺，而且，獲得平等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價，它是大勢所趨。與此正好相反，自由的好處不易發現，而其壞處是則顯而易見，而且，獲得自由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雖然民主社會中的人們也熱愛自由，但他們對民主的激情是熾熱的、不可阻擋的、不會休止的。如果他們不能得到平等的自由，他們寧願接受平等的奴役。 就社會問題而言，之所以越來越多的人支持墮胎和同性婚姻，在很大程度上跟美國社會的世俗化有關。
從殖民地時代到十九世紀末，美國都是基督教佔主導的社會，基督教徒的人數佔絕對優勢，但是，隨著理性主義、實證主義、現實主義以及各種無神論思潮的影響，美國社會逐步走向世俗化。二戰釋放出來的現代性力量，以及科技的發展和大眾文化，對傳統的道德觀念造成了相當大的衝擊，而自由主義知識精英卻沒能在這一背景下提供一種一以貫之的替代性道德理論和未來路線圖。
1960年，世俗主義者在美國總人口中佔比低於2%，到了1970年早期升至5%，1990年代後期達到12%，而到了2009年，已經達到15-17%。到了2019年，無神論者和不可知論者則達到了26%，雖然基督徒的人數仍佔65%，但在過去10年中下降了12%。
在很多政策制定者和輿論領袖眼裡，宗教越來越被視為保守主義勢力試圖重塑美國社會的力量，於是千方百計提防或者阻止其影響，仿佛宗教與美國社會無關，與每個人的生活和靈魂無關，結果，宗教越來越被邊緣化。
美國社會的世俗化，在很大程度上與教育領域的變化密不可分，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學校和教育越來越遠離宗教。不僅公共輿論，而且法院的很多裁決，都在一定程度上切斷了基督教和學校教育之間的聯繫。
譬如，在1962年的一個案例中，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公立學校鼓勵學生們誦讀州官員起草的學校官方祈禱文是違憲的，違反了第一修正案中不得確立宗教的條款。
次年，聯邦最高法院又在另一個案件中裁決，學校組織的閱讀《聖經》活動是違憲的，大法官克拉克（Tom C. Clark）說，無論美國公民的宗教信仰如何，各個層級的政府都必須在宗教事務中保持中立，保護所有宗教，不得偏愛或者歧視任何宗教。
在1992年的一個裁決中，聯邦最高法院判定公立學校在畢業典禮時請牧師祈禱是違憲的。2000年，聯邦最高法院宣布，在高中橄欖球比賽時由學生自己組織和領導的祈禱違憲。
然而，在1844年聯邦最高法院的一個判決中，《聖經》和基督教還被認為是學校的道德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斯託裡大法官說：「為什麼《聖經》——尤其是《新約》——不可以不加評論地被作為神啟在這所學院裡被閱讀和教授呢？為什麼它的普遍信條不可以被闡明，它的證據不可以被解釋，它光榮的道德原則不可以被灌輸？」「哪裡能像《新約》裡一樣如此清晰或者如此完美地學到最純粹的道德原則？哪裡能像這部神聖經文中一樣如此有力和熱烈地倡導仁慈、對真理的熱愛、節制以及勤勞呢？」
在100多年前，美國幾乎所有的公立大學——不要說私立大學——中都還有強制性的教堂服侍活動，一些大學甚至要求學生和老師必須參加星期天禮拜儀式。實際上，直到二戰之前，州政府贊助的教堂服侍活動還是司空見慣的，很多大學都認同自己是基督教學校。
今天，這些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大學與宗教劃清界限，變得高度世俗化，在「自由主義」和「寬容」的名義下，課堂上基本上只剩下世俗的理論和學說。對此，諾瓦克（Michael Novak）評論道：「大多數美國學生和教授都來自基督教家庭，我們所有人——不論是否基督徒——都生活在一個基督教佔主導地位的歷史中……然而，我們的哲學家卻無視基督教對我們政治、經濟和道德生活的思想意義，這是一件令人恥辱的事情。仿佛基督教不存在似的。」
此外，在一些人看來，宗教領袖對美國社會的世俗化也難辭其咎，因為他們在步步退讓，不斷遷就無神論者。譬如，特納（James Turner）認為，人們之所以逐步放棄了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宗教捍衛者和宗教領袖們本身造成的，因為在社會歷史進程中，他們竭力讓宗教信仰適應社會經濟變化、新的道德挑戰、新穎的知識問題以及科學的嚴格標準等，結果是，他們逐步勒死了上帝。
最後，知識精英和新聞媒體不斷強調的多元主義、多樣性以及無條件寬容，也對社會的世俗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講，美國的歷史就是一部多元主義（pluralism）在各個領域不斷擴張的歷史，從宗教多元主義到文化多元主義，從種族多元主義到性別多元主義，這種擴張對於美國國家認同和公民文化的傳統理解是一個有力的衝擊。
可以說，多元主義的每一次擴張，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的穩定性都會受到一次挑戰，衝突和暴力經常難以避免，美國歷史上一些最嚴重的災難恰恰就是在這種擴張的節點上發生的。
04
保守主義與西方文明的未來
根本而言，美國社會的文化戰爭是事關如何理解美國的兩種根本對立的看法，包括它曾經是什麼，現在是什麼，以及應該是什麼。
那麼，到底該如何理解美國？甚至可以說，到底該如何理解西方（美國是西方的領袖）？如何理解西方文明？它是進步主義者所倡導的那樣，還是保守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保守主義到底是什麼，保守主義者到底主張什麼。
保守主義者不喜歡給保守主義下一個簡潔清晰的定義，正如他們不喜歡那些動聽的口號和簡單的教條一樣。當代著名英國保守主義理論家羅傑 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說：「保守主義很少以格言、公式或目標來自我展示。它的精髓難以言述，倘若不得不加以演說，其表述方式又是懷疑論的。
但是，保守主義是能夠表述的，在面臨危機的時候，要麼是迫於政治上的需要，要麼是迫於對理論的呼喚，保守主義能夠盡其所能地表述，儘管並不總是自信所找到的詞藻能夠與呼喚它們的天性相吻合。
這種缺乏自信並非出於羞怯或沮喪，而是源自對人世複雜性的認識，源自對於無法以空想學說的抽象清晰性來理解的價值觀念的忠誠。」 在他看來，對保守主義的鬆散定義，是把它理解為一種「保守的願望」，因為每個人都具有某種保守可靠而熟悉事物的衝動。
他說：「保守主義直接源於這樣一種觀念：個人從屬於某種持續的、先在的社會秩序，這一事實在決定人們何去何從時是最重要的。」另一位知名英國保守主義哲學家麥可·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作為保守主義者，就是喜愛熟悉的事物勝過未知的事物，可信賴的事物勝過未經試驗的事物，事實勝於玄理，眼前之物勝於遙遠之物，充足勝於完美，現時的歡快勝於虛幻的極樂。」
保守主義者很少用一句話來定義這種政治哲學，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自身的基本理念和主張。美國二十世紀的「保守主義教父」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總結了保守主義的十大原則。
第一，保守主義者相信存在著一種永恆的、超驗的道德秩序。這意味著保守主義者承認宗教信仰的根本重要性。
第二，保守主義者珍視習俗、慣例和社會連續性的價值。
第三，保守主義者遵循約定俗成或者先例（prescription）原則，相信那些古老的、長久被實踐的智慧。
第四，保守主義者恪守審慎原則。
第五，保守主義者強調多樣性，反對整齊劃一和均等主義。
第六，保守主義者相信人的不完美性。
第七，保守主義者認為自由與私有財產密不可分。
第八，保守主義者支持自願結社和地方自治。
第九，保守主義者主張對權力和人類的激情進行嚴格的限制。
第十，保守主義者主張在恆久和變革之間保持一種平衡。
這十大原則可以被看作保守主義的基本主張，雖然並非每一個保守主義者都支持所有這些原則，但幾乎所有的保守主義者都認同其中的大部分內容，因為它們基本都是柏克以降的保守主義傳統的核心理念。保守主義與進步主義（自由主義）的主要區別之一在於，前者強調宗教（基督教）對於自由和秩序的根本重要性，而後者則看法相反。
保守主義鼻祖柏克認為，人在本質上是宗教動物，有神論才是人的本性。他說：「人天生地是宗教動物；無神論不僅與我們的理性不符，而且與我們的本能相悖，它的壽命不可能長久。」在柏克看來，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源泉，如果人們拋棄了基督教，有害的迷信將會取代它。 託克維爾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宗教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希望，它對人心的自然程度不亞於希望本身。
人不可能在心智沒有錯亂和本性沒有嚴重扭曲的情況下，放棄其宗教信仰。更加虔誠的情感會不可抵抗地回到他們身上。無信仰是一種偶然，有信仰才是人類唯一永恆的狀態。」 而且，當託克維爾考察了美國之後，他發現宗教（基督教）與自由在那裡密不可分：「我一踏上美國的土地，這個國家的宗教方面就是引發我關注的首要事物。我在哪裡待得時間越長，我就越發意識到這種新情況造成的政治後果。在法國，我幾乎總是看見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背道而馳，但是，在美國，我發現它們緊密相連，共同主宰著這同一個國度。」
「美國人把基督教的觀念和自由的觀念在其頭腦中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至於他們無法想像，沒有一個，另一個還能存在……。」「在美國，宗教不直接參與社會的治理，但是，它必須被當作首要的政治制度，因為如果說它沒有使人們偏愛自由的話，那麼，它也促進了自由的享用。」
在一個民主社會裡，由於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獨立導致社會的道德紐帶變得鬆弛，因而格外需要宗教信仰。託克維爾說：「沒有信仰的社會，專制統治是可能的，但是，自由政體不可能。宗教在他們讚揚的共和國裡比在他們攻擊的君主國裡更加必需，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s）比其他任何政體都更加需要宗教。
如果道德紐帶的增強不與政治紐帶的鬆弛成正比的話，如何可能避免社會的毀滅？對於一群成為自己主人的人，如果他們不聽命於上帝，還能做什麼呢？」
他注意到，基督教對美國人的影響超越了其他任何地方：「在美國，主權權威是宗教性的，因此虛偽必定很普遍，但是，在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比美國人的靈魂受基督教的影響更大，並且，沒有證據比這種影響對地球上最文明和自由的國度強大有力這一點，更能證明基督教的益處及其與人性的契合了。」
實際上，美國就是一個基督教國家，美國精神的核心就是基督教文化，或者，用亨廷頓的話說，就是「盎格魯新教文化」（Anglo-protestant culture）。創建北美殖民地的先驅把他們的殖民地稱作「山巔之城」（city upon a hill），把自己視為「上帝的選民」。
1620年的《「五月花號」公約》是一群清教徒訂立的「聖約」（covenant），他們是為了「榮耀上帝」和「推動基督教信仰」來北美開疆拓土的。麻薩諸塞灣殖民地的創始人溫斯洛普（John Winthrop）在登船去北美之前，發表了著名的布道演講《基督教仁愛典範》，在其中他講到：「當上帝賦予人們一項特殊使命的時候，他指望人們嚴格遵守每一個條款。……我們為此和上帝籤訂了聖約。我們致力於完成一項使命。……我們必須認為，我們應當是一座山顛之城。全人類的眼睛都在盯著我們。因此，如果我們在此項事業中背叛了上帝，整個世界將會知曉並蔑視我們。」
締造美利堅合眾國的國父們大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是按照基督教的原理和精神創建一個共和國的。《獨立宣言》四次提到「上帝」或者「造物主」，儘管《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沒有提到上帝，但是，它的制度設計體現了基督教的原則和精神，它所確立的分權制衡原則是建立在「原罪」假設基礎之上的，聯邦主義思想來源於「聯邦神學」（federal theology）傳統等。
在1892年的一個判決中，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魯爾（David Brewer）明確指出，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Christian nation）。他追溯了殖民地以來的重要憲法和政治文獻——從《「五月花號」公約》到《獨立宣言》，以及大量的立法和司法判決，都承認了基督教在美國民眾生活中的根本重要性，承認基督教對於殖民地的開拓和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不可或缺。
他指出：「基督教和第一批殖民者來到這個國家，強有力地影響了殖民地和建國之後的迅速發展，今天它在共和國的生活中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元素。這是一個基督教國家……。」「把這個共和國稱為一個基督教國家，不是一個純粹的口實，而是對一種歷史、法律和社會事實的承認。」
「人們常說，基督教國家是文明國度，最徹底的基督教國家，就是最高級的文明國度。這只是一種巧合嗎？深入考察基督教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就會發現，它不是一種巧合，二者之間有一種因果關係，基督教原則對國民生活影響越深，這個國家文明的邁進就越確定。」
曾長期擔任耶魯大學校長的伍爾西（Theodore Dwight Woolsey）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他說：「（美國）大多數人都相信基督教和福音書；基督教的影響無所不在；我們的文明和智識文化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之上；在幾乎所有基督徒看來，制度需要適應促進我們信仰和道德的擴散並傳給子孫後代之最好希望。在這種意義上講，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
定義美國是什麼的元素，除了基督教傳統之外，還有有限政府和資本主義。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根據雙重分權制衡原理（三權分立和聯邦主義）構建的聯邦共和國，對政府的權力進行了嚴格、明確、細緻的限制，意在為自由提供一種雙重保障。美國國父們設計這樣一個複合共和國（compound republic）的初衷在於，讓它僅僅做它被授權做的事情——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其餘的都留給各州和人民，留給公民社會。
他們心目中的理想政體是一個小政府，無法想像由政府提供醫療、教育、救濟等。在100多年前，即使民主黨的支持者也認同這種有限政府觀。 美國從殖民地時代開始，就是一個商業共同體。那些清教徒先驅同時是一群商人，他們是帶著經營貿易的目的去開拓殖民地的。
美國國父們——尤其是漢密爾頓——設想的美利堅合眾國是一個經濟繁榮的「商業共和國」（commercial republic），人們具有企業家精神，敢於冒險並不斷創新。
國父們的政治理想加上韋伯強調的新教倫理，使得資本主義在美國成為必然的選擇。資本主義必然意味著保護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因為它們是資本主義得以有效運轉的前提條件，沒有私有產權，財產安全得不到保障，人們不會有動力去從事商業活動；沒有自由市場，交易活動必將受到阻礙。 回到文化戰爭雙方的爭論上來：到底什麼是美國？什麼是美國精神？
概而言之，美國精神就是基督教加上有限政府和資本主義。這是美國的獨特之處，也是西方文明的獨特之處，因為西方文明的核心就是猶太-基督教傳統。這種傳統塑造了西方文明，也塑造了美利堅合眾國。
在很大程度上講，有限政府和資本主義也是在這種傳統的影響下發展演變而來的，基督教的人性觀和律法觀使得有限政府成為可能，基督教的倫理觀使得資本主義成為現實。難怪有限政府和資本主義都是首先出現在了西方社會，出現在了基督教國家。
在這個意義上講，捍衛美國精神（美國文明），捍衛西方文明，就應該捍衛基督教、有限政府和資本主義，而核心是捍衛基督教傳統。沒有了這種傳統，美國將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美國，西方將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西方，西方文明的內核將徹底發生變化。
發生質變之後的西方是不是還有有限政府、私有產權、資本主義，是不是還是自由民主政體，恐怕都是未知數。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今天的文化戰爭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保守主義者太右了、太保守了，而是因為進步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太左了、太激進了。
僅僅在100多年前，即使進步主義者，即使民主黨的支持者，大多也很難想像和接受今天進步主義者的主張，他們無法接受無神論，無法接受一個權力膨脹的大政府，無法接受對社會經濟的過多幹預和控制等。
在一個世紀——甚至在很多方面只是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美國——以及歐洲——的社會文化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雖然基督教還在，有限政府尚未蛻變成暴政，資本主義被套上了鎖鏈。倘若美國國父們還活著，他們恐怕已經無法識別出眼前的美國。
05
簡短的結語
美國——以及歐洲——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文化戰爭。它發生在進步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之間，雙方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上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涉及到有限政府、私有產權、資本主義以及墮胎、同性婚姻等。
它正撕裂整個社會，讓政治辯論和公共言說不斷走向極化，因為它是一場觀念與信仰之戰。
究其根本，雙方的主要分歧在於如何定義或者理解美國，如何理解美國精神，保守主義者眼中的美國是那個清教徒和美國國父們締造的國度，那個《「五月花號」公約》、《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塑造的國度，那裡基督教信仰昌盛，政府權力十分有限，私有產權得到尊重，資本主義經濟繁榮。
而進步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卻認為那不夠「進步」，他們想要一個政府類似家長、私有財產被再分配、資本主義受到改造、女性可以自由墮胎、同性之間可以自由結婚的社會。這場戰爭註定會十分激烈，因為很多深層觀念和信仰問題是無法調和的，沒有中間地帶，沒有妥協的餘地。
保守主義者認為他們在保守一種經歷了若干個世紀的文明——一種讓西方自由和繁榮的文明，而進步主義者認為他們的任務是努力掙脫這種文明，或者，徹底改造這種文明。在這種局面之下，西方文明的未來如何？保守主義者能不能守住這種文明？這無疑是個未知數。
但是，有意思的是，在美國歷史上，每一次出現宗教衰落、信仰鬆弛、道德危機的時候，都會出現一次「大覺醒」（Great Awakening）運動,重新喚起人們的宗教熱忱，重新讓人們信仰虔誠，重新校正道德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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