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法的歷史上， 碑是先於帖而存在的， 這可以由書法的載體而得出結論。自商文字載於甲骨， 周則銘於鐘鼎古器， 還未聞有碑刻。雖據史載， 秦統一前已出現刻石， 如《石鼓文》《詛楚文》等， 卻未具有碑的形式特點， 所以還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碑刻。直到秦統一後的刻石， 如《嶧山》《泰山》《琅琊臺》等， 才正式以碑刻為名， 而其書體亦由前代的甲骨文、金文、大篆等變為了整齊劃一的小篆。
西漢碑刻絕少， 以至於歷代記錄大都可認為「前漢無碑」。陳《負暄野錄》認為是：「新莽惡稱漢德， 凡所在有石刻， 皆令僕而磨之， 仍嚴其禁， 不容略留。」其實西漢國祚短暫， 只是秦到漢一個過渡而已， 不多的碑刻經千年散失而所存無幾亦在情理之中。「分書刻石， 始於後漢」, 東漢是隸書碑刻的巔峰時期， 其體制、技藝、書法， 皆為後人之楷模。東漢碑刻以隸書為體， 是隸書書法藝術的極則， 隸書書法經漫長的衰退後， 直到清代金石碑刻學崛起， 才復興而起。
楷者， 隸之捷。鍾繇簡省隸法， 而成楷體， 被尊為「正書之祖」。鍾之真書在當時只以供簡帖， 不以入金石。而「真書入碑版之最先者， 在南則有晉、宋之小大『二爨』, 在北則有寇謙之《華嶽》《嵩高》二通， 然皆有分書體格。」。秦以篆入碑， 漢以隸入碑， 而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碑刻， 以真書入碑成為了新的發展趨勢。
特別是在南北朝時期， 社會動蕩， 南北地域書風始成。南朝禁碑， 簡牘流行， 繼承東晉流風；北朝重厚葬， 立碑樹傳， 又多佞佛造像， 刻石盛行， 上接東漢餘緒。以此南朝碑少， 風格亦不甚明顯。而北朝碑， 特別是北魏時期， 流傳至今有大量的碑版傳世， 雖以楷入碑為主， 而且藝術價值堪與漢碑相抗衡。「骨血峻宕， 拙厚中皆有異態。」 (康有為語) 到此， 「碑的體制與形式至此已定， 碑之藝術主體風格至此已成， 以分隸與楷書為主要書體的碑體流派至此已就。」
書法的作用， 「形於簡牘， 耀於金石」, 「後人雖相去千百齡， 得而閱之， 如揖其眉宇也。」作為保存文字的載體來說， 碑石雖不易於流轉， 金石之質卻比易朽簡牘保存得更為長久。所以， 古人刻碑大都為述德， 為銘功， 為紀事， 以立碑之舉， 讓後來者通過閱其文而知其事也。同時， 立者亦可通過立碑手段， 達到一定的利益與目的。所以歷代雖偶有禁碑之舉， 卻不能斷滅其風氣。一旦環境適合， 立碑風習， 便如初春之草滋生繁茂， 令人應接不暇。
而行書自後漢產生， 在魏晉帖的領域中流行， 卻未在碑的範圍有所作為。這與行書本身特點及書碑風尚有莫大的關係。行書「務從簡易， 相間流行」, 以流美為能， 自晉世以來的工書者， 多以行書名世， 鍾繇所擅的「行狎書」是也。二王續之， 行草更造其極。而碑刻之文， 以記功頌德為能事， 書法之風力追以方嚴整飭為主。秦為篆， 「其勢飛騰， 其形端儼」, 漢為隸， 「蟲篆既繁， 草藁近偽， 適之中庸， 莫尚於隸」。 (張懷瓘《六體書論》) 楷入碑， 「正則端莊重， 結密得體， 若大臣冠劍， 儼立廊廟」 (趙構《翰墨志》) 都是宜於入碑之書法。
直至而今， 楷書因其比篆隸便簡易識， 依然是入碑的首選。唐以前立碑便限於真楷篆隸了。唐代的張懷瓘還是認為行書只是「趨時適變」的產物， 「題勒方， 真乃居先。」行書能夠「趨時適變」, 並在帖的領域已達到高峰的同時， 在碑上卻不見其功。袁昂《古今書評》:「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 縱復不端正者， 爽爽有一種風氣。」從字面意思理解， 我們可以看出「不端正」的評價應是針對其行草書書法的風格而言的， 而行書的這種趨於飄逸流便的風格特點， 卻與歷代碑文習尚所要求的嚴謹風格互有牴牾。以此， 也最終造成了行書入碑未能發於唐以前， 雖在有唐一代大有發展， 亦不能與楷書入碑大流相抗衡。
但是， 我們看到， 唐代的行書入碑亦是在帖的範圍之外開拓了一片全新的領域。《聖教序》為保存王字方面， 作出了極大貢獻， 這是在王書真跡已失的情況下， 我們還可籍此略窺王之眉目。而《聖教序》的出現， 和隨後的李邕以行入碑而名世， 卻都離不開第一個真正用行書書體， 創作碑文的開創者——唐太宗的實踐與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