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反對以「國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義性為藉口，走上背離法治、任意採用非法手段的道路。他的讓痛打「賣國賊」的學生接受法庭的審判的觀點，在當時被人們視之為冒天下大不韙的迂腐之見
本刊記者/李楊 ☆傅藝明
被堵在東交民巷西口的3000餘名熱血沸騰的青年學生，在烈日下已經等了很久，「雖無厭倦之容，難免憤恨之態」。這是1919年5月4日的下午，學生遊行隊伍由天安門出東華門，行至東交民巷西口受阻。
4月底，中國在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傳到北京，新潮社、國民雜誌社等學生團體紛紛召開會議，決定在5月7日，就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最後通牒的4周年紀念那天，舉行示威大遊行。然而，從巴黎不斷傳來的消息，已使學生們等不到這一天了。
5月4日下午學生們齊聚天安門，兩點半左右開始遊行。他們揮舞著小旗，上面寫著「還我青島」「拒籤和約」「抵制日貨」「打倒賣國賊」的口號，向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區進發。
在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東青年扛著大旗走在最前面，不時帶領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偶爾又暫緩腳步，與身邊的幾位同學低聲交談。他，便是遊行總指揮、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
東交民巷本是學生遊行的目的地，學生們本想向美、英、法等國公使遞交「說帖」，表明誓死收回山東權益的民意。不巧，5月4日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各國公使都不在。後來，在北大就讀的羅家倫等幾位學生代表，只好將「說帖」留在了美國公使館。
接著，學生要求穿越使館區遊行，但捕房不讓通過，說除非大總統同意才能入內。1901年，清政府被迫與八國聯軍籤訂了《辛丑和約》，規定這個地方為中國人不得隨意通行的使館區。於是，東交民巷成了「國中之國」。
巡捕打電話與總統府交涉，往返磋商不得要領。此時，三千學生在狹窄的東交民巷西口已等了很長時間，他們變得懊惱而憤怒。忽然，人群中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
曹汝霖在段祺瑞執政時曾任外交總長，當時任交通總長，曾參與向日本大借款，又是「二十一條」談判的參與者。而陸宗輿、章宗祥同為「二十一條」談判的當事者，此二人都曾留學日本，又都出任過駐日公使。因此，曹、章、陸三人一向被視為著名的親日分子。
學生決定改道向曹汝霖家去。在此緊要關頭，負總指揮責任的傅斯年，擔心發生意外，極力勸阻同學不要激動，不要去。但喧囂憤怒的浪聲，使年僅23歲的傅斯年無法控制局勢，於是他便自舉大旗率眾前往趙家樓曹汝霖住宅。
打進曹宅
遊行大隊退出東交民巷，掉轉向北，沿戶部街、東長安街，到東單牌樓和石大人胡同，浩浩蕩蕩，揚起一路灰塵。學生們高喊口號，散發事先印好的傳單。傳單主要是兩份宣言，一份是文言的，一份是白話的。前者由當時北京大學學生許德珩起草，後者則是到公使館送「說帖」的學生代表羅家倫起草的。大約下午4點半左右，隊伍到達了離外交部不遠的曹汝霖住宅。
曹宅位於趙家樓胡同，但其建築並非樓房。根據曹汝霖本人的回憶，當時曹宅分為東西兩個院落，西院是中式房屋(包括大門及門房)，東院則是一排西式平房，曹住東院。
當日中午，曹汝霖、章宗祥正應總統徐世昌之邀在總統府參加宴會。席間，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來電，說天安門外有學生手執白旗標語，為和會失敗，攻擊曹總長諸位，請諸位暫留公府，不要回家。但曹、章二人並未重視這一勸告。
下午3時許，曹、章回到趙家樓曹宅，警察廳派來三四十名警察守衛。不久，陸軍部航空司長丁士源和一個叫中江醜吉的日本記者也來了。
4點半左右，憤怒的學生到達曹宅，大叫「賣國賊！賣國賊！」許多學生都向窗口和牆頭拋擲石頭和白旗子。曹的父親患半身不遂，這時正坐在廊下，由一婢一僮服侍。一塊石頭飛來，由婢女擋住，打在她的背上，曹的父親未被擲中。
學生要衝進曹宅，可大門已關。這時，有學生爬上一個不太高的圍牆，打破窗口玻璃，跳進曹宅。然後陸續有學生進去，並從裡面把大門打開。此後，大群學生湧進曹宅。
打進曹宅後，學生滿以為曹、章等人正在客廳開會，不料，客廳和書房都找不到人。激動的學生便把客廳、書房的花瓶瓷器等物搗毀在地。接著，學生又跑到曹的兩個女兒的臥室，兩女不在，就拆下鐵床的柱子和零件，轉到曹汝霖妻子的臥房。曹妻鎖了房門，學生便用鐵柱撞開房門，問曹在何處。曹妻答，他在總統府吃飯未歸。學生便把所有鏡框家具完全打碎，把首飾等物拋擲在地，用腳踩碎。
隨後他們又走到曹汝霖父親的房裡，打開櫥門見有燕窩銀耳之類，取出匣子摔了滿地。曹父說，這都是人家送的，捨不得用，就送給你們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但學生們還是踐踏得粉碎而去。
放火、毆人與「烈士」
曹汝霖倉促間躲進一個小屋，章宗祥、丁士源和日本記者中江醜吉在僕人引導下躲進地下鍋爐房。混亂中，學生沒有發現曹汝霖藏身的箱子間，直到警察總監吳炳湘趕到，抓了學生，曹才從裡面出來。
其間，北京高師學生匡互生取出隨身攜帶的火柴，決定放火。匡的這一舉動被北大學生段錫朋發現，段阻止匡說：「我負不了責任！」段是北大的學生領袖，而北大又是學運中堅，因此，段和遊行總指揮傅斯年一樣，自認為是要對此次活動負責的。匡互生毅然回答：「誰要你負責！你也確實負不了責任。」結果仍舊放了火。
當時，除了段錫朋以外，還有一些同學，特別是法政專門學校的學生，認為放火毆人是超出理性的行為，對此頗有非議。
章宗祥等在鍋爐房聽到上面放火，即跑出來，向後門奔走。章身著禮服，學生們以為他就是曹汝霖，把他包圍起來打了一頓，忽然有人說「打錯了」，大家便一鬨而散。這時，中江醜吉和曹家的傭人，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間雜貨店裡。忽然，群眾中有人又叫「剛才並沒有打錯」，大家又去雜貨店把章宗祥拖回曹宅繼續打。
此前，一些學生剛看過章宗祥的照片。北京高師5月3日晚開過一個會，議決用猛烈的方法懲戒曾經籤字「二十一條」的當事者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當時有一位同盟會老同志曾秘密地將章宗祥的照片交給他們，因為曹、陸的相片在大柵欄等處的照相館時常看見，而章則任駐日公使，面貌不甚熟悉。
混亂中，學生看見起了火，又聽見有人大叫「曹汝霖已經給打死了」，很多人可能害怕做得有些太過分了，紛紛散去。此後，軍警前來捉人，32個學生被押去警察廳。
章宗祥被警察送進同仁醫院，此後兩天沒有大小便，醫生說他命在旦夕。學生們擔心，這一次有放火毆傷等重大情節，政府又抓了學生，如果用學生抵命怎麼辦？
就在這個時候，北大有一位叫郭欽光的同學，剛巧死了。郭原本有肺病，在5月4日那一天，可能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去世。學生怕章宗祥同他們打官司，北大學生狄君武提議，大家定下一個策略，硬說郭欽光是5月4日那天被曹家僕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成了「五四」運動中唯一的「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弔祭，和挽章哀辭的追悼」。上海還有一位女士當眾痛哭郭烈士。
「郭君那一天因為走路過多，身體過勞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確實的，這是我們應該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國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點滑稽。」羅家倫事後撰文如是說。
萬人諾諾，一士諤諤
迫於壓力，政府於5月7日上午釋放了全部被捕學生。北大校長蔡元培和該校全體學生，在北大紅樓前迎接被捕同學返校。北京高師被捕學生返校情景更為熱烈。學生剛到校門口，就被歡迎的同學和鄰近的居民圍住。他們一下車，就給戴上大紅花，把他們一個個抬起來，高高舉起。
就在大家為學生齊聲喝彩的時候，正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給眾人潑了一盆冷水，可謂萬人諾諾，一士諤諤。
梁漱溟在報上發表題為《論學生事件》的文章，他說：「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於他。……絕不能說我們所作的都對，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們民眾的舉動，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因此，他說：「我願意學生事件付法庭辦理，願意檢廳去提起公訴，學生去遵判服罪。」
梁漱溟反對以「國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義性為藉口，走上背離法治、任意採用非法手段的道路。讓「五四」痛打「賣國賊」的學生接受法庭的審判，在當時被人們視之為冒天下大不韙的迂腐之見，反對梁漱溟的意見很快佔了上風。
北京《晨報》刊發文章《學生事件和國家法律問題》，認為法律應該為正義事業服務。文章說：「我們人類現在既已承認學生運動是合乎正義的，國家和法律也應該跟著我們人類往一條路上走。那些道德上承認，法律上不承認的話，是野蠻時代的法律，專以維持秩序作目的的……這種法律觀，單是救濟人治之弊的，在現在的國家內，實在沒有什麼功用。」
《國民公報》發表署名陸才甫的文章《學生無罪》。報社社長藍公武也發表題為《評梁漱溟君之學生事件論》的文章，認為群眾的正義行動可以侵犯個人自由。藍公武在「五四」運動以後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並在1949年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兼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藍公武在文章中說，「梁君說無論什麼人，有他的自由，不許他人侵犯，這話本來極是。可是侵犯人的，要是出於群眾的行動，那就不能有這樣的說法了。法國在歐戰初起的時候有個極有名的社會黨領袖，因為主張平和，被群眾打死，後來並沒有發生法律上的問題。這種事情實例不知有多少。」
多數人迷茫了……
倒是當時非常活躍的學生代表羅家倫，此後迅速進入反思，內心中不無矛盾和衝突：「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讀了幾年書，而去年一年以來，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監視，忽而被謗，忽而亡命……」一年後，1920年5月，在胡適的安排下，羅家倫與段錫朋等人一起赴美留學。
而遊行總指揮傅斯年則更加迅速地與「五四」絕緣了。5月4日那天，大家本來要推選他擔任學生聯合會的臨時主席，但傅斯年對暴力行動有些疑慮和不滿，在隨後的辯論中，忽然有一個浙江籍的陶姓學生打了他一拳，自此以後，「五四」運動和傅斯年便不再發生關係了。 ★
(本文參考了周策縱《五四運動史》、彭明《五四運動史》、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袁偉時《告別中世紀——五四文獻選萃與解讀》、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陳明珠《五四健將——羅家倫傳》、焦潤明《傅斯年傳》、王為松《傅斯年印象》、鄭大華《梁漱溟傳》以及相關老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