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電車難題」蘊含的道德哲學
在我看來,這本書最值得稱道之處在於,它可以讓我們領略思維的激烈碰撞,以及一個哲學難題是如何變得讓一般讀者倍感親切並且充滿趣味的。作者在恰當的地方,將哲學家和哲學論述巧妙地託出,既不會給一般讀者造成閱讀障礙,又可以讓讀者體會到這些哲學思想是如何從現實的困境與需要中生成出來的
□冉夷僑
一輛失控的電車向前行駛。不料,有五個人卡在軌道上。這時,你恰巧在不遠處,身旁有一個岔道扳手。如果你挪動扳手,電車將被切換到側道。然而,也有一個人正巧卡在側道上。面對這個情景,你會怎樣做?是不管不問,任憑電車徑直開去,讓五個人慘遭橫禍,還是選擇挪動扳手,以一個人的犧牲,挽救五個人的生命?
面對這個情景,瓊斯女士選擇了後者。她挪動扳手,將電車引向側道,以法利先生一人的死亡,換來了其餘五人的倖免於難。由於「非凡的機智和勇氣」,瓊斯女士獲得了市長特別頒發的「見義勇為獎」。然而,伴隨著誇獎與榮譽,一項刑事指控卻突然襲來。這位見義勇為的英雄,成了檢方公訴的對象。究竟如何看待瓊斯女士的行為,她是挽救五個生命的「英雄」,還是殺死法利先生的「罪犯」,一時間不僅成為控辯雙方激辯的重點,也成為全民參與討論的公共話題。
此刻,或許你正為瓊斯女士捏一把汗,或許你在為法利先生的死鳴不平。然而,我們可以暫時鬆一口氣。因為它並未發生在現實生活當中。事實上,這是託馬斯·卡思卡特在《電車難題》一書中擬制出來的案例。值得高興的是,經過北京大學出版社和譯者朱沉之的共同努力,這本書的中譯本已於2014年6月問世。
新書《電車難題》延續了輕鬆、易讀的風格。作者卡思卡特通過精心構思一次審判,將哲學領域惱人不休的思想實驗,通過檢察官、法官、被告、受害人家屬、陪審團、律師以及來自社會各領域的公眾的表態與意見,將彼此不同的觀點以及堅持的理由,成就了一次全民大討論。
在我看來,這本書最值得稱道之處在於,它可以讓我們領略思維的激烈碰撞,以及一個哲學難題是如何變得讓一般讀者倍感親切並且充滿趣味的。作者在恰當的地方,將哲學家和哲學論述巧妙地託出,既不會給一般讀者造成閱讀障礙,又可以讓讀者體會到這些哲學思想是如何從現實的困境與需要中生成出來的。
在這裡,我希望就「電車難題」與思想實驗、道德哲學的討論方式分享一些看法。
思想實驗有用嗎
「電車難題」有許多不同的「版本」。如此花樣迭出的各種版本,都是哲學家為了進行「思想實驗」而精心設計的。然而,不少讀者可能會感到困惑,如果哲學家討論的問題是「真實的」,那麼為什麼要創造這些毫無真實性可言的「思想實驗」?在《電車難題》一書中,讀者會看到「人卡在軌道上」、「推下大胖子可以使電車停下」這些假設,並且很自然地會覺得,這些情景太過極端,沒有現實中發生的可能。那麼,對這樣的情景進行分析,我們究竟可以收穫什麼?
「電車難題」正是道德哲學領域非常著名的思想實驗。它來源於已故英國哲學家菲莉帕·富特教授。生於1920年的富特教授,和許多與她同時代的哲學家一樣,倫理觀念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深刻影響。當她初入牛津大學任教的1947年,「主觀主義」在牛津學術圈大行其道。在主觀主義看來,世界上並不存在客觀的道德真理,道德判斷不過是個人偏好的表達。然而,富特教授反對這個立場。在她看來,道德判斷絕不是個人偏好的表達,而是可以通過一些原則進行有力辯護的。在1967年,她發表了一篇名為《墮胎問題和雙重效果論》的文章。其中,富特教授藉助這個思想實驗發問,為了挽救處在死亡邊緣的五個人,一個醫生能否殺死一個人從而進行器官移植?雖然這樣做的結果會使五個人的生命得以保全,但是富特依舊認為這樣的做法在道德上是「不被允許的」。
麻省理工大學哲學系教授湯姆森在富特教授「電車難題」版本的基礎上,創造了另一個版本的「電車難題」。通常,我們稱之為「人行橋難題」。簡而言之,「人行橋難題」是說,當你站在人行天橋上,看到遠處一輛失控的電車正朝你的方向行駛。如果想要挽救同樣卡在軌道上的五個人,你唯一的辦法就是,將站立在你身旁欣賞風景的胖子推下去,以他的死亡,換取五個人的生還。在這裡,哲學家會問,「推一個胖子」與「扳動岔道扳手」相比,結果同樣是「犧牲一個,挽救五個」,它們有區別嗎?我們應該怎樣做?
在湯姆森教授看來,與那些已經處於「不幸」(卡在軌道上)的五個人不同,這位胖子具有「不被殺害」的「權利」。對於旁觀者而言,雖然他可以正當地尋求讓損失減到最低的辦法。但是,推下一個「無辜者」,讓「無辜者受死」則是不道德的。康德說,「人不可以被僅僅當成手段」,如果人行橋上的胖子僅僅被當作「工具」對待,用推下他換取其他五人的生還,那麼這就是把人當作工具的「錯誤」行為。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思想實驗絕對不是哲學家的「無聊作祟」或者「異想天開」。它的作用在於,有效地去除繁複生活的表象,專注於難題本身,把握問題的本質。
如何討論道德哲學
傳統上,「電車困境」是哲學圈的經典難題。然而,近些年以來,無論是心理學家、行為經濟學家,還是神經學家,都紛紛參與到這個難題的討論當中。不誇張地說,跨學科的研究互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道德哲學的討論方式,也提供給我們一些全新的思考視角。作為一本大眾讀物,《電車難題》不可能也不必要承擔關於道德哲學討論方式轉變的敘述,但是我們可以從中「窺見一斑」。
或許讀者會好奇,究竟認知會怎樣影響我們的道德判斷?我在這裡做一點說明。根據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的研究,我們的直覺敏感於「框架效應」。所謂「框架效應」,是一種「認知偏差」。兩位研究者發現,儘管得失的期望值相同,但是人們會因為提問方式所呈現出的「獲利」或「受損」情形不同,而作出不同的決定。
其實,與上面所說的情形一樣,在面對「電車難題」和「人行橋難題」時,人們的「直覺」同樣會受到許多認知因素的影響,進而影響人們作出道德判斷。比如,如果改變倫理困境的提問次序,先提出「人行橋難題」,再提出「電車難題」,人們則會傾向於不再堅決地「挪動扳手」。
面對「電車難題」和「人行橋難題」,人們的「大腦」是如何展開活動的,是否存在不同反應?哈佛大學的Joshua Greene教授正是研究這個問題的專家。他的基本立場是,比起「電車難題」,人們在面對「人行橋難題」時,大腦情感活動區的反應更加劇烈。換句話說,當人們面對「人行橋難題」時,與情感有關的大腦活動區運轉更活躍。更有研究顯示,大腦中情感活動的部分與某些道德義務所產生的感受緊密關聯。
在《電車難題》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擁有不同學科背景人士的慷慨陳詞,包括「如今我們有了心理學和神經科學,就沒有道德哲學」這樣的表達,或許讀者可以更進一步思考,為什麼作者卡思卡特會設置這些角色,並且呈現如此多樣的聲音?在我看來,這與如何看待並且討論道德哲學這個重要議題息息相關。
如果閱讀《電車難題》是為了追求一個明確的「答案」,那麼恐怕你會失望不已。事實上,我們無從得知全民民意法庭最終的判決結果,也無從知道作者的立場究竟如何。然而,讀完本書,你就會明白,作者並未「選邊站隊」,也並不希望給出答案。作者真正希望的是,儘量多地為讀者呈現不同的觀點與理由。
提起「電車難題」等道德問題,不少人簡單地以為,它們不具有現實意義,不過是哲學家書齋裡的學問,根本不接地氣。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作者在《電車難題》一書的「後記」,也簡單地談到了這個問題。
在我看來,通過思想實驗,我們可以抓住問題的關鍵,切入問題的核心,並且藉助「理由」與「論證」,面對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其實,深入地探討「電車難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許多現實政治社會當中的道德難題。比如,在暴力犯罪發生之後,為了保證社會的安全,我們是不是應該對已經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嚴刑拷打」?為了懲治犯罪,「極刑」制度是不是應當存在?政府「管制」的道德邊界在哪裡?一個國家的百姓處於水深火熱當中,另一個國家是否應該發動戰爭,來解救處於水深火熱的他國百姓?有沒有客觀性的道德真理?道德運氣為何物,是否可以分配?在道德難題之外,在法律方面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刑法上的「故意」概念如何進行界定,阻卻違法性的理由可以有哪些?
我們生活在社會當中,會面對各種各樣的難題。作為一種思想實驗,「電車難題」可以給我們帶來啟示,也會帶來更多的困惑。對於道德問題,我們不應該想當然,而是應該認認真真地對待,並且藉此培養我們的批判性思維,更好地應對這個世界上諸多的道德難題。就像《電車難題》結尾,卡思卡特告訴我們的那樣,「說出理由」。
(來源:法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