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年讀書會」組織者王曉川
2010年，「黃讀會」請來歷史學者雷頤（右排中），座談會上差點吵了起來
烏有之鄉創始人範景剛
「開始扯吧各位！」
5月的一天，下午3點，「黃河青年讀書會」（內部簡稱「黃讀會」）的組織者王曉川，招呼QQ群「政治思想」裡的左中右，群聊起第9期線上話題：反茅現象。
「既然談的是長沙反茅集會，我給大家推薦一篇文章《「長沙會戰」中的河南兵團》，作者是鄭州毛派的一個頭目葛黎英。2011年以來，因為路線問題，已和我們分道揚鑣。藉此我也想說明，他們只是毛派的另一派系山頭，我等不認同他們思想的毛派也很多，不能一概而論。」
七嘴八舌中，王曉川逐一亮出議題：1、茅于軾引起爭議的觀點有哪些；2、茅于軾的觀點為什麼引起輿論的激烈反應；3、反茅和擁茅所折射的社會現實……
有「黃讀會」成員告訴我，那次在群裡，右派們擔心「反茅」妨礙言論自由。左派們則認為，茅于軾是學者，擁有一定話語權。他的反對者多來自草根基層，沒有自己發聲的渠道，只能以過激行為引起社會關注，
他透露，「有時候，曉川是『舌戰群右』。前兩年，網上集體公訴茅于軾，在他看來，那是時代進步的表現懂得走法律途徑。」
恰同學少年
「強調一下，我是毛左裡的新左。」王曉川說。
他生於1982年，曾在河南大學主修公共事業管理，目前在河南省某商會辦的一份內刊任編輯，自稱，受20世紀中後期興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與國內新左派學者汪暉的學術影響頗深。
「茅于軾不應該是當下的核心議題，我們也不想讓某些人樂見左右相爭。儘管我反對他的一些觀點，可我覺得不能將官商結合、國企改革後湧現的弊端算在他頭上。」他還表示，如果茅于軾肯來鄭州，他願意幫助其開辦講座。
「不怕發生抗議？」我故意問他。
「不怕。我有經驗。」那張圓臉泛起微笑。他的自信，來自河南左中右對「黃讀會」的公論：各派在這裡各抒己見，觀點碰撞，但遵守基本的辯論規則。
王傑比王曉川小4歲。這位熱衷三農問題的農家子弟，渾身透著書生氣。他是「黃讀會」裡「進步青年讀書小組」負責人，也是讀書會最早發起者之一。
2006年從河南農大畢業前，作為校內農研會骨幹，他與其他老會員一樣，不願就此隱退，於是眾人醞釀，把過去的下鄉實踐融入日常學習中去，黃河青年讀書會由此而來。經他人引薦，王曉川加入進來。很快，兩人一拍即合。
2007年9月9日，10名成員「特意挑選毛主席逝世日」，宣布「黃讀會」正式成立。王傑記得，那天在鄭州紫荊山公園裡，他們與一些老工人在毛主席像前獻上鮮花。祭奠完後，大家圍繞「青年毛澤東」交換心得。
他解釋，選擇這一議題時逢電視劇《恰同學少年》熱播，「另外，我們的傾向都偏左。」
一年後，王曉川繼任，「他們或工作或考研，一個個走了。我一直很積極，既然我來做，就要完全實現我的理想我要讓熱心政治時事的各派人物，聚集一處，充分交流。」
早在「黃讀會」成立前，他就拜訪過鄭州思想沙龍的元老袁庾華，並由他引入到沙龍。「他想成為青年理論家。」沙龍的另一元老級人物邵晟東說。
邵的父親在世時，曾任洛陽地委書記、河南省副省長等要職。他是偏自由派觀點，90年代中期，與「思想西化」的林楠、「永遠的造反派」袁庾華，共同建立「鄭州思想沙龍」，從而奠定沙龍基調：左右兼容。如今的「黃讀會」也秉承這一特色。
沙龍裡，袁庾華的經歷最傳奇。「文革「中，袁由肉聯廠工人造反起家，擔任過河南「二七公社」的重要頭目，參加了7個造反派組織的「奪權」行動，當過幾天省政法領導小組負責人。曾因是極左，3次入獄。「文革」結束後又被判刑12年。
邵晟東住在父親留下的機關住宅，再過幾條街區，是袁庾華的家。那裡毗鄰的是一個已被政府取締的「廉價紅燈區」。
極其雜陋的屋中，一張毛澤東與江青的合影畫像非常醒目。袁庾華坐在舊椅上大聲說，「北京發起公訴茅于軾的活動時，河南有很多人籤名。據一些年輕人反映，他們的名字是冒籤上去的。這事你可以問王曉川和『進步青年讀書小組』。對於茅于軾的言論，我們是不贊成，但批評歸批評，絕對不會阻撓。我們反對別人對我們的壓迫，同樣也反對壓迫別人。」
當初，也是他建議王曉川不要讓「黃讀會」與鄭州「老毛左」攪和在一起「自由派陳子明在《中國左派的光譜分析》裡，將左派分為馬左、毛左、新左。馬左與毛左的根本分歧是，馬左與官方一氣，否定『文革』。而像我這樣，『文革』中遺留下來的老毛左，與尋找中國出路、找到毛澤東主義的年輕一代，組成現在新的毛左。雖然同是左派，曉川的出發點與我們畢竟不同。我們明確是要推動社會運動。他們辦讀書會，是為了認識這個社會。」
各方登場
劉源斜挎書包，匆匆趕來。他是中學老師，喜歡近代史，即將去上海讀博。在「黃讀會」，他組織「銳釘讀書會」和「鄭風電影沙龍」。他關心時政，源於閱讀哈耶克等自由知識分子的書籍，「那時腦子裡還沒有左右的概念。」
2009年，他在鄭州大學讀研，同學介紹他認識王曉川。之後，他去過「黃讀會」，發現政治氣氛較濃，「大家都認真談論一個個嚴肅話題。」
那年9月，王曉川帶他到卡內基學校，聽袁庾華講美國保守主義。歸途中，他們在夜色下暢談。「那一刻感覺真好。身邊的人不關心公共生活，整天盡聊網購、韓劇，與我沒有共同語言。」劉源當即決定加入。
他慢慢摸清讀書會的流程：在豆瓣、飛信、博客上發帖。聚會地點常是「南邊一咖啡廳」、「北邊一茶館」，後來也與學校合作。至今讀書會都恪守「零成本運作」，遵循著「反資本主義實踐」。2011年，「黃讀會」有意識淡化政治色彩組員憑興趣，自組傳統文化、科普、哲學、財經小組，但仍然保持了左右交流。
「我們講究秩序。沒有主講人時，先擬問題，每人闡述自己想法，之後自由討論。有主持人時，主持人要把控每人的發言時間，哪一位說得激動了，主持人馬上喊停。」劉源比劃著，他已主持過幾期講座。
2011年夏，「黃讀會」開設「鄭風講壇」，最牛的一次是請到學者秦暉來演講。那一次，劉源才真正意識到，王傑原來比王曉川更左。
那場演講中，秦暉再次肯定土地私有化，提問時，王傑向秦暉談到資本限制、公屋住房，「更多像在發表自己的意見」。「站在學術角度，他是對的。可是，中國土地兼併不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農民是在社會不提供信用機制、生活被迫無奈下，才將惟一的生活資料賣掉。這不是正常社會邏輯產生的現象，應該制止，我不贊同自由放開土地。整個社會是自由遷徙，不能為讓農民待在城裡，將他們趕出土地。總要讓他們手上存點東西，保有選擇的餘地。他還提出，在城市，為混得不好的農民建『貧民窟』，我也反對。政府應該對這一群體給予照顧……」王傑談他的不認同。
「烏有之鄉」代表人物之一韓德強也曾來主講「反經濟全球化」。「一些人不同意他的說法。他們支持經濟市場化，反對政府壟斷，反對搞計劃經濟。」
是否限制經濟全球化，在「黃讀會」內部，從來各執一詞。左派反對一味全球化，它致使中國陷入農業、自主產權等方方面面的挑戰；右派則認為，資本本身無對錯，社會問題當屬政府管理，資本意味著繁榮商機、就業機會增加。
劉源與王曉川都提到，2010年，「黃讀會」請來歷史學者雷頤。那一次，雷頤先在咖啡廳講晚清史，後來又在小型聚會上講少年時期他在鄭州親歷「文革」。因為左派的廣而告之，袁庾華、葛黎英等人紛紛到場。
「主持人是左派王曉川，邀請我的卻是兩名自由派。現場更奇特，有人支持改革開放，有人別著毛澤東像章，還有人戴著孫中山像入場。大家共處一室，大體相安無事。」雷頤回憶當天的情形。
會上，雷頤講到「文革」中有人考大學，政治成分不好，無法通過政審，不得不行賄。自由討論時，葛黎英否認道，當時的社會沒有腐敗，分配公平。雷隨後反駁。
「聞出點火藥味」時，「黃讀會」一名右派跳出，加重對峙。戴孫中山像者則向兩派宣揚「民國熱」……
「居然有人仍打出『文革』口號」，雷頤反思起運動中武鬥雙方為對國家領袖表忠心甘願獻身。可那樣的死，算不算犧牲？到底值不值？結論是，無論哪一派都是被政治左右，都是受害者。
「袁庾華卻說，我的同情是對造反派的一種侮辱，儘管他在『文革』中飽嘗牢獄之苦，卻依然讚揚『文革』偉大，造反有理。」雷頤說。倒是有一點讓他意外期間有人打斷葛黎英發言，她溫和地說，請你讓我把話說完。「歲月也許真的會改變人。想當年造反派中，她的性情何其激烈。」
那場講座後，劉源想去探索「文革」史，「歷史述說太單一。要麼官方語境，要麼右派控訴。」為此，他採訪了袁庾華與葛黎英。過後感觸尤深：「有些人永遠活在那個年代。他們所有的邏輯、生活基礎、看待事物都以那一時代為標準。」
誰立場先行？
2011年，應袁庾華之約，他的朋友，廣外教授張寧領來兩名學生與王曉川等人，在一茶樓展開對話。
「第一次就吵得一塌糊塗。看得出來，雙方都缺少對話的必要準備，都認為自己握有不容質疑的真理。他們爭論的，都是容易上火的問題，對毛澤東的評價，對『文革』的評價。」張寧聽到年輕的左派聲稱，我們懷念毛時代，不是要回到毛時代。
王曉川概括他的「文革」觀「關於『文革』，首先是她失敗了，中間出現過巨大悲劇，毛澤東主動終止了她。其次，更重要的，這是毛澤東和中國民眾關於在政黨政治外，通過群眾組織和群眾運動，防止革命退化、推動民主深化的一次重要探索，對60年代乃至今天世界各地的青年運動和新思潮，起了重要的啟示和鼓舞作用。」
他承認，「我對某些正面態度的東西會用『她』來代替『它』，比如指代中國。」
「為什麼現在越來越多青年人、勞動人群趨於左派？」王傑說，「不是說他們信仰毛澤東，而是他們切實感到，通過自身的努力並不能改變命運。市場經濟自由主義的法則教育他們，中國沒有自由競爭，他們沒有平等向上層遊動的機會。他們會思考，為什麼社會不公平？同樣具備能力，卻實現不了自己的理想？他們會得出答案，這不是自身問題，而是社會結構有問題，這個社會規則不公平。那麼，能不能改造社會，追求一種公平？這恰好構成他們左的思想。」
他提到，「進步青年小組」裡有個叫大寶的搬運工，每天起早貪黑，肩扛四百來斤重荷，晚上又髒又累回到出租屋，為了省錢，初冬時節也只能洗冷水澡。
我看了一段視頻：大寶一天的血汗錢兩張印有毛澤東像的鈔票攤在桌上，他大聲質問：我做過8年煤礦工人，今年42歲，在這座城市沒有立足之地，沒有結婚。難道我沒有勞動？我的勞動果實哪去了？都是被官僚資產階級剝削去了，被資本家剝奪去了。
「可他們不相信1959年的信陽事件。」邵晟東面色沉重地說。有一次，「黃讀會」內讀報，讀到一篇對大躍進的報導時，一個左派懷疑：餓死人是有的，可官方公布的數字準確嗎？又惹來一場爭論。
「對信陽事件，袁庾華嚴重立場先行。起初他否認，後見否認不了，就把全部罪責推到走資派身上。他向青年人散播謬論，還說他到過信陽，深入調查過死亡人數。我說那是蜻蜓點水。」邵對此很不滿。有一次兩人僵持不下，他曾指著袁庾華說，你要是再執迷下去，我就給你的人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我不清楚老袁的說法，我只談我的。信陽事件肯定存在。但也有人作過訪問，據說嚴重程度沒那麼大。會不會是統計或政治原因，造成數字誇大？從責任上講，我們應去批判官僚體制異化地方官瞞報災情，人民的公僕淪為特權階層。所以，這不是一個國家領導人的責任。」這是王曉川的觀點。
「他們怎麼形成今天的思維？」張寧很想探知。他曾與「黃讀會」的年輕左派討論，他覺得：這些年輕人往往從理論上理解過去，比如「文革反權威」、「毛主席說中國人民會解放」。他們會先驗性取材一旦接受運動中的「正面」，便排斥史料裡暴露的「負面」。
「你們不能總拿經歷來壓我們。說到先驗性有些右派正因為經歷，放不下個人恩怨，將自己承受的痛苦賦予整個社會群體。今天的社會精英、知識分子，他們的敘述必定站在精英角度上。那麼，平民老百姓的回憶呢？」王傑反問道。
「一個地方餓死人，可能是地方官的錯。可如果全國很多地方都有餓死人的現象呢？」雷頤追問。他曾文分析，改革開放初期，有段時間允許公開評論「文革」，後來禁止具體談論，只是否定「文革」。90年代後，雷頤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描寫知青歲月，藍天白雲能夠談，殘酷事實不能談」。
合而不同
2011年5月中旬，「烏有之鄉」運營人範景剛專程趕來鄭州，會見這批新老毛左。
這一年，中國左派內部從分歧走向論戰，繼而分裂。學者陳子明將左派分為兩大陣營，一方是以「烏有之鄉」代表人物張宏良為首的「保皇派」，另一方是袁庾華等「造反派」。
「張宏良在重慶的演講很讓我們反感因為我們是左派，左派不是往下看，左派本來就該站在下面。」在王傑看來，這反而是好事，「把一些抱有投機心理的人劃出去，讓關心底層與社會進步的力量更純粹。」
當天，範希望在座左派能接受他們的觀點，「聲明他們的選擇，也是為與高層左的力量相呼應……」袁庾華等人的表態，讓範景剛失望而歸。
「老袁不像其他老左派一樣緊盯上層變化。他主張21世紀是社團政治時代，社會變化不在黨內而在民間組織。他認為『文革』是群眾自發組織。我從西方社會運動上思考，即便社會上存在比較理想的政黨機制，但作為一個組織，也會與自己的理想出現差距。這時怎麼辦？誰來監督制約它們？這時更需要自主性的民間團體。民間力量成長起來，就能對社會統治形成制衡，我覺得這就是民主。民主是上下得到緩解，得到均衡。」王曉川說，這一想法在「黃讀會」得到認同。
這個新左派在以一種驕傲的目光審視他的前輩「他們的立場比較徹底，更認同共產黨早期的理念。他們會對毛的言論著作，包括各種奇聞軼事掌握較多。他們更民族主義一點、更國家主義一點，基本上還是老一套思維。而我們關注的是，處理好3個方面的關係，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不同派別山頭之間的關係、民間與官方之間的關係。」
在這個圈裡，也有一些根本是不變的「當體制內精英侵犯弱勢群體，大家一致憤慨。比如鄧玉嬌事件。」從「鄭州思想沙龍」到「黃讀會」，無論老中青，左中右，有一問題是相通的：中國將往何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