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被譽為與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齊名的讀懂中國的美國大學讀本！作者是普林斯度東亞系奠基人，餘英時等著名學者老師。
著名人文學者 陳來 張祥龍 陸揚 楊立華 誠摯推薦。
【書籍信息】
書名：《中國思想之淵源》
書號： 978-7-301-27080-6
作者： 牟復禮 著 王重陽 譯
定價：45.00元
出版日期：2016/6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內容簡介
如果說中國文化是一座宏大的宮殿，那先秦思想就是這座宮殿的基礎。
該書是美國流傳已久的一本介紹中國早期思想的必讀書，以流暢明晰的筆法、高超的見識和深厚的文化比較的功力，對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的思想和代表人物進行了簡明精妙的介紹。同時又以宏觀的話題，如宇宙論、世界觀、知識論、政治哲學、人性論等貫穿在對這幾大學派的的介紹和分析中，既高屋建瓴，又曲盡其妙，是大家小書的典範。
作者簡介
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1922年-2005年）
美國著名漢學家、中國史學家。牟復禮的中文名得自《論語》中的 「克己復禮」。他是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的奠基人，並將其發展成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研究中國歷史的中心之一。
其主要著作：《帝制中國：９００﹣１８００》（Imperial China: 900-1800），主持編寫《劍橋中國史•明代史》，翻譯蕭公權的名作《中國政治思想史》等。
【書摘：】
對於很多閱讀中國歷史的人，包括中國人自己，過去一百年的中國跟公元前3世紀很相似，這讓人感到惴惴不安。
在公元前3世紀，正值戰國時期的終結，但這個終結並不令人歡欣，雖然政治上統一了，但人們卻遭受著最嚴峻的統治。
在反抗和鎮壓中，這個古老文明的價值行將蕩滌殆盡。一個世紀的混亂呼喚著一個政治運動。* （一個將不可戰勝的軍力和爭取人心的技巧融而為一的政治運動）它將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
公元前221年，一個全新的王朝秦朝建立起來，整個社會和政治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國家對文化生活的控制空前地深入、細密。對經濟也進行了有力的規劃。強行推廣文字改革，統一文字，劃一度量衡和貨幣，車同軌、路同寬，大規模徵調人民建造巨大工程。
用這些令人生畏的相似之事比照當下，一些人安慰說秦朝很短暫；另一些人則沮喪地說，秦朝雖短但對中國的改變卻是深遠的；最後，還有人分析說，兩千年前的政治事件無法和今天的相類比，不論其間有多麼相似。同理，中國的歷史和其他民族的歷史也不能這樣類比。
誠然，中國文明展示了一種舉世無雙的連續性，但文化層次、社會結構、政府的形式和功能、變革的程度與幅度，甚至是人們對政府的期待，在過去的兩千二百年中都發生了劇烈的轉變。或許在這些變數中唯一連貫的只有人性本身，甚至這一點也很難說明是真實無疑的。我們必須要做比較，因為歷史本身就是可比較的，但對這些比較進行仔細考察，就發現這些比較所隱含的那些重要的類比是很成問題的。當我們談到秦朝的時候，不要將其作為今天的寓言。秦朝的實踐有助於我們理解今日中國其實亦是秦朝的組成部分，而非秦朝悠長的陰影。
秦朝的制度革新對於中國歷史非常重要，所創造的基本樣式被後來的新王朝不斷沿用。秦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行政體系，其建立和維持中央集權的官僚行政體系的嘗試，建立在秦國（作為一個諸侯國）僅一個世紀的經驗上，但這些政治上的創新卻一直伴隨、反映著中國最根本的社會變化。中國正處在一個節點上，從一個封閉的等級社會和農民束縛制度，轉向自由擁有土地、沒有世襲特權精英階層的社會。秦國以及後來的秦朝大大加速了這一社會進程，最先在其國內正式締造了這種社會，並在此後推及華夏文化區域。秦國順應了當時結束分裂、四海歸一的普遍期望（理論上說諸國都是千年前西周的臣子），秦國的實際政治成就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是全新的。後世的政府再也沒有面對秦國所面對的問題、採取秦國所採取的方式。因此秦國短暫的興衰中，主導其政治進程的內力因素具有重要的歷史特殊性。
我們拿秦的歷史的特徵來比附晚近的中國歷史，講述給學生，這誠然有趣，但是如果只是說，秦國的施政極其嚴酷、其治國理念不容於聖賢傳統和人之常情，所以被忍無可忍的民眾顛覆——這只不過是羅列了秦國制度的一些表層的、描述性的特點（儘管也符合事實）。
我們不能定然推出：秦國的制度與其滅亡有什麼必然的關聯，或僅以其制度來解釋秦的興衰。二者之間的關係還沒有分析清楚，其間的因果關係也還未印證。
最有趣的是，將秦和現在進行表面的對比，忽略了觀念和制度淵源的問題。秦國的政治系統完全是中國文明的產物，這和孔孟、道家、墨家以及其他諸子百家並無不同。儘管秦的政府和軍事組織形式曾受到西北毗鄰蠻族的顯著影響（這是秦國的崛起和權力繼承中重要的地緣因素），但其政治是中國文明回應這些條件（與西北蠻族的關係）的產物，而非舶自中國文明之外。中國文明兩千多年來，若不算佛教的元素，基本上是一個內部衍化的文明。* 她不斷地自我衍生出新的文化和制度相混合的基本要素。
但自從19世紀以來，中國的一元文化遭到了不可避免的打擊，中國成了世界思想潮流的容器。今天中國思想和文化上很多因素都是外來的，這對於解釋這些因素的本質是最為重要的，這也使中國的古今比照更為複雜了。
讓我們把這個問題暫且放下，而是聚焦於法家的歷史背景。中國的帝國恰是憑藉法家學說得以鑄就的。我們力圖了解法家是如何被先秦反對峻法（legalistic）的人道主義傳統思想所催生的。秦政治和文化系統的一個驚人之處就是，它狹窄、嚴格地遵循法家的、國家主義的方式，露骨地否定人文的價值，堅定不移地鄙視那些曾備受崇敬的傳統。
我們到哪裡去尋找這些「非中國」（un-Chinese）元素的根源？「非中國」這個詞是否需要檢驗？事實上，秦朝的系統中沒有哪個要素不是中國文化本身固有的，「非中國」這個詞也反映了中國人對秦政不變的評價。秦，這個「非中國」的異類代表了中國人公開厭惡的一切東西，儒家的聖賢傳統已經指明了什麼是值得追求的，什麼是應該鄙棄的。聖賢傳統有它的生命力，保證其不斷更迭的理想始終對中國人有意義，秦的過失（這成了漢代論及政治和社會的文章中最喜歡的主題）也是聖賢傳統可以借用的一個例子，在觀念的層次上，秦朝的法家理想是中國文化中令人唾棄的謬種。沒有哪個哲人、政治家、暴君公開贊成秦國的國策和法家學說。然而秦國的制度締造了統一的中華帝國，不可能徹底否棄秦而不保留統一國家的結構基礎。
所以秦之後兩千年的帝國歷史中，朝廷實際上已經十分習慣、適應了一種兩難：成為一種不能公開聲明、公開捍衛的存在。其他民族的歷史中尚未發現有與之可以比照的兩難。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兩難的存在既能解釋秦的崛起完全符合中國的本性（chinese nature），也廓清了諸如「儒家帝國」「儒邦」這些字眼的局限和矛盾。中國文明不能完全等同於儒家的，儘管儒家思想是中國思想和文化生活的主流正脈。然而帝國時代的制度卻不是滋生於儒家的實踐和理想模式（儘管，荀子開創的儒家支流已經努力適應帝國的現實）。中華帝國體系，其結構和觀念，是現實與理想兩種模式之間存在張力的一個例子。其主觀理想上是儒家，而實際需要則是法家（根據我們的客觀觀察），儒家的淺層影響對其有一定的矯正，其他思潮同樣也施加了不同的影響。儘管經歷了漫長的融合，儒家不斷地將其理想進行揚棄、限定，折中其形式和力量，是以能屹立至今。當代的學者很難斷言，這到底是明證了儒家致命的弱點，還是證明了儒家折中能力之頑強。不過，後一種似乎更有說服力。
整個帝國的早期，中國國家的雛形正在形成，眾多的歷史動力引發著文化的發展和制度的改進。問題必須要解決，政府必須適應新的現實，對此，戰國時代的儒家和秦朝的法家都未曾預見到，也沒有提供妥帖成熟的解決方案。不過儒家和他們的對手法家還是為後世持久的框架貢獻良多，包括高遠的理想以及配備這種理想的權術。伴隨著這種交叉的目的，古代中國對自己歷史的分析偏安於過分簡單地強調理想的方面，理想與現實因素之間的關係、矛盾、對抗性的互動，在其自己的歷史中都很難得到分析，也很難得到客觀的認識。中國歷史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極其豐富、文獻充沛、深有教益的景象，讓我們正可以來研究這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