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新京報記者 何安安
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乃至東方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又有其獨特的魅力。近年來，隨著對日本文化感興趣的公眾的增多，有關於日本文化的圖書也頗為熱門。在作家蕭耳看來，生命的絢爛與短促一直是日本人的執念，物哀之嘆構建了日本人一生的情感格局，而日本的主流文化，則總是詠嘆萬物變移不定。
近日，蕭耳攜新作《櫻花亂》，做客北京SKP RENDEZ-VOUS書店，通過「花」和「刀」兩個關鍵詞，與著名批評家、作家李敬澤等，一同分享了自己多年來生發於日本文學典籍閱讀，在奈良、京都的日常生活與行走，以及日本民族相關節日儀式中的思考。
在《櫻花亂》一書的代序中，蕭耳援引了木心的說法，「日本如浮萍，沒根沒底的。非常狡猾，頭頭是道，沒有下文。日本人不可以談戀愛，也不可做朋友。很怪，但終究是乏味的。」而在她看來，「我見過的說日本文化的，沒有比木心說得更妙的了。」而在當日的活動現場，蕭耳說：「《櫻花亂》對我來說就是一本生長已久的書。對我來說，這本寫日本文化的書關聯著我的前世今生，這裡有我個人對東方文化的探尋，對日本國民性的深究，有從幾百萬字的日本相關作家的著作中對藕斷絲連的中日文化淵源的追溯，還有自己血液裡與日本隱約的、難言的聯繫。」
「花落，刀落，跟清少納言談心——蕭耳《櫻花亂》新書分享會」於近日在北京SKP RENDEZ-VOUS書店舉辦。邢賀陽/攝。
十年前，李敬澤曾為蕭耳的作品《小酒館之歌》和《女藝術家鏡像》寫過序言。李敬澤注意到，今年十一長假期間，中國最大的旅遊目的地就是日本，滿日本都是中國人，而這恰恰體現出大家對日本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種興趣。李敬澤說，中國和日本文化之間存在著一種親緣關係，但另外一方面，中國人很容易產生一種「日本我都懂、日本我很熟悉」的錯覺，「儘管我們有文化的親緣關係，但實際上中國和日本有著非常深刻的非常不一樣的差異。」在李敬澤看來，這些差異恰恰是最不應該忽視的，「那些差異是非常重要的。」
李敬澤認為，正是因為中國和日本的關係很複雜，因此才有必要互相認識，「我們要承認，日本的文化有它燦爛、優美、極具特點、極具魅力的一面，所以在這方面，他們和我們構成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對讀、相互映照的關係。」從這個角度出發，李敬澤說自己特別愛看中國文人寫日本，他認為這能體現出一個人的見識、水平和感受力，幾乎是一塊試金石。李敬澤認為，蕭耳能夠掌握日本文化中的獨特之處，「用北京話叫『很擰巴的勁兒』……這樣的感受力用來寫《櫻花亂》，我覺得非常合適。」因此，李敬澤十年後再次為蕭耳作序，在《櫻花亂》的序言中，他稱蕭耳為「紫式部和清少納言的閨蜜」。
《櫻花亂》，蕭耳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8月版。
李敬澤在《櫻花亂》序言中寫道：「花事無成敗，人事難免成敗。」李敬澤說，紫式部、清少納言的作品如果放在中國，可能會寫成《甄嬛傳》《如懿傳》《延禧攻略》，因為我們和日本人對待同樣問題的看法和角度很不一樣。紫式部和清少納言筆下的宮廷，宮中之事，相比於《甄嬛傳》，就顯得很「沒心沒肺」，因為她們的心思不在心機或謀略上，而是她們對人生的看法，「什麼叫成功？成功是花開了，什麼叫失敗？失敗不過是花落了。」李敬澤認為，這是值得我們去回味的。
2007年，由蜷川實花導演，土屋安娜主演的電影《櫻花亂》在日本上演。這部作品之中，有日本文學中常見的刀、花、寂、豔等元素，而這似乎是對日本文化比較普遍的定位，類似於《菊與刀》。而在創作《櫻花亂》時，蕭耳也將該書分為了兩個部分：上卷名為《花落》，寫花；下卷名為《刀霜》，寫刀。
電影《櫻花亂》劇照，該片由蜷川實花導演。
「是日本人不懂得節制感情嗎？」蕭耳非常推崇《平家物語》，在她看來，這本書裡有著日本物哀文化的美和人性，「日本人悲痛起來，貴族也可以滿地打滾、匍匐在地，中國（式）的節制、中庸這些東西，在日本不存在，比如妻子和丈夫離別，平氏和原氏兩方打仗，平氏逃奔之後告別家人，全是貴族世家的哀。男女離別的時候體現了一種悽美，所有的悲痛、不堪，通通展現出來，痛哭流涕，不留任何餘地，這些東西非常打動我，很真實，不做掩飾。」蕭耳曾經讀過李敬澤有關清少納言的文字，她當時頗為震驚，覺得李敬澤是少有的能把清少納言文體中的陰柔之美描繪得淋漓盡致的男作家。
在《櫻花亂》一書中，蕭耳數次提到谷崎潤一郎，她表示自己很喜歡這種陰柔。谷崎潤一郎有一本隨筆集叫《陰翳禮讚》，蕭耳認為，谷崎潤一郎的惡趣味中有曖昧的東西，而這與日本的和式建築有關，這種陰暗的室內空間，決定了明治維新前足不出戶的貴族女子的情感方式，處理男女關係的方式。而這正好與蕭耳喜歡的另一位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形成了正反面，因此，《金閣寺》也是她熱愛的日本文學作品之一。
作者丨何安安
編輯丨李永博
校對丨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