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蘇東
作者為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講師；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6年第7期，注釋從略。
▶專題研究◀
《春秋繁露》「五行」諸篇形成過程新證
程蘇東
《春秋繁露》是漢代經學史、學術史研究的基礎文獻，但由於該書晚出，其成書過程及其所收諸篇的作者認定，歷來是學界爭論的問題。即以與「五行」相關的諸篇而言，自20世紀中葉日本學者揭櫫此問題後，聚訟紛紜，歧見迭出，然反思其研究方法，除用其中數篇與《淮南子》《管子》中少量互見文獻對勘以外，多循思想史之研究理路，從董子「五行」思想入手，考論《春秋繁露》所收諸篇是否符合董子思想。這種研究方法因諸家對董子思想的認識不同，故頗存爭議。本文將以文本研究為主要方法，通過對《管子》《淮南子》《漢書•五行志》《南齊書•五行志》《隋書•五行志》等著作中與《春秋繁露》互見之文的分析以及對隋代蕭吉《五行大義》所引古本《春秋繁露》佚文、劉炫《孝經述議》所引董仲舒《孝經解》與今本《春秋繁露》的比對，系統梳理「五行」諸篇的文獻學關係，進而探討諸篇的形成過程。我們也希望以這一問題的研究為個案，引起學界方家對抄本時代文本形成過程複雜性問題的關注。
一 學術史的回顧與方法論反思
《春秋繁露》一書之見錄，始於《隋書•經籍志》，此前《漢書•藝文志》中僅著錄「《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並無《春秋繁露》一書之名，而《漢書•董仲舒傳》稱其「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複數十篇」，亦不以《春秋繁露》為其著作之總名。《漢書》的這一記載成為後來學者質疑《春秋繁露》一書真偽問題的引子，據筆者所見，北宋《崇文總目》最早提出這一問題：
其書盡八十二篇，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亡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雲。
《崇文總目》認為《春秋繁露》之辭義宏博，當淵源有自，非近人可偽，只是《漢書》稱董仲舒之書「百二十三篇」，如今僅存八十二篇，可知「其間篇第亡舛」。又據《漢書•董仲舒傳》，《玉杯》《蕃露》乃各篇之獨立題名，而今本《春秋繁露》既以「繁露」為總名，而其中又有以《玉杯》為篇名者，恐為後人據《董仲舒傳》「取而附著」也。由此可見，《崇文總目》雖然對《春秋繁露》一書的篇第、篇題等存疑，但對於這部書「非出近世」的可信度，還是基本認可的。這種審慎存疑的態度為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等著作所繼承。
而真正對《春秋繁露》一書的真偽問題展開全面質疑的，是南宋學者程大昌，他在《秘書省書繁露後》一文中指出，其所見紹興間董某所進本《春秋繁露》有可疑者凡三處：其一，「辭意淺薄」，與《漢書》所載其天人三策「不相倫比」；其二，以《竹林》《玉杯》等為篇題，而以《春秋繁露》為全書總名，與《漢書•董仲舒傳》所載董氏著述不合；其三，《太平寰宇記》《通典》所載《春秋繁露》之佚文不見於董氏所進本《春秋繁露》。這三點中，除第二點襲自《崇文總目》以外，皆為程大昌之創見，特別是第三點，以文獻為據，頗令人信服，故其說影響巨大，陳振孫、黃震等皆推衍其說。尤其是黃震，以《春秋繁露》中災異、求雨諸說與董氏「純儒」形象不符，完全否定了《春秋繁露》的可信性。《春秋繁露》偽書之名，由此而生。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程大昌雖然認為其所見的《春秋繁露》系偽書，但並不認為《春秋繁露》本身是後人偽造的，他在《秘書省書繁露後》的補記中說：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達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為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匯列敘古《春秋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幹土則五穀傷，土幹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為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春秋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嘆也已。
程氏認為《太平御覽》所引《春秋繁露》之語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故認為太平興國間所流傳的《春秋繁露》仍系董仲舒所著之真本，惜乎其亡佚不傳而已。
較程氏稍晚，樓鑰乃致力於《春秋繁露》版本的搜集，並先後獲得裡中寫本、京師刻本、萍鄉翻刻羅氏蘭堂本（三十七篇）和潘景憲子弟訪獲本（八十二篇）四種。其中三十七篇本與八十二篇本均較程大昌所見董氏所進本完備，尤其是後者，《太平御覽》等諸書所引《春秋繁露》佚文大多可以查見，程大昌質疑《春秋繁露》的文獻學依據再難成立。樓鑰由是而言：「則其為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樓氏乃據此本參校諸本而刻印之，明清以來流傳之《春秋繁露》，多以此本為底本，而樓氏關於《春秋繁露》的論斷也為王鏊等明清學者所認可。就筆者所見，明清學者大多對《春秋繁露》的真偽持審慎的肯定態度，這其中四庫館臣的論斷頗具代表性：
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
然而，隨著《春秋繁露》研究的國際化，到20世紀中葉，日本學術界對《春秋繁露》頗多關注，此書的真偽問題再次成為學者爭論的焦點。1959年，慶松光雄發表了《春秋繁露五行諸篇偽作考》一文，將《春秋繁露》的真偽問題具體到「五行」諸篇，也就是《五行對》《五行之義》《五行相生》《五行相勝》《五行順逆》《治水五行》《治亂五行》《五行變救》《五行五事》等九篇文獻上。慶松氏的主要論據是，《漢書•五行志》記載了大量董仲舒的災異說解，然而沒有一條是以「五行」說災異的，足見董仲舒並無「五行」學說，故而《春秋繁露》所見「五行」諸篇自然也不會是董氏的著作。
自慶松先生論文發表後，「五行」諸篇的真偽問題遂引起了中日學術界的反覆討論，田中麻紗巳、邊土名朝邦、池田知久、齋木哲郎等先後著文對慶松的看法進行正反兩方面的論證。關於這一學術史，可參鄧紅《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與關村博道《日本學者關於〈春秋繁露〉的論爭評析》的評介。
除日本學者外，臺灣學者對《春秋繁露》的真偽問題同樣有所關注，而其關心的重點同樣也是「五行」諸篇。事實上，早在1931年，黃雲眉先生即在其《古今偽書考補證》一書中提出《春秋繁露》「不僅書名偽而書亦偽矣」的觀點，將姚際恆原書中「書非偽而書名偽」的結論更推進了一步，但其所舉理由不外宋人所謂董氏「純儒」之說，因此在當時影響並不大。1969年，戴君仁先生發表《董仲舒不說五行考》一文，提出了與慶松光雄同樣的問題，將「五行」諸篇定為偽作。隨後，徐復觀先生在《兩漢思想史》中即對慶松、戴君仁的論點進行了反駁。他從思想史的角度指出，西漢初期，「陰陽」與「五行」尚未融合，漢宣帝以後，此兩者才逐漸融合，《春秋繁露》中「五行」諸篇所論「陰陽」與「五行」皆分為二途，「所以《春秋繁露》中陰陽五行的關係，仍在演進之中，這是絕不能推後或推前的」，《春秋繁露》「五行」諸篇即便並非全出自董仲舒本人，也可以視作其弟子、學派著作的合集。李威熊先生《董仲舒與西漢學術》一書亦認為在沒有直接證據的情況下，不可妄言《春秋繁露》之偽。
此外，歐美學者對於《春秋繁露》的真偽問題也頗多論述，Gary Arbuckle、Sarah A. Queen（桂思卓）、Michael Loewe（魯惟一）等均在其論著中論及這一問題。他們的具體觀點及論述角度雖有不同，但基本上都認為《春秋繁露》中的不少篇章，包括「五行」篇在內，難以認定為董仲舒的作品。至於Tain Tzey-yueh、Davidson Steven等則贊同徐復觀的觀點，認為《春秋繁露》的思想具有內在的系統性和一致性，並且與《漢書》所載董氏《天人三策》中體現的思想相吻合，應當將其視作董氏的作品。
在大陸學界，關於《春秋繁露》真偽的討論並不多見，大多數學者傾向於接受四庫館臣的意見，認為此書雖經後人重新編定，但仍基本可視為董仲舒的作品，直到最近江新在《〈春秋繁露〉五行諸篇真偽考》一文中重新梳理了「五行」諸篇真偽問題的學術史，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從方法論上來看，除了早期的《崇文總目》以及程大昌是根據篇題、佚文等文獻學依據質疑《春秋繁露》的真偽以外，自黃震以來，大多數學者論證《春秋繁露》的真偽問題，都是以《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思想是否與《漢書》所載或者漢代思想史相符作為衡量標準的。這種研究方法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無疑也有很大的風險，這就是論述者必須假設董仲舒的思想是始終保持一致的，同時論述者還必須保證自己對《春秋繁露》的理解是完全忠實於原文的。但顯然，這兩點只能是一種理想狀態的假設而已，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論述者個人的學術背景無疑會影響到他對《春秋繁露》文本真偽的判定，以至於一些同樣的事實判斷，可以被賦予完全不同的價值判斷。學術界對於這種研究方法已經有所垢病，例如鄧紅在談及日本學界關於《春秋繁露》真偽的討論時即指出：「說《春秋繁露》的某一部分是偽作的議論在日本學界一直沒有停過，但因為沒有確切證據，只能在文義上進行推斷。以田中為代表的這一部分學者採用的，往往是先認定《春秋繁露》肯定有偽作，然後再去尋找的先入為主法。」其實這種以「思想理路」論真偽的研究方法並不僅僅存在於日本學界，它甚至可以說是宋代以來《春秋繁露》真偽問題研究的一種傳統方法。
而在這一背景之下，江新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則值得注意。他注意到《春秋繁露》與《漢書•五行志》之間的互見關係，於是以此為據，認為《春秋繁露》中《五行五事》等諸篇並非董仲舒的作品，而是出於劉向。雖然他利用的文獻資料尚不夠完備，結論也略顯草率，但這種根植於文本的方法與思路，無疑是值得稱道的。
因此，本文亦將以文獻學的研究為主要方法，通過對《管子》《淮南子》《漢書•五行志》《南齊書•五行志》《隋書•五行志》等著作中與《春秋繁露》互見之文的分析以及對隋代蕭吉《五行大義》所引《春秋繁露》佚文與今本《春秋繁露》的比對，系統梳理「五行」諸篇的文獻學關係。當然，圍繞「五行」諸篇思想的研究已經有了豐富的成果，非常值得我們借鑑，因此，我們將努力結合文獻學與思想史分析兩種研究方法，探討「五行」諸篇的真偽及作者問題，希望我們的嘗試能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有所推進。
二 問題的提出：《五行順逆》與劉向《洪範五行傳論》的互見關係
關於「五行」諸篇真偽問題的討論，此前通常存在於思想史的論域下，慶松光雄、戴君仁認為董氏論「陰陽」而不說「五行」，因此「五行」諸篇不當出於董氏；而徐復觀等認為董氏兼論「陰陽」「五行」，故「五行」諸篇宜出自董生。但爭論雙方都未舉出實質性的文本依據來證實《春秋繁露》「五行」諸篇的真偽，因此，此一論題能否成立，終究缺乏文本的實證。就本文而言，我們討論「五行」諸篇的真偽問題，立論的基礎乃在其與劉向《洪範五行傳論》的互見關係上。
熟悉漢代五行學的讀者在讀到《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的時候，很容易產生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種感覺首先引導我們注意到《五行順逆》（下文簡稱《順逆》）篇與班固《漢書•五行志》（下文簡稱《漢志》）之間的呼應關係：
以「木」行部分為例，《順逆》篇之「出入不時」，《漢志•傳曰》作「出入不節」；《順逆》「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對應《漢志•說曰》之「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順逆》「飲酒沈琨」，對應《漢志》之「飲食沈湎；《順逆》「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對應《漢志》「不顧法度，妄興繇役，以奪民時」；《順逆》「作謀增稅，以奪民財」則對應《漢志》「作為奸詐，以傷民財」；其後《順逆》中「民病」云云不見於《漢志》，至「工匠之輪多傷敗」，則又對應《漢志》「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顯然，《順逆》與《漢志•木不曲直》的「傳曰」部分有相關性，尤其與其「說曰」部分有文本層面的互見關係。
但是，從整體上看，《順逆》與《漢志》的互文關係是比較零散、缺乏系統性的，主要在木行中表現得比較明顯，在其他四行中，則相對較弱。我們知道，《漢志》所引「傳曰」實為漢初夏侯始昌所傳《洪範五行傳》（下文簡稱《五行傳》），至於「說曰」的部分，則以劉向在成帝時期所撰的解《傳》之作——《洪範五行傳論》（下文簡稱《傳論》）為基礎，並經班固增刪而成。而隨著我們進一步輯佚《南齊書•五行志》（下文簡稱《南齊志》）《隋書•五行志》（下文簡稱《隋志》）等所引劉向《傳論》佚文，乃發現《順逆》與劉向《傳論》之間的互見關係，遠超過其與《漢志》之間的重合度：
在論述《順逆》與劉向《傳論》的關係之前，我們需要首先討論《順逆》與《漢書•五行志》《南齊書•五行志》《隋書•五行志》之間的關係。從上面兩表可以看出，《順逆》雖然與《漢志》《南齊志》《隋志》的引文存在互見關係，但並不與其中任何一種呈現出特別密切的關聯，例如木行部分的「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僅見於《南齊書•五行志》；土行部分的「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金行部分的「貪城邑之賂」等僅見於《隋書•五行志》。經筆者考查，劉向《傳論》自產生後，流傳的情況十分複雜，加之歷代史臣抄撮《傳論》各有詳略增刪，因此造成三《志》之間存在嚴重的異文現象。而《順逆》與此三《志》各有互見、異同，可見與《順逆》存在直接傳抄關係的，並非《漢志》《南齊志》或者《隋志》，而是它們共同的史料來源：劉向《洪範五行傳論》。
通過以上兩表的比較，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較之與《洪範五行傳》的呼應關係，《順逆》篇與《洪範五行傳論》之間的傳抄關係顯然更為密切，幾乎所有與《五行傳》的呼應關係，都可以通過其與《傳論》之間的傳抄關係而得到合理的呈現。因此，我們可以說，《順逆》篇與《五行傳》之間的呼應關係，是通過其與《五行傳論》之間的傳抄關係而實現的——既然《傳論》本身就是以《五行傳》為基礎的衍生文獻，則與《傳論》存在傳抄關係的《順逆》自然也就與《五行傳》存在呼應關係了。
那麼《順逆》與《傳論》之間的傳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從各書所引《傳論》的佚文來看，劉向對於《五行傳》的解說是頗具系統性的，以上表所引「木」行部分為例，劉向首先解釋「木」行的基本內涵，隨後論逆木行之災異，自「田獵馳騁」始，句句與《五行傳》相對應，而最後「蓋以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一句，則解釋「木不曲直」的具體含義，結構嚴整，辭意相連，語氣完足。而與《傳論》相比，《順逆》與《五行傳》之關係則較為疏離，例如《五行傳》中論及的核心問題：「木不曲直」即未在此段中出現，而此段所論災異除「咎及於木」以外，還包括鱗蟲和人民的身體。可見《五行傳》只是《順逆》的思想來源之一，其將木行與鱗蟲相聯繫，顯然是受到傳統月令思想的影響。總之，與劉向《傳論》鮮明的「解傳」體例不同，《順逆》篇實為雜合《五行傳》與傳統月令兩種思想而成的一篇論著。我們很難想像，劉向在說解並不算古奧的《五行傳》時，刻意從這篇思想駁雜的文獻中尋章摘句，再完全裁汰其與《五行傳》思想無涉的詞句。相反，合理的假設是，《順逆》的作者在見到劉向《傳論》後，對其五行休咎之說頗為讚賞，但覺得尚不足發「五行順逆」之說，於是在此基礎上進行發揮敷衍，並將月令思想中的一些災異對應關係加諸其中，例如《順逆》「木」行部分「挺群禁」云云，又見於《淮南子•天文訓》，表明除劉向《傳論》以外，《順逆》篇還有其他的文本來源。
總之，《五行順逆》可以視作劉向《洪範五行傳論》的衍生文獻，是在後者的基礎上加以增刪、改寫而成的。其產生年代自然要在《傳論》之後，而《傳論》之成書在西漢成帝後期，距董仲舒辭世已近百年，故此《順逆》篇不可能為董仲舒所作。（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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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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