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春秋》三傳，當代讀者較熟悉的應該還是《左傳》，畢竟有多篇入選中學課本，從小培養的親切感，豈是說忘就忘得了的？至於《公羊傳》和《穀梁傳》，大約就面目模糊，語焉不詳了。
但其實若依照成名先後排行，《公羊傳》才是真正的龍頭老大，最早獲得官方認證、被立為官學不說，其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更迥非其他二傳堪比，一言九鼎，生殺予奪，入得朝堂，出得刑場，端的是威風八面。
一
《公羊傳》的出身也絕對根正苗紅。據唐徐彥《春秋公羊傳疏》引戴宏序曰：《公羊傳》乃「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歷經六世的口傳心授，才最終寫定成書，所謂秘笈寶典，蓋莫如此。
子夏像
子夏名卜商，就是在《論語》中被孔子稱讚「可與言《詩》」的那位，少孔子四十四歲，要算孔門中的小字輩。但他在文學方面悟性極高，並因此而躋身「孔門十哲」之列，足見其出類拔萃。
《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不妨大膽推測，孔子修《春秋》之時，子夏必會常侍左右，甚而襄助刻寫經文也未可知。關於何者該褒，何者當貶，何者須書，何者應諱等等細節，想來孔子也會耳提面命，詳加指點。然則，子夏之得《春秋》奧義真傳，還是很有可能的。
孔子逝後，子夏卜居西河，授徒三百。其中究竟有沒有一位叫做公羊高的弟子，誰也無法確定。姑且就算作有吧，否則公羊派的大師們只怕會穿越過來吹鬍子瞪眼。他們堅信，正是公羊高他老人家，在聽講《春秋》之餘，撰述了《公羊傳》這部解經攻略。
公羊高像
《公羊傳》被著於竹帛，是春秋學史上標誌性的事件，由於以今文寫就，自然便歸入了今文經學的陣營，與後來加入古文經學麾下的《左傳》，各居正統，勢不兩立。而《公羊傳》和《穀梁傳》雖同屬今文一方，但為爭立官學，亦動輒打擂比武。三傳之間的派系恩怨，明裡是學術論辯，暗裡卻是權力角逐，此中有看不見的硝煙，更有看得見的鮮血。
二
董仲舒像
真正將《公羊傳》帶上權力巔峰的，是那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想像中的他該是個凌厲決斷的人，否則怎敢一見面就向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推銷如此剛猛的國策？可畫像中的他卻偏偏恂恂儒雅，一派宗師風範。他的前半生勤學苦讀，教書授徒，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惟務《春秋》經，留下了「目不窺園」、「下帷講誦」的典故。如果沒有命運註定的那次徵召，他大概會一輩子就這樣安然做他的「模範園丁」。
歷史沒有如果。元光元年（公元前134），朝廷詔令舉薦賢良，四十五歲的董仲舒應選赴試，遇到了二十二歲的漢武帝。我們不知道這場相遇碰撞出了怎樣霹靂的火花，又引發出了怎樣澎湃的共鳴。我們只知道漢武帝連問三策，董仲舒亦連答三篇，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此後，整個歷史如聞神啟，霍然轉身，從黃老道家路線決絕地走向了孔孟儒家路線，一走就走了兩千年。
董仲舒向漢武帝獻《天人三策》（德州董子園蠟像）
董仲舒是公羊學泰鬥，他的《天人三策》自然以《公羊傳》為理論基礎。《公羊傳》的解經特色是設問作答、層層遞進，大有一種追根究底、勇往無前的氣勢。這種氣勢在開篇即已顯露無遺。
《春秋》開篇首句云：「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釋曰：「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公羊傳磚
東漢元和二年（85年）刻，磚長33.6cm，寬12.5cm，磚文為東漢民間流行的草隸書體，行筆馳驟與舒婉結合緊密,風格樸素。
【磚文】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曰王者孰胃（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正月？王之正月也。何言乎王之正月？大一統也。
這段本是釋文，可是如今讀來已感晦澀，索性換個聲道，翻成白話：
Q：「元年」是哪年？
A：魯隱公開始攝政的第一年。
Q：「春」是什麼時候？
A：一年中的第一個季節。
Q：「王」指的是誰？
A：周文王。
Q：為啥先說「王」而後說「正月」呢？
A：因為是周文王制定了正月。
Q：為啥還要特別指出是「王正月」呢？
A：周朝統一天下，成就大業，這是強調王族的中心地位。
圍繞這段釋文，董仲舒展開了他的恢宏演繹，品古鑑今，談天說地，滔滔如長江大河，但其核心不外乎八個字：「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概言之，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天子奉天承運，治理天下；天子有道，則天降祥瑞以表彰，天子無道，則天降災異以譴告。
策文的最後一段是壓軸之論，可視作董仲舒的政治綱領：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闢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瞧，「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旗幟終於豎起來了，而董仲舒的終極目標只有一個——「大一統」，這也正是《公羊傳》的主旋律。
三
「大一統」契合了幅員遼闊的中華帝國擺脫封建枷鎖、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故公羊學屢興不絕。每逢遇到重大變革或重大危機時，《公羊傳》便如倚天之劍，龍吟出鞘。
兩漢乃公羊學極盛之期，前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後有何休的《春秋公羊傳解詁》，都是關於《公羊傳》的權威之作。
《春秋公羊傳》戰國·公羊高撰，東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明崇禎七年（1634）毛氏汲古閣刻本
唐代結束了魏晉迄隋末長達四百年的亂局，定鼎天下，疆域萬裡，四海賓服，則有徐彥的《春秋公羊傳註疏》，彰顯了大唐雄風。
康有為像
晚清列強環伺，內憂外患，公羊學竟奇蹟般復盛，自莊述祖、劉逢祿發其端，由龔自珍、魏源承其緒，至康有為而臻於高峰，他借孔子改制之說，構建起嶄新的「公羊三世」觀，即「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成為戊戌變法運動的思想根基。
戊戌變法
公羊家們並不固守於經傳原文，而是孜孜以求聖人之初心，致天下之大用。《公羊傳》哀公十四年說：「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春秋》。」在公羊家們的心目中，孔子不只是「先師」，更是「素王」；《春秋》也不只是史書，更是撥亂反正的政綱，一褒一貶，一譏一贊，莫不寄寓著孔子的治國理念。
皮錫瑞《經學通論》曰：「《春秋》有大義，有微言，大義在誅亂臣賊子，微言在為後王立法。惟《公羊》兼傳大義微言。」公羊家們對大義微言的發揮可謂淋漓盡致，已遠遠超出了《春秋》本身，「託古改制」和「尊王攘夷」是最常用的口號。而不論口號如何推陳出新，「大一統」的宗旨總歸是無可動搖的。中華文明一脈相傳，得能綿延不斷，屢挫屢奮，實有賴於《公羊傳》所賦予中華民族的這種根深蒂固的「大一統」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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