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講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那些事，也引起了一些討論（參見替儒家立下擎天架海之功的董仲舒，為啥一直不受待見？ ）。比如有朋友說董仲舒和朱熹是大肆兜售自己的私貨、把儒家思想帶歪講偏的人，這個觀點竟讓我一時無法反駁。
無法反駁不是覺得他說得對。如果把學者的觀點理解為私貨的話，那麼但凡研究學術的哪有不夾帶的？而且這些被夾帶的玩意通常還被稱為創新或是創造，從而引領了人類文明的進步……比如若不是哥白尼夾帶了一個名為日心說的「私貨」、勒梅特等人大肆兜售大爆炸宇宙論，弄不好我們還在為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而沾沾自喜呢。
儒學同樣是如此，而且情況更複雜。就拿《春秋》來說，這部記載了240多年魯國國史的史書總共才1.8萬字（流傳至今的約1.6萬字），相較之下記載了從黃帝時代到漢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間共3千多年歷史的《史記》有52萬多字，以囉嗦著稱的《宋史》更是多達500萬字——由此可見孔老夫子的文風是多麼的「簡約而不簡單」。但這也造成了一個巨大的麻煩，那就是把一部本該是以普及知識、傳道授業為目的的史書搞成了「微言大義」，基本上智商不超150的看了也白看，就算能倒背如流也弄不明白寫了些什麼玩意。
於是就有了一幫號稱高智商的傢伙跑出來給大家詮釋《春秋》，其中流傳最廣的就是《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和《春秋左氏傳》，號稱《春秋三傳》。另外還有鄒氏、郟氏二傳，可惜沒啥市場，在漢朝時就失傳了。
董仲舒就屬於專門研究和傳承《公羊傳》的公羊學派。《公羊傳》的作者是戰國時的齊人公羊高，老董雖然稱不上開宗立派式的人物，但在漢武帝時期也是公羊們的領頭羊，就算在當時的整個儒家也稱得上是頭面人物。有這等資歷，老董才有資格替儒家代言，自然也有資格對儒家經典做出自己的詮釋。
有句話不會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甭管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夾帶了多少自家的私貨，但他的主張確實適應了當時那個時代發展的需要，符合了漢武帝劉徹的胃口，反應了儒家內部多數派的呼聲，才使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為現實。甚至到了兩千多年後的清末，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還在利用公羊派的學說，作為其變法圖存的理論依據。
所以說老董這個歪嘴的和尚，哪怕把傳統儒家思想給弄跑偏了，但也算不上什麼壞事。那些說他是儒家叛徒、敗類的，不是忘恩負義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一派胡說八道。
要想把儒家的經念好，可真不是件容易事。孔老夫子搞出來的《春秋》有多難懂、多難詮釋，作為過來人的左丘明是最有發言權的。對此，老左就曾忍不住在《左傳》中吐槽自家的老祖宗：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左傳·成公十四年》）
要想詮釋一部儒家經典到底有多難？表面上看好像也沒啥難度，無非就是三個步驟，即斷章句、通訓詁、明義理而已。
要知道孔夫子在刪述六經時距離造紙術的發明還有600年左右的時間，所以用來承載文字的載體只能是竹簡或木牘。這玩意不但沉重、製作不易，而且寫不下多少字。一旦寫錯了字還得拿小刀削刮，所以才有孔子筆削《春秋》的說法。
為了節（tōu）約（lǎn）簡（shěng）牘（shì），古人在書寫時沒有斷句的習慣（事實上直到近代之前我國都沒有統一的標點符號），有時甚至連分段和分章都給省了。這就給後人閱讀古籍造成了極大的困擾，更麻煩的是因此而產生的歧義。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卷四·泰伯第八》），您說該怎麼斷句？如果斷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成了儒家附和統治階級、提倡愚民政策的鐵證；如果斷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則可以為儒家倡導德化政治、順民應天、開啟民智唱讚歌。同時，這句話還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不同斷句法，不同的斷句也使得整句話的意思大相逕庭。
所以要詮釋一部儒家經典，首先就得「斷章句」，也就是給這部古籍分章、分段以及斷句。由前邊的例子便可知這是一項多麼艱難的工作，同時受限於詮釋者的學術水平、主觀認識以及政治理念，同一本書經不同人之手當然也不可能斷成一個模樣，即便是搞得南轅北轍也不奇怪。
斷完章句，還得「通訓詁」。
所謂通訓詁，就是在解釋古漢語詞義的同時，還得搞清楚古籍中的語法、修辭以及典故的意思。簡單說就是注釋+翻譯——這個步驟的難度可比斷章句難多了。首先漢字在先秦到西漢經歷了劇烈的演變過程，通行文字從大篆、小篆再到隸書，不僅是字形字體的變化，涵義也有差別。這就使得不同學派做出的訓詁不盡相同，甚至千奇百怪；其次，那時可沒有印刷術，典籍只能靠人工書寫或抄寫。這樣一來不但寫錯、抄錯的現象司空見慣，有時想不起來字咋寫或是用哪個字來表達，經常會用別字替代或乾脆造個字湊合，這就是通假字、假借字的由來。寫書、抄書的倒是省事了，你讓作訓詁的咋整？有時為了一個字或一句話的意思吵翻了天，最後發現原來是古籍中的錯別字（沒錯，大部分通假字其實可以等同於錯別字），那心情，得有多酸爽？最後，給《春秋》作訓詁難度尤其大。因為除了《左傳》之外，《公羊傳》和《榖梁傳》最初都是口口相傳而不訴諸於文字的，直到西漢時才成書——這就要了老命了。為啥？先不論那些口口相傳者記性好不好、有沒有誤記或是漏記，就說在成書時是根據口述記錄，也會因為口音、語調等差異以及記錄者的理解水平出現重大誤差。因此清代的語言大師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才十分頭疼的指出「訓詁之要，在聲音不在文字。」（《經義述聞·卷七》）
最後一步就是「明義理」了。這個步驟倒是簡單——相對於斷章句和作訓詁階段各學派出現的差異大多是出於客觀原因，到了明義理的階段就是各大學派大肆往典籍中塞私貨的重災區了，這個咱們後邊再說。
董仲舒雖然是歪嘴和尚念歪經，但《春秋三傳》都是一樣的德性。就像我們在學校時語文老師給課文歸納的「中心思想」，弄不好會讓原著者目瞪狗呆一樣，經過歷代儒生詮釋過的《春秋》，不但在儒家內部惹出了巨大的爭議和分歧，若是孔老夫子泉下有知，估計也要壓不住棺材板、想跳出來將這幫不肖子孫痛毆一頓。
比如在《春秋》本經中，孔夫子記載了這麼一句話：「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春秋·莊公三十一年》）。這短短的8個字，《春秋三傳》卻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詮釋，還惹出了巨大的爭議：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左傳·莊公三十一年》）
這到底是發生了啥，讓三傳吵翻了天，就差當場鬥毆了？
話說在魯莊公三十年（公元前664年），燕國被山戎欺負得狠了，就跑來找帶頭大哥齊桓公呂小白求救。此時的小白同學已經是公認的中原霸主，尤其熱衷於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替人平事，對於燕國的請求自然是義不容辭。於是齊國於次年出兵討伐山戎，一口氣將其攆到了孤竹（今河北唐山附近）才算完。不過，事後卻發生了兩段小插曲——其一是感激不盡的燕莊公一路相送，一不小心就送進了齊國境內，呂小白乾脆就把燕君所經的齊土盡數割讓給了燕國：
「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史記·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第二》）
這件事小白同學辦得特別漂亮，不但能以武止戈，還能以德服人，不愧是春秋首霸。
其二就是前面我們說到的引起《春秋三傳》巨大爭議的「六月齊侯來獻戎捷」事件。對此《左傳》的態度旗幟鮮明，那就是嚴厲的批評，認為小白同學非禮了魯國。
因為按照周禮，凡諸侯討伐蠻夷有功的，需要獻捷於周天子。而在諸侯之間搞「獻」這種儀式是不合於禮的——在儒家的傳統價值觀中，禮基本上就等於法，所以在《左傳》看來，小白同學此舉違背禮法，必須加以嚴厲的斥責和批判，以警醒後來者。
《榖梁傳》則是在通訓詁的階段就與其他兩傳分道揚鑣。《左傳》和《公羊傳》認為所謂的「獻戎捷」是把軍旗插在山戎俘虜的身上從魯國經過，《榖梁傳》則認為小白同學獻的不是大活人而是「戎菽」——戎菽到底是啥玩意現在已經解釋不清，大概不是大豆就是胡豆。不過，這樣的變化就導致「獻」的性質截然不同，肯定不會出現《左傳》所說的非禮問題。
所以《榖梁傳》認為齊國跑到魯國「獻戎捷」，不但是尊重魯國的做法，還顯示了齊國沒把魯國當外人，是兩國友好的體現。
《公羊傳》的態度又與前兩者截然不同。公羊派連小白同學徵伐山戎這件事都看不順眼，認為不管燕人還是山戎人都是人，山戎人欺負燕人固然不對，但齊人對山戎人搞屠殺同樣有失仁義之道，是純粹的帝國主義行徑。而齊國在打了勝仗以後跑到魯國「獻戎捷」，更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是恃強凌弱、是為了嚇唬魯國，妥妥的充滿了惡意。
公羊派的屁股顯然坐得挺歪。但無法否認的是，他們詮釋的這段《春秋》才更貼近於史實。
今天我們稱山東為「齊魯大地」，好像齊魯挺親近的樣子。事實上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裡，齊國和魯國就是一對歡喜冤家，搞出了無數段恩怨情仇。
比如小白同學「獻戎捷」的對象是魯莊公姬同，而姬同的親爹魯桓公姬允不但被齊襄公呂諸兒戴了綠帽子（姬允的老婆文姜跟呂諸兒還是親兄妹），還被殺人滅口。作為報復，姬同公然幹涉齊國內政、支持公子糾爭奪君位，結果結怨於公子小白，也就是後來的齊桓公。
呂小白和姬同從此就槓精上身，開始沒完沒了的互槓。
在魯莊公十三年（公元前681年）的柯地會盟中，姬同跟曹劌通過劫持呂小白奪回了被齊國侵佔的汶陽之田。7年之後小白同學的報復就來了，齊國聯合宋、陳等國攻打魯國。姬同打不過只好認慫，被迫與齊國結盟，結果還被耍了一道——按照禮儀諸侯結盟國君必須親自參加，可齊國卻只派來了上卿高傒，簡直是赤裸裸的打姬同的臉。不僅如此，因為齊魯聯姻，姬同還被迫跑到齊國迎娶呂小白的女兒（或侄女）哀姜，被指責成「未娶而先淫」，成了諸國的笑柄。
在這種情況下，呂小白在徵伐山戎前要求魯國出兵相助，自然而然的遭到了姬同的拒絕。因此在歷經了千辛萬苦並經受了嚴重損失終於打敗山戎後（老馬識途的典故就誕生於此役），小白同學最恨的就是不肯幫忙的姬同了。儘管山戎在齊國之北、魯國在齊國之南，但小白同學寧可繞路也得跑到魯國來「獻戎捷」的意思就很明顯了——如果魯國再不老實，山戎就是榜樣！
結果被小白這麼一嚇唬，還真把姬同給嚇壞了，一年後就掛掉了，年僅44歲。
所以對「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這段話的詮釋，《春秋三傳》誰都不敢說自己的屁股坐得端正。號稱「以史解經」、「以史述道」的《左傳》明晃晃的自打自臉，完全不顧史實一門心思的盯著呂小白的「非禮」行為，大力鼓吹儒家的禮法；而一向吹捧聖君賢王、政治態度最為保守的《榖梁傳》則乾脆顛倒黑白，通過編造事實來替他們心中「聖君」的代表齊桓公洗白；至於在《春秋三傳》中最為特立獨行的《公羊傳》，照舊是不走尋常路——不以山戎為蠻夷便看低一眼，頗有當前社會中某些人的「博愛」和「普世」風範，先是對小白同學到處亂耍霸主威風的行徑表示不滿，然後直截了當的指出齊國向魯國「獻戎捷」實為不安好心。
通過上述的例子，我們可知公羊派不為儒家主流輿論所喜的主要原因——那就是毫不迂腐，也不保守，更不會被所謂的聖賢定論所桎梏。他們不但善於推新求變，而且喜歡劍走偏鋒，這就使得公羊派成了日漸保守的儒家中的異類。
身為公羊派的一代領頭羊，董仲舒更是將《公羊傳》的政治性、易變性和可比附性的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為了迎合漢武帝劉徹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老董不惜化身神棍搞出了一大堆又是陰陽又是天命的神神叨叨的理論，結果使得公羊派落得個「善於讖」的惡評。
說實話這可不是《公羊傳》的錯，而是老董搞「權變」搞得太過火的結果。事實上還是東晉大儒範甯說得比較透徹和公允——真正喜歡搞些神神叨叨東西的是《左傳》，公羊派的特點其實是太俗。俗到看啥玩意對自己有利、有用就統統拿過來往自己的筐裡裝，最後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
「《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豔，移驗反。巫音無。《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婉，於阮反。《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春秋榖梁傳註疏·序》）
所以說大家都是在歪著嘴巴念歪經，只不過老董的嗓門最大、「吸粉」最多，拿到的好處也最讓人眼紅，於是這貨不成為歪嘴和尚的代表，其他人肯定不能同意。
特立獨行的公羊派死於自己的花式作死，同時沒落也是大勢所趨。有時候我在想，要是公羊派沒被幹掉而一直作為儒家的主流力量，那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公羊派最大的特點就是「權變」二字，說好聽點就是積極求變、毫不保守，說粗俗點就是不要臉——只要是好東西、有用的東西，不管是誰家的，也不管是搶來、偷來還是騙來的，統統都往自己家裡搬。最後弄得什麼玩意都可以成為公羊派的東西，把自己搞成了四不像，還被詬病為「貴文章，不重義理」，被儒家主流所摒棄。
其實儒家本身後來也變得越來越不要臉。只不過大多數儒生只是在私德領域不要臉，在公義方面卻非常吝惜臉皮，結果就是勇於內鬥而怯於外爭，不是被外夷揍得鼻青臉腫，就是被耍得團團轉。
因為儒家的日趨保守和僵化，公羊派的這種求新求變或者說不要臉的精神就變得極為可貴了。所以到了晚清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時，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才會扯起公羊派的大旗，作為救亡圖存的理論基礎。
不過遺憾的是，公羊派的輝煌其實沒幾天。董仲舒在獻上《天人三策》之後，雖然人被漢武帝劉徹攆走了，但公羊派還是受重用的，但從此以後他們就開始了花式作死的表演。
帶頭搞事的還是壯志未酬的董仲舒。烈士暮年的老董依舊壯心不已，悶頭寫出一部《春秋繁露》——在這部著作中，老董幾乎拋棄公羊派的大部分主張，一門心思的宣揚他的天人感應學說。又是「性三品」的人性論，又是「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的倫理思想，又是赤黑白三統循環的歷史觀……縱觀《春秋繁露》整部書，到處不是陰陽就是五行，簡直更像是一部神棍書。走火入魔的老董此舉，不僅讓公羊派坐實了「善於讖」的惡名，還使得其愈發遠離儒家主流。
尤其是在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因為長陵遭了火災，自以為機會來了的董仲舒立刻上書指責劉徹惹怒了上天，趁機宣傳自己天人感應的學說。結果惹怒了皇帝，老董差點被砍了頭，嚇得「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第六十一》），徹底退出了政治舞臺。
最糟糕的是，老董之後公羊派鬧起了人荒。董仲舒最有出息的弟子呂步舒不但智商不夠看，眼神也不咋地——在前邊說到的董仲舒上書事件中，小呂居然沒認出來這是恩師老董的傑作，還發揮公羊派不要臉的精神對劉徹說此書「大愚」，氣得老董差點跟他拼命。
另一位公羊派傳人眭弘的智商更是讓人捉急。漢昭帝元鳳三年（公元前78年）時，民間傳出了「公孫病已立」的讖言，這就引起了眭弘的高度關注。
當時漢昭帝年幼，大將軍霍光總掌朝政、權勢燻天。小眭以己度人覺得老霍肯定不甘寂寞，臣篡君位應該是遲早的事。於是他再次發揮公羊派善於權變的特長，給老霍上了一道奏摺大肆慫恿：
「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裡，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順天命。」（《漢書·卷七十五·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小眭就差赤裸裸的點名讓漢昭帝劉弗禪位給霍光了，不過他卻低估了後者的覺悟。人家老霍可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心忠於大漢朝，對於謀權篡位這種事毫無興趣，於是眭弘就不出意料的被砍了腦袋。
問題是昭帝掛了以後繼位的漢宣帝劉詢原名就叫劉病已，所以堅定的認為自己才是 「公孫病已立」這個讖言的天選之人。所以劉詢就對冒出個眭弘這種蠢貨的公羊派非常沒好感，便藉口他爺爺劉據喜好《穀梁傳》開了一場石渠閣會議。表面上這場會議給《春秋》經增設了個《穀梁傳》博士，但實際上已將公羊派邊緣化了。
在東西漢交繼之際的時候公羊派又迎來了一段短暫的輝煌，但也只是迴光返照而已。此後古文學興盛，《左傳》成了主流，《公羊傳》則屢屢被當成反面典型拉出來吊打。
兩漢之後，今文經學日漸衰微，連更善溜須拍馬的《穀梁傳》都沒落了，更何況公羊？一直到了兩千多年後的晚清，《公羊傳》才被從故紙堆中撿起，重新輝煌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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