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廣播公司9月4日文章，原題：挪威也曾感受到中國的憤怒——澳大利亞可從中學到什麼？挪威人對嚴寒並不陌生。但是，當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2010年和平獎授予中國異見人士時，這個北歐國家與北京原本溫暖的關係驟降到零度以下。挪威是最早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國家之一，雙方1950年建立外交關係。
這場爭吵持續了6年，最終兩國在2016年實現關係正常化。10年後，呼籲對新冠病毒起源進行調查的澳大利亞面臨與挪威類似的情況。澳大利亞能從其他面對中國憤怒的國家身上學到什麼？
挪威是全球最大的三文魚生產國，在與中國的外交關係深度凍結的4年中，它在中國的市場份額下降了約70%。中國的做法是，對挪威三文魚實施更嚴格的檢疫措施和進口控制，並限制其頒發的進口許可證數量。
雖然挪威態度依然堅決，但似乎試圖以別的方式安撫中國。2014年，挪威首相索爾伯格選擇不與達賴喇嘛會面。索爾伯格否認中國向她施壓。她當時對挪威媒體說：「我們只知道，如果這樣做（會見）的話，我們將在冷凍關係中停留更長時間。」
最終，挪威得以實現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兩國為此籤署了一份聯合聲明。挪威政府重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今年6月，澳大利亞總理莫裡森被問及如何評論中國採取的制裁措施，他相當強硬地表示，「我們是一個開放的貿易國，但是不論脅迫來自哪裡，我絕不會以犧牲我們的價值觀進行回應。」
然而，墨爾本大學亞洲研究院的卓少傑博士警告說，澳大利亞需要警惕加大賭注。他說，「這確實是一個以牙還牙的情況，我們真的不希望事態進一步升級，所以，如果坎培拉降低論調，可能會有所幫助。」他表示，這並不意味著澳大利亞不應該對華強硬，而是進行「擴音器外交」時應謹慎。（作者麥可·沃爾什，劉德摘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