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恩格斯在《英國狀況十八世紀》中通過對英國工業革命之社會歷史意義的解讀，從生產力與社會關係的對應性（工業革命產生了無產階級等各種新的階級）及對立性（資本家通過對各種工業力量的壟斷而實現了對無產階級的奴役）的角度，對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現代生意經世界向自由的自主聯合階段過渡的內在動力等問題作出較為深刻的解讀。這是恩格斯從客觀內在矛盾的角度來解讀歷史過程的首次理論 嘗試。雖然他此時的確還沒能把社會制度的發展線索與生產力發展的線索有機地結合起來，但必須看到的是，他正在以其所能做到的全部努力來推進對上述兩條線索的有機結合。因此，這一文本在恩格斯邁向唯物史觀的思想徵途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工業革命; 唯物史觀; 無產階級
在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的今天，從學術的角度說，最好的紀念應該是更加深入、準確地解讀這位經典作家的思想，並有力地剝離與回擊關於他的各種學術誤讀。國外學界有些學者喜歡把恩格斯解讀為一個中立的實證主義者，似乎他所做的只是客觀的實證研究，而馬克思所做的才是批判理論的建構。這種解讀既無視了恩格斯在社會矛盾運動理論建構上的重要貢獻，也把馬克思簡單地界定為一個人本主義批判理論的建構者。因此，破解恩格斯是一個中立的實證主義思想家的虛假神話，是我們在當下語境中需要做的工作。而從青年恩格斯思想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寫於1844年1月初—2月初的《英國狀況十八世紀》一文在上述解讀維度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不僅是因為此文在學界以前的解讀中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還因為恩格斯在這一文本中通過英國工業革命的視角對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社會關係的契合性、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奴役性等問題都做出很好的闡述。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恩格斯在此文本中已經展開了對唯物史觀的初步思考。正因為如此，本文以這一文本為切入點，致力於闡述恩格斯對基於內在矛盾運動的社會批判理論的建構歷程，以凸顯他作為唯物史觀共同創立者的真實思想形象。
一
在《英國狀況十八世紀》中，恩格斯並非專論英國工業革命的社會效應，而是把由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英國社會革命之歷史作用放在人類歷史進程中，即放在人類自我認識及自我解放的徵程中來加以考慮。在此時的恩格斯看來，18世紀的歐洲（主要是指英、法、德三國）開啟了反對基督教抽象主體性的鬥爭，因而註定會在人類自我解放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略有遺憾的是，18世紀的上述鬥爭還沒有真正解決實體與主體、自然與精神、必然性與自由之間的對立，只是讓這些對立的各方各自獲得充分發展而已。不過，就是這些對立各方的充分發展在人類解放史上也已經具有重要意義，「18世紀使對立的雙方完全截然相反並充分發展，從而使消滅這種對立成為必不可免的事。由於對立的這種明顯的、極端的發展，結果產生了普遍的革命，這個革命散見於各個不同的民族，而且它在不久的將來的實現，同時就是迄今歷史上的對立得到解決」。恩格斯正是從這裡引出了對18世紀英國所發生的社會革命的解讀與剖析。
在恩格斯看來，表面上看英國在近代史上的作用並不怎麼突出，但18世紀在英國發生的社會革命之歷史意義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研究主題。「德國人代表基督教唯靈論的原則，法國人代表古典古代唯物主義的原則，換句話說，前者代表宗教和教會，後者代表政治和國家，這一點也是顯而易見的，或者到時候就會顯而易見。英國人在近代歷史上的作用不大引人注目，但對我們現在的論題是至關重要的。」那麼，什麼是此處所說的「我們現在的論題」呢?通過分析文本不難看出，它就是英國的社會革命與法國的政治革命及德國的哲學革命之間的區別。在恩格斯看來，只有英國才真正具有社會的歷史，英國在18世紀所發生的革命才是真正的社會革命，因為只有在英國，人的本質才可能不是通過國家或教會、而是通過個人的利益活動表現出來。「只有在英國，個人本身才促進了民族的發展並且使發展接近完成，而沒有意識到要代表普遍原則。只有在這裡，群眾才作為群眾為自己的單個利益進行活動；只有在這裡，原則要對歷史產生影響，必須先轉變為利益。法國和德國人也在逐漸走向社會的歷史，可是他們還沒有社會的歷史」。
考慮到恩格斯在《英國狀況十八世紀》開頭曾說英國的社會革命「比任何其他一種革命都更廣泛，更有深遠影響」，因此，他在此處所說的原則要對歷史產生影響就必須先轉變為利益的觀點顯然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就在二三個月前所寫的《大陸上社會改革的進展》一文中，他還保持著對基本原則的看重，只不過強調了同時要向英國社會主義者學習和借鑑。「我們的基本原則固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比較廣泛的基礎，因為這些原則是我們從包羅人類全部知識領域的哲學體系中得出的， 不過在有關實踐、有關影響現存社會的實際狀況方面所做的一切，我們發現，英國社會主義者遠遠超過了我們，所以要做的就很少了。」他此處所說的給我們提供比較廣泛的基礎的基本原則顯然是指人的本質，但到了《英國狀況 十八世紀》卻變成原則要對歷史產生影響就必須先轉變為利益。顯然，恩格斯此時已經清晰地認識到，英國的社會革命之所以要比其他任何一種革命都更有影響，其原因就在於它讓我們認識到人的本質的實現方式恰恰就在於現實的利益關係之中，因此，要想理解人的本質 的發展史，就應該去研究現實利益關係或社會關係的發展過程。恩格斯此時所講的人的本質，已經不再是抽象人性論層面上的內容，而是指客觀現實性層面上的社會關係內涵。筆者以為，這種理解已經具有了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說的歷史唯物主義關於人的本質的理解的初步內容。
以此為基礎，恩格斯展開了對從古代奴隸制到現代生意經世界的社會歷史過程的解讀。對他來說，這一歷史過程既是人的主體性的不斷發展史，又是社會制度的不斷發展史。他分別研究了古代世界—奴隸制、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農奴制、現代生意經世界—基於財產統治的私有制、自由的自主聯合階段—重新回到人類自身等四個階段的具體內容。在他看來，古代世界是不懂得主體性的，其世界觀基礎是抽象的實體性，因此奴隸制是它必然的制度選擇。而基督教日耳曼世界雖然以主體性維度來對抗古代世界，但遺憾的是它所堅持的主體性只是一種抽象的主體性，它其實是以唯靈論、內在性等為基本原則來同古代世界相對抗的，因而它不可能真正帶來主體的自由，相反只會帶來對主體的奴役。「抽象的內在性變成了抽象的外在性，即人的貶低和外在化，這一新原則造成的第一個後果，就是奴隸制以另一種形式即農奴制的形式重新出現；這種形式不像奴隸制那樣令人厭惡，卻因此而更虛偽和不合乎人性。」到了現代生意經世界（恩格斯也稱之為基督教世界秩序或基督教國家），由於利益關係被提升到普遍原則的層面上，因而在基督教日耳曼世界中未曾實現的主體性原則在此階段通過個人利益的維度而發展到最高點。「利益被升格為人類的紐帶——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體的和純粹利己的——就必然會造成普遍的分散狀態，必然會使人們只管自己，使人類彼此隔絕，變成一堆互相排擠的原子；而這種單一化又是基督教的主體性原則的最終結果，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達到的頂點。——其次，只要外在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單個利益，利益的統治必然表現為財產的統治。」在恩格斯看來，通過這種形式而實現的主體性恰恰是最外在化的主體性，是以人成為物的奴隸的形式而表現出來的，因而也標誌了這種世界秩序已經不能再發展下去了。「人已經不再是人的奴隸，而變成了物的奴隸；人的關係的顛倒完成了；現代生意經世界的奴役，即一種完善、發達而普遍的出賣，比封建時代的農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無所不包；賣淫比初夜更不道德、 更殘暴。——基督教世界秩序再也不能向前發展了；它必然要在自身內部崩潰並讓位給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至於這種合乎人性及理性的制度到底是什麼？儘管恩格斯在《英國狀況十八世紀》中只提到這是「人類走向自由的自主聯合……要重新回到自身」的階段，但考慮到他在之前的《大陸上社會改革的進展》一文中就已把共產主義視為 「從現代文明社會的一般實際情況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結論」，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把恩格斯此時所說的這一階段視為共產主義階段。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恩格斯此時對社會歷史進程的理解已經不再簡單地停留在人本主義歷史觀的層面上，而是已經在唯物主義的道路上推進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對他來說，上述四個階段的發展歷程雖然也表現為主體性的缺失——抽象主體性——主體性在外在化狀態中的實現——回到人自身等四個階段的發展過程，但這一過程並非像德國哲學家赫斯所說的那種人的本質在個別化的交往狀態中的異化及其在共同活動狀態中的回歸，而是對人的現實主體性在上述四個階段中的基本特徵的一種梳理與概括。因此，恩格斯才會在主體性發展線索之外再附加上一條社會制度的發展線索。在筆者看來，恩格斯是想藉此強調任何一種人性論的發展線索如果脫離了具體社會制度的分析就都是抽象的。當然，如果我們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審視青年恩格斯此時的社會歷史觀也不難看出，僅就上述的理論表述而言，他的思路的確還缺少一條生產力的線索。如果對社會歷史過程的解讀只是停留在對各種社會制度之延續性的描述上，那也很難說這種理解已經達到唯物史觀的理論水平。
請注意，此處的關鍵點恰恰就在這裡。青年恩格斯正是在緊接著上述對社會制度史的描述之後來 談論英國社會革命的意義問題的：「英國的社會革命大大地發展了封建制度的廢除所引起的這些結果，以致基督教世界秩序滅亡的危機已經為期不遠……一旦金錢貴族在政治上戰勝了門閥世族，而工人民主派又在政治上戰勝了金錢貴族，這個危機就必然到來。」筆者以為，恩格斯是想通過接下來對英國社會革命的具體論述，來回答基於財產統治的現代私有制社會是如何不斷發展出來的以及它本身是如何必然被歷史所超越的。客觀地說，此時的青年恩格斯只能在這一維度上加以突破，因為如果要他去闡釋導致古代世界即奴隸制度滅亡的生產力線索，顯然超出了他此時的能力之外。不過，按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的說法，「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那麼，恩格斯此時首先突破對近代私有制社會的發展動力的研究，對於他深化對古代私有制社會發展動力問題的解讀也是有幫助的。因此，我們不應該把恩格斯在這一文本中對英國工業革命的解讀僅僅放在經濟學的維度上來加以理解，而應當從歷史觀的角度把它視為推動社會關係變革及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換句話說，恩格斯此時關注的其實並非機器的經濟學意義，而是機器大工業的社會歷史意義。
二
在明確了上述關鍵點之後，我們再來看恩格斯此時對英國社會革命的闡述就比較容易了。他首先分析了17世紀以後英國的社會革命對其社會關係的新構建及其發展過程所產生的影響，「在17世紀的動亂以後，社會關係逐漸建立起來並採取了固定的形式，這種形式一直保持到1780年或者說1790年」。在對這種社會關係建構過程的闡述中，恩格斯分析了三個土地佔有者階級的狀況，即貴族大地主階級、非貴族大地主或者說鄉紳階級、自耕農階級。在對貴族大地主只是靠著地租而整天吃喝玩樂、鄉紳階級已經完全消失等現象作了簡要的描述之後，恩格斯對第三個階級的狀況進行較為詳細的剖析。他指出，自耕農即小塊土地所有者在英國已經消失了，但恰恰是社會革命促成了這一階級的消失。「這個階級在英國也已經消失了；社會革命剝奪了它，結果就發生了一種怪異的情況：當法國的大地產被暴力分割時，英國的小塊土地卻被大地產侵佔和吞併。和自耕農同時存在的還有小租佃者，他們通常除種地外還從事織布；這些人在現代的英國再也找不到了……大租佃者的競爭把小租佃者和自耕農從市場上排擠出去，使他們窮困潦倒；於是他們就變成僱農和靠工資生活的織工，這些人大批流入城市，使城市以極其驚人的速度擴大起來。」恩格斯在這裡說得很清楚：是社會革命推動了新的社會關係或者說階級關係的形成與發展。
接著，青年恩格斯就要來對英國的這種社會革命的具體內涵作出闡釋。儘管恩格斯在以前也曾使用過「社會革命」的概念，譬如在 《大陸上社會改革的進展》中，他在談到德國的哲學共產主義者時曾說過「還在1842年秋天，這一派的某些人就爭辯政治變革的不足之處，並表明自己的見解：以共有財產為基礎的社會革命，是惟一符合他們抽象原則的人類狀態」，但筆者認為，在青年恩格斯對英國的社會革命與法國的政治革命及德國的哲學革命之間的區別作出準確判斷之前，他是很難真正理解社會革命這一概念的內涵的，更不要說去準確地理解由工業革命所推動的英國社會革命的深層內涵。因此，筆者認為只是在《英國狀況十八世紀》中，恩格斯才真正從歷史觀的層面對社會革命這一概念的內涵作出準確把握。
在恩格斯看來，我們必須從社會革命的角度來全面地理解英國18世紀工業革命的真正意義，而不能只從工業生產的動力之改變的角度來加以簡單的理解。「雖然珍妮紡紗機降低了紗線的生產費用，並且由於擴大了市場而給予工業以第一推動，但是，它幾乎沒有觸及工業生產的社會方面，即生產的性質。只是在阿克萊和克朗普頓的機器以及瓦特的蒸汽機建立了工廠制度以後，運動才開展起來……現在，蒸汽機得到了實際應用，給予工業進步以新的推動，而每一個新的改進都給予整個工業體系的擴展以有利的影響。」這裡的關鍵詞是「工廠制度」，恩格斯是從工業生產的社會方面來理解和界定它的。應該說，能否完整地把握它的內涵，直接關係到我們能否全面地理解恩格斯此時的社會歷史觀。恩格斯此時所講的工廠制度具有技術維度和社會維度兩個方面的內容。從技術維度來看，工廠制度體現了機器生產及其所推動的工業體系的拓展。從社會維度來看，工廠制度反映了社會關係尤其是勞資階級關係上的新建構。
首先，就工廠制度的技術維度而言，恩格斯在闡述機器生產對工業體系的拓展時，實際上還論述到機器生產條件下勞動過程的改變。在他看來，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決不只是工業動力的加強、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等結果，而且還是勞動過程的改變，即由原來的手工勞動轉變成了現在的機器作業。「人們不是在家裡工作了，他們開始在大建築物內共同工作。手工勞動由蒸汽動力和機器作業代替。」事實上，當恩格斯在論述機器生產使工廠制度或工業體系從一開始的棉紡織業向毛紡織業、麻紡織業、絲紡織業、機器製造業、金屬加工業、採礦業等工業部門拓展時，他基本上也分別論述了在上述工業部門中勞動過程的改變問題。譬如，他在工業體系在生鐵製品加工業中的拓展時說：「釘子和螺絲釘先後從1790年和1810年開始用機器製造；1760年亨茨曼在設菲爾德發明了鑄鋼法；鋼絲可用機器拉制了，整個制鐵部門和熔銅部門都普遍地採用了大批新的機器；手工勞動被排擠，凡是企業性質允許的地方，都建立了工廠制度。」千萬不要小看這一點的重要性。馬克思在1863年1月28日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也曾談到這一問題：「工業革命並不始於動力，而是始於英國人稱為工作機的那部分機器，就是說，並不是始於比如說轉動紡車的腳被水或蒸汽所代替，而是始於直接的紡紗過程本身的改變和人的一部分勞動被排除……一當問題不再涉及機器的歷史發展，而是涉及在當前生產方式基礎上的機器，工作機（例如在縫紉機上）就是唯一有決定意義的，因為現在誰都知道，一旦這一過程實現了機械化，就可以根據機械的大小，用手、水或蒸汽來轉動機械。對純粹的數學家來說，這些問題是無關緊要的，但是，在問題涉及證明人們的社會關係和這些物質生產方式的發展之間的聯繫時，它們則變得非常重要。」應該說，恩格斯在《英國狀況十八世紀》中已經從勞動過程本身的改變及人的手工勞動的被排除等角度來理解機器生產的意義了。而這使他在歷史觀的認知上比同時期的其他思想家更具有向生產方式維度靠攏的思想能力。
要知道，這可不是所有的研究機器生產的理論家都能達到的思想水平。就當時的情況來看，即使是像威廉·舒爾茨（Friedrich Wilhelm Schulz）、安德魯·尤爾（Andrew Ure）這樣的思想家也沒有達到這種理論高度。德國資產階級理論家舒爾茨在《生產運動》一書中明確把機器生產當作社會形態發展次序中的一個重要階段，但由於他審視社會形態發展過程的角度並不是恩格斯在《英國狀況十八世紀》中所具有的那種社會制度之現實發展史的角度，而是精神不斷地揚棄對自然之依賴性的歷史唯心主義的角度，因而，他自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機器生產的社會歷史意義。「在更為野蠻的民族那裡，人民精神對自然的依賴性也就更強，它要在同外在自然更為長久的鬥爭中才可以形成對自己力量的自信……人民也以不同的程度爭取離開他的母親般的土地，不是通過掙斷他與之結合在一起的緊密紐帶，而是通過紡出纖細而豐富得多的纖維。按照這種獨立性和自由的程度，我們可以發現遵循不同等級的不間斷次序的更低或更高的社會形態。」在這種解讀視域下，機器生產階段的意義對舒爾茨來說便只能是精神對自然之依賴性的徹底掙脫了，「最終這種持續的分工走向了一種完善的機器的應用，在此之上就進入了利用機器的真正的生產製造的第四個階段。通過那些分工，謀生活動的不同種類分解為它們最簡單的程序，由外在自然無理智的力量被運用於此單純機械的、簡單重複的活動之中；因此人便保留了工業的更高的勞動，並且變成了這種自然力的理性的、相對物質性而言更多是以精神性的方式進行活動的操縱者和領導者」。可見，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解讀視角，即使面對機器生產的事實，也不能挖掘出其中所蘊含的歷史觀內涵。
安德魯·尤爾也是一樣，儘管他對機器大工業的界定（尤其是它與工場手工業的區別）曾得到過馬克思的肯定，「尤爾博士在頌揚大工業時，比那些不像他那樣有論戰興趣的前輩經濟學家，甚至比他的同時代人，如拜比吉（ 他作為數學家和力學家雖然比尤爾高明，但他實際上只是從工場手工業的觀點去理解大工業的），更加敏銳地感覺到工場手工業的特點」，但他同樣缺乏一種正確的歷史觀來理解這種機器大工業的社會歷史意義。尤爾所關注的只是技術層面的生產過程的變化，而不是能 夠推動新社會關係尤其是新勞資關係建構的那種社會革命層面上的勞動過程的轉型。因此，儘管他也看到了自動工廠的確用機械技藝取代手工勞動，但他不可能看到這種新的勞動方式對工人階級可能會產生的影響。這導致他只會對機器工業大唱讚歌：「在關於機器勞動的所有偏見中，沒有比下列偏見更不靠譜的了：與其他職業相比，它顯得尤為平淡無味且令人厭惡，因為它被綁在了『蒸汽機永不停息的運動』節奏上。其實，在已經建立起來的棉紡織業中，所有艱苦的勞動都由蒸汽機完成了，而 留給看管機器的人的勞動一點也不辛苦，簡直就是無事可做。」
其次，就工廠制度的社會維度而言，此時的恩格斯不僅看到基於工業革命的工廠制度推動了各種舊階級（如小土地所有者、小租佃者等）的消亡以及新階級（如無產階級、新的僱農階級等）的出現，更為重要的是，他實際上還看到了現代私有制條件下資本家與工人階級之間的內在對立關係。我們首先要承認，恩格斯能夠看出工業革命推動無產階級的建構，這已經是很重要的思想進步。「18 世紀在英國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結果就是：由於工業革命，產生了無產階級。新的工業總是需要大批常備的工人來供給無數新的勞動部門，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過的工人。」相比於他以前從失業工人之貧窮的角度來論證私有制的不道德性，恩格斯此時的這種基於無產階級的解讀思路清晰地反映了他在社會革命之歷史觀意義的思考上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從這裡我們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在《英國狀況十八世紀》的開頭部分所說的「在大陸，也有窮苦、貧困和社會壓迫，然而這對民族的發展沒有 產生影響；相反，現代英國工人階級的貧困和窮苦卻具有全國性意義，甚至具有世界歷史意義」這句話的意思了，因為對他來說，只有英國工人階級的貧困才深刻地反映了英國私有制條件下社會關係的矛盾性，而在當時的大陸國家中，窮困現象很可能只是政治層面上國家統治中存在的問題的相關表現。
在指出這一點之後，筆者更想強調的是：恩格斯此時還看到了工業革命推動英國社會中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奴役或者說這兩個階級之間的對立關係。在闡述了機器生產使工業體系拓展到各個新工業部門中去之後，恩格斯作了如下總結：「英國工業的這一次革命化是現代英國各種關係的基礎，是整個社會的運動的動力。上面已經談過，它的第一個結果就是利益被升格為對人的統治……由於私有制的作用，這些按照法理應當屬於全人類的力量便成為少數富有的資本家的壟斷物，成為他們奴役群眾的工具。商業吞併了工業，因而變得無所不能，變成了人類的紐帶。」這段話所提到的利益升格為對人的統治的觀點，在此文本前面關於現代生意經世界的闡述中已經提到過。但此處提到的資本家通 過壟斷新創造出來的工業力量而實現了對「群眾」的奴役的觀點，是首次出現的。這裡的關鍵是要搞清楚恩格斯此時所說的群眾到底是指誰。事實上，在這段話的後面，恩格斯就提到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最重要結果是產生了無產階級，而且還特別強調這些無產階級就是用來供給新出現的勞動部門的。由此我們可以合乎邏輯地推斷，恩格斯此處所講的群眾就是指新出現的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這樣一來，此時恩格斯思路中的那條英國工業革命建構了相互對立的勞資關係的闡釋線索便清晰地凸顯了出 來。
三
在上述分析之後，我們再回到前面關於恩格斯歷史觀的解讀。應該說，在關於奴隸制——封建制——基於財產統治的現代生意經世界——自由的自主聯合階段這一發展過程的總體闡述上，恩格斯此時的確還沒能把社會制度的發展線索與生產力發展的線索有機地結合起來。但必須看到的是，他正在以其當時所能做到的全部努力來推進對上述兩條解讀線索的結合。這具體表現在恩格斯通過對英國工業革命之社會歷史意義的解讀，從生產力與社會關係的對應性（工業革命產生了無產階級等各種新的階級）及對立性（資本家通過對各種工業力量的壟斷而實現了對無產階級的奴役）的角度，對上述四階段發展進程中的第三個階段向第四個階段發展的內在動力等問題作出較為深刻的解讀。這應當被理解為恩格斯從客觀內在矛盾的角度來解讀歷史過程的首次理論嘗試。強調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必須認識到唯物史觀決不只是停留在對什麼樣的生產技術水平對應於什麼樣的社會制度或社會組織形式的描述上，如果是這樣，那很多資產階級理論家就都成了唯物史觀的信奉者。且不說像威廉·舒爾茨這樣的理論家的確梳理出生產能力的發展與社會組織的變化之間的對應關係，就是馬克思本人也曾說過，「按照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自己的說法，現代發生的生產技藝上的變化摧毀了過時的社會制度及其佔有方式」。也就是說，馬克思是承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發現了生產技術的變化與社會制度的更新（即封建制度讓位於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對應關係的。
實際上，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問題不在於沒看到工業技術的革新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出現之間的關聯性，而在於看不到導致新社會制度出現的原因其實並不僅僅在於生產力維度上的變化，而是這種生產力與現實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性在推動著社會制度的更替。因此，這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只承認從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轉變的必然性，卻不承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也必然會被歷史發展過程所超越。「如果我們回想一下馬爾薩斯，那麼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在我們面前 了。這個秘密不過在於把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獨有的、適應一定的物質生產狀況的暫時的社會關係，變成永恆的、普遍的、固定的規律，即他們所說的自然規律。由物質生產過程中的革命和進化造成的社會關係的根本改造，被政治經濟學家們視為純粹的空想。他們看到某一特定時代的經濟界限，但他們不懂得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們是歷史發展造成的，同樣必然要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消失」。
當然，我們也要承認，恩格斯此時對生產力與社會關係的矛盾性的理解才剛剛開始，他此時只是 把握住了資本家對各種工業力量的霸佔以及對工人階級的奴役。至於這種對立或矛盾關係是如何必然導致基於財產統治的私有制社會向自由的自主聯合階段過渡的，則還沒有被詳細的探討。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恩格斯此時在歷史觀思考時還沒有引入經濟危機的線索。這當然與他在這一文本中只是研究英國18世紀的社會狀況有關。這種情況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得到改變的。在這一著作中，恩格斯不僅詳細地闡述了最近60年來的英國工業史及其在市民社會層面上所引起的社會效應， 還明確地在經濟危機的前提下來思考勞資矛盾及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問題。「商業危機依然存在， 它將隨著工業的發展和無產階級人數的增加而日益嚴重，日益可怕。隨著小資產階級的不斷破產，隨著資本迅速向少數人手裡集中，無產階級的人數將按照幾何級數增長，使整個民族，除了少數百萬富翁，很快都成為無產階級。但是，在這種發展的進程中必將有這樣一個階段到來，那時無產階級將看到，他們要推翻現存的社會權力是多麼容易，於是革命就跟著到來了。」有了這種經濟危機的理論 維度，恩格斯對生產力與社會關係矛盾性的把握必然會更加深刻，這也是他在向唯物史觀的發展道路上獲得更大動力的原因。而我們在把握住了這一點之後，也必將在對唯物史觀的解讀與領悟方面，不僅要關注生產力發展與具體社會制度之間的對應關係，而且更要把握住基於客觀矛盾運動規律的歷史內在邏輯。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對歷史發展規律的領悟與具體的現實實踐語境有機地結合起來，找出一條科學地推進唯物史觀具體化的理論路徑。
作者簡介/Profile/
唐正東，江蘇常熟人，哲學博士，南京大學哲學系暨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文章來源：《現代哲學》2020年第4期
編輯：黃天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