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荀恨晚

　　瓷版畫「八聖人」中的荀子。

新華社資料片

　　王蒙

　　荀子曾經與孟子齊名。前者主張性惡，後者主張性善。當然，孟子銜居「亞聖」，荀子在後世的影響比不上人家，這與時間的先後次序有關，也與性惡說在中國不佔上風有關。傳統文化是注重感情的文化，說人生而性惡，民眾士人感情上都不好通過。

　　但荀子的重點不是駭人聽聞、痛心疾首地揭露、拷問與哀嘆人間的惡人惡行惡性惡情，像某些作家如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到諸惡時那樣。荀子的調子是人類生而難免有欲有私有爭有惡，惜哉痛哉憐哉。荀子的性惡論帶有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特色。他的性惡說，重點不是控訴、審判、斥責人世間與人類的低劣本性，而是強調禮義教化的不可或缺，聖王教化與管理不可或缺。他強調的是：仁義道德有賴於後天人文文化、聖賢文化、規範秩序培養、嚴刑峻法懲戒，還有天子與諸侯既仁愛又強勢的治理。然後才能抑惡揚善，化惡為仁，在內聖外王的聖王帶領下，構建天下歸仁的太平與福祉。

　　他的性惡論易於與韓非子等的法家論述接軌，但荀子儒法兼收，儒學為主，在認同法、刑的重要意義同時，尤其強調仁心仁德、為政以德、教化至上、聖賢（精神導師）至上，強調禮製法制的嚴格規範性；同時，對於老人、殘疾人、邊緣之人等也有各種變通通融折扣的柔性思路。在某種意義上，荀子的性惡論有他的先進與務實處，與孔孟相比較，荀子接地氣多一些，高大浪漫的調門降了一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荀子含義豐富地引用並稱頌《詩經》上的這兩句詩，連通了孟子「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的名言，表現了他對於治理的立體性、多面性與可調整性的認知。儘管後世對這些說法有不無呆板與平庸自囿直至與原義相悖的解釋，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一個真正追求經世致用，並能聯繫治國平天下實際的大儒，與只會尋章摘句的腐儒截然不同。前者能堅持義理原則，也能具體地分析具體情狀，還懂得開拓思路，調整部署。而後者，只能把活學問把智慧的能動性搞成較勁的、縮手縮腳的死定義。

　　以禮經國、以樂輔禮、助禮、飾禮，以聖賢制禮樂，以德為政，以仁厚服人取天下，以嚴刑峻法保持威懾，以戰車軍備禦敵，以聖賢偉士人才自強，這是荀子之道的全面性、複合性與整體性。荀子最好的理想是備暴力強迫手段而不用，以軟實力贏取民心——以王道得天下。這實在是極有特色的中華文化傳統。

　　仁心在內，禮制在外，有階級尊卑的秩序規則，有文質彬彬的言語舉止，有對於犯上作亂的警惕禁忌懲戒，有兢兢業業的自我約束，有正心誠意慎獨的自我自律修養，有以禮為先為美的輿論共識，有是非榮辱之心，存是去非，求榮知恥，乃有規格、格調、正理、章法：生老病死、和戰吉兇、朝廷內外、生殺予奪、民生百事、社會分工、資源分定、祭奠莊嚴、宗教神祗，都有禮樂、引領、規則、章法、節奏全覆蓋，社會自然高雅太平，舉止文明，各安其位，無亂無爭，無邪少惡。

　　而且，早在兩千多年前的荀子就指出：「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這樣的論述，既尊重人們的感受與習俗，又強調了禮的文化意義，而與愚昧迷信拉開了距離，其立論之清醒與實事求是，至今難出其右。

　　荀子相當平靜地指出了欲與惡的存在，既保持了敬天的基因，又面對了天與人的區分與實際距離，提出與其和天較勁、不如致力於人事的綱領。同時荀子在中國傳統文化論述中罕見地肯定了人慾的不可能去除、不必上火針砭、不需深惡痛絕。生而有欲乃至多欲，是正常的，是無法消滅的，不應該向大眾提出壓制或消滅欲望的口號。問題不在於有欲無欲，而在於你的欲導引了你的什麼行為，有欲則可，因欲而行為不端、無禮違法則斷然不允。以禮義規範欲，乃是文明；而以為可以以禮義消滅欲，則是狂悖囈語。在中華傳統文化的戒欲防欲制欲主流中，荀子為欲有所辯護通融，也是一家之言而振聾發聵。

　　孟子的性善論則給儒家思想披上了美好理想，成為人間樂園、美德治平、天生孝悌的幸福長衫。天性即是人性，天心即是人心，天性善，這是儒家天人合一主張的重點。而老子天地不仁的說法，大大降低了人們對待天地、自然、世界的自作多情——酸的饅頭（sentimental）。

　　荀子尤其強調禮，強調禮的文化性、規範性、治理性、祛惡性、和平性，同時強調禮的前提是義——道義與原則。道義與原則踐行在外，誠於中而形於外，暖和於中而嚴正於外，乃構成禮——彬彬有禮、謙謙君子、以文化人、永不生亂。

　　一方面荀子介紹古禮，細緻生動具體有趣，入情入理，可親可愛；一方面，荀子又借孔子之口講論：比起戴什麼樣的帽子的禮數來說，權力系統的人——天子、諸侯、公卿，更應該關心的是仁心人心良知正道。

　　比起《論語》《孟子》來說，《荀子》的篇幅要大得多。他講的許多問題比較細、比較切合實情。

　　荀子專門講了君道——天子、帝王、君王之道，強調一切都要遵循效仿唐堯、虞舜、夏禹、商湯、文王、武王、周公。同時荀子又提出了「法後王」觀點：他不搞復古，不認為中華文化唯古是瞻、越古越好。他倒還沒有提出厚今薄古，但頗有些厚古更厚今、活在當下的意思。他提出道義仁禮德的觀念，認為這些帶有終極價值意義的範疇其實是來自天地榜樣垂範，來自聖人教化，是高於權勢的，是決定權勢被承載擁戴、抑或被顛覆毀滅之不同命運的，是具有崇高性權威性不可逆性的。他認為君王與賢良是要知天命的，是不可違背天命的，正如今日之強調不能違背歷史與社會的發展規律。同時他又提出了聖人「不求知天」的重大命題：不贊成將心智用在宗教式的終極形而上空泛高論或佔卜式的猜測賭博上，而是認同人間正道，認識人間的可與不可、能與不能、義與非義、禮與非禮，有所選擇有所把握，有所修為，這甚至令人想起讓·保羅·薩特的無神論的存在主義，想起薩特的「存在先於本質」。而荀子關心的首要，不在於薩特式知識分子的選擇，而是君王權力系統的選擇。荀子認為，堅持禮義與禮制，在不同的等級層次上踐行守護仁德，搞清名分，確定萬民萬事（日理）萬機的統類——性質，也就是孔子強調的正名，是治國理政的首要。

　　王者不僅合乎天道儒道，荀子還講王制，即王者的治理法度。他說：「奸言，奸說，奸事，奸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是王者之政也。」

　　意謂：「對於說話、主張、做事耍手段、鑽空子、不安分、偷奸使壞之人，要給予安置，加強教育，適當等待，有所鼓勵引領，有所懲罰警示。能夠接受安置的就讓他們安定下來，不能接受安置的只好予以捨棄。」

　　「對於幾種殘疾人，君王要收養他們，使用他們的才具，救濟他們的衣食，全面覆蓋，不能遺漏。」

　　「而對於顛覆社會秩序的人，只能堅決處死，不能赦免。這樣做，合於天道天德。這是王者的施政方略。」

　　這已經突破了儒學的為政以德、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範疇和禮教，講到一些精明強悍的用權手段和計謀了。雖然在其他地方，荀子多次反對治國理政的計謀化。

　　荀子講正名，強調桀紂之類的獨夫民賊、無道昏君，根本不能算君王，而伊尹、周公等的臨時行使君王權柄，也絕非悖逆。荀子的治理思想，包含著對非治、悖逆形勢的承認、解釋與對策。

　　荀子強調：法者治之端（根據），君子，法之原。就是說要以人治保證法治。他說：明主，急得其人，闇主，急得其勢，就是說，禮義第一，用人第二，炙手可熱的權勢只能叨陪第三。他的人治高於法治論現在看來也許不怎麼對，但這些說法仍然惟妙惟肖，來自古代後代本土實踐，令人覺得荀子實有朝廷官場政治生活經驗，細膩詳實。他描寫的政治生活現象可聞可見可觸可以務實評析，絕非凌空蹈虛之論。他沒有孟子那樣高調，但是比孟子紮實。

　　操作起來，他認為天子、諸侯君王們的主要職責任務是用賢人、清奸佞、賞罰分明、繩墨公平。荀子甚至強調說天子君王是正道驅動者、布局者、指揮者與裁判者，而做事處理日常政務主要是靠你用的「相」，以及賢良臣子。荀子認為，有好人好用，天子諸侯可以勞逸適度，可以更多地享受生活，可以更主動地評價監督調配，高高在上，主動在己，進退鹹宜；當然，這只能是一個角度。歷史上的「明君」，更多是將決策與用人結合起來的。用毛主席的說法，是「出主意、用幹部」，而鄧小平的說法是：「抓頭頭，抓方針。」

　　荀子講臣，把臣子分為幾種，一曰態臣，靠表態作態取寵信者是也；二曰篡臣，做官而擴張權勢、窮奢極欲乃至架空君王者也；三曰功臣，取得信任，辦實事者也；四曰聖臣，忠誠於君王，忠誠於正道，有所完善，有所諫爭，不但出色完成了君命，而且樹立了典範、優化了形象，改善各方對於權力系統的輿論觀感者也。不用多說，這樣的區分，相當地道！

　　荀子注意區分諂（媚）、忠（誠）、篡（奪）、國賊這四種為臣之道，荀子提出了諫、爭、輔、拂這四種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並提出了從道不從君的說法。他高度評價了本土傳統政治學對於諫爭的講究。

　　荀子對於君子小人的說法也極高妙。說小人為什麼常戚戚呢？「小人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慌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此說令人如見其人其事，忍俊不禁。

　　在論述到諸侯國勢強弱的時候，荀子更強調的是軟實力，是君王仁心，是民心向背，是君王的人格修養、道德形象、以文化人之力量。

　　書中還有樂論，被今人稱之為「禮樂同構論」。荀子談音樂的專門知識很少，強調的是重大禮儀上的音樂使人莊重，正派的音樂在培養禮敬、誠篤、恭順、和諧的社會氛圍、朝廷氛圍、移風易俗方面具有巨大作用，同時嚴厲批評了墨子的非樂論。

　　荀子猛批墨子的狹隘、過度與呆木，荀子也極度輕蔑公孫龍等人的概念與邏輯推導質疑遊戲；恰恰從中可以看出，墨子的許多適宜於較低生產力水平的政策設計如薄葬、廢樂等等，與公孫龍的思維訓練曾經發生了多麼大的影響。我們從中還可以看到當時的士人對於被後世所稱道的百家爭鳴局面的負面感受。當然，荀子在具有充沛的使命擔當、堅持正道同時，似有學術思想上拘泥平面化一面。荀子極力為孔子的誅少正卯辯護，強調心達而險、行闢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這五種具有異己色彩的人是小人中的桀雄，荀子認為這樣可能的反對派，比刑事犯罪如盜竊更危險，必須誅殺無赦，這有點過線了。

　　我們可以從《荀子》中讀到一些與法家乃至道家相通的思想：關於把握好賞罰、關於權力系統的治理需要與民心結合起來，還有看國家的力量不能只看地盤，更要看君王公卿受擁戴程度等等。我們會想起老子所講的「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我們也會想起韓非的「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這說明了荀子有後發優勢，從孔到孟到荀，治理思想是有前進與發展的。

　　荀子的文字極有特色，寫得有理有據，有聲有色，有的地方痛快淋漓，有的地方無微不至，有的地方淵博豐富，有的地方大義凜然。讀起來如饗大餐，豐厚全席。

　　整個說來，我個人，長期缺少對於荀子的認真關注與足夠重視，近四年來，我讀荀思荀，發揮荀，極有興趣，痛感需要看重、再看重、多多看重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