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是關於公共領域基本理論以及議題，以及「公共領域」在當代傳媒中的建構，研究現狀評述三個方面。公共領域一直是中大考研的重點，只不過考試形式不再是對它直接提問了，而是轉化為對一些具體事實的提問。所以考驗大家知識遷移能力的時候到了，不要僅僅只關注理論本身，還要會運用理論。
我們來看看涉及到公共領域的中大真題部分：
1、當下傳媒遇到的危機和挑戰?這些危機對新聞行業和新聞生產有什麼影響?
2、哈貝馬斯的公關領域對現代社會有何意義？如何理解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的公共意義？以及專業新聞主義與公共領域兩者間的關係？
3、怎麼理解技術、社會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係，結合相關理論進行論述。
01.公共領域基本理論及相關議題
（一） 西方公共領域的基本理論的譯介和研究
「公共領域」起源於西方，是由著名美籍德裔傑出的女思想家漢娜·阿倫特最早提出。當代德國著名思想家尤根·哈貝馬斯在其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對公共領域的概念、歷史演變、社會結構等進行了系統闡述，將「公共領域」一詞系統化和概念化。也正是因為這部著作，關於公共領域的研究開始風靡全球。
1964年，哈貝馬斯給公共領域做出了一個明確的定義：「所謂公共領域，我們首先意指我們的社會生活的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像公共輿論這樣的事物能夠形成。公共領域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公共領域的一部分由各種對話構成，在這些對話中，作為私人的人們來到一起，形成了公眾。[1]
到20 世紀90年代，哈貝馬斯又對其做了進一步的規範和解釋：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形態，其最突出的特徵，是在閱讀日報或周刊、月刊評論的私人當中，形成一個鬆散但開放而彈性的交往網絡。劇院、博物館、音樂廳，以及咖啡館、茶室、沙龍等等為娛樂和對話提供了一種公共空間。這些早期的公共領域，逐漸沿著社會的維度延伸，並且在話題方面也越來越無所不包：聚焦點由藝術和文藝轉到了政治。
之後，查爾斯·泰勒對哈貝馬斯「公共領域」進行補充，他提出：公共領域是一種公共空間，在這裡，社會成員必定通過各種各樣的媒介相遇，通過印刷品、電子技術產品，也包括面對面的會見，並就有關共同利益的事務進行討論；從而能夠就這些問題形成共識。[2]
我國對西方公共領域的基本理論的譯介和研究主要集中體現為三本著作：曹衛東等翻譯的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鄧正來主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中央編譯出版社）；[3]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三聯書店）。這三本著作系統闡述了為我國學者研究西方公共領域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
此外，馬音等人翻譯的約翰·基恩的《公共生活與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公共論叢叢書《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經濟民主和經濟自由》、《自由和社群》、《自由主義與當代世界》等成果也紛紛湧現，這為中國讀者了解公共領域概念的基本內涵，把握公共領域理論的來龍去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 「公共領域」概念在中國語境中的運用與爭議
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等概念，預設了一種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二元對立，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是從那種並不適合於中國的近現代西方經驗裡抽象出來的一種理想構造。那麼，「公共領域」概念是否適用於中國呢？
關於此問題研究觀點可分為兩類:一種觀點認為公共領域理論只是西方語境下的一個特殊話語範式，主要針對的是西方社會,並不適合用來分析中國的社會和發展道路。以曹衛東為代表的學者認為，中國不存在公共領域的歷史傳統和土壤，現實條件下建構起來的所謂的「公共領域」都是「偽公共領域」。[4]歷史上,中國是一個完全家國一體的傳統centralized國家,沒有任何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生長機制。同時,政治和經濟始終以兩種突出的力量影響著中國公共輿論。GOV對輿論行使著絕對的領導權,因此沒有公共領域的獨立自存空間。
另外一種觀點恰好相反，認為中國歷史上存在著公共領域。如黃宗智、鄧正來、景躍進等學者，他們考察了明清以來中國公共領域的發展狀況，深刻挖掘中國的文化傳統,進行了大量的實證分析，通過對中國公共領域的形式，如商會、學社、報刊等的研究。他們認為，中國具有構建公共領域的歷史傳統與現實土壤。在中國構建公共領域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現實的。[5]如美國學者蕭邦齊、史大衛、羅威廉、蘭金，中國學者王笛、李長莉等，雖然其內部有歧異,但都通過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分析而加以論證。
因此，對於討論中國式「公共領域」而言，公共領域理論可以超越所隱含的自由主義二元對立觀的前提，賦予不同類型國家與社會關係模式下討論公共領域可能性，這樣，公共領域理論對於中國研究才具備理論價值和解釋力。
（三） 構建中國「公共領域」的可能性
建構我國的公共領域的路徑，主要有兩種選擇：一種自上而下的，強調國家在建構過程中的作用,由國家、政府出面來統籌規劃。在我國,由於公共領域的先天不足,幾千年的封建統治,缺乏形成公共領域的人文和制度基礎。國家必須要從政策上、法律上為公共領域的發展創造寬鬆的環境,抑止了國家和社會發展中可能出現的失範行為,保證各利益團體協調發展。
另一種就是自下而上的路徑。在這種路徑下,政府行為受到強有力的監督,公民藉助於公共領域的平臺,參與國家、社會生活事務,這需要建構一個良好的社會運行的機制,需要建立起以批判精神和公共理性為內容的公民文化。陸揚、王毅在《大眾文化與傳媒》[6]中提出，在現代社會中這種公共媒介主要體現在報刊、廣播和電視等新聞媒體上，其功能為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中介；統治合法性基礎的提供；主流文化的傳襲與修正。
隨著網際網路發展，新媒體環境下公共領域的變化受到重視，出現了有關此問題的大量學術論文和學位論文。關於此方面研究大致分為兩類，一方面，技術主義的樂觀傾向使得部分學者，把網絡看成是我國當下歷史語境中的新型的、理想的公共領域[7]；另一方面，持懷疑態度的研究者則認為應當辯證看待這一現象。具體議題研究可以分為三個方面：
（一）傳媒與公共領域的關係
《傳播與社會學刊》在2009 年第8 期專刊探討傳媒公共性問題，提出傳媒公共性問題是傳媒研究的核心議題。這期有汪暉討論傳媒公共性的文章，他分析傳媒如何因為「去政治化」而促成傳媒的公共性危機，提示傳媒公共性研究必須重新確立政治意識和採用階級分析方法；《新聞大學》、《現代傳播》等刊物也曾出專題討論媒介公共性與公共領域問題。一些學者結合當代中國傳媒改革， 主張通過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來建構中國媒介的公共性。如李良榮提出，公共利益是中國傳媒業立足之本，傳媒業的制度創新必須確立一個原則：公共利益至上。中國傳媒業的體制改革應該實現由「兩分開」向「三分開」轉變，即由採編與經營分開向國家傳媒、公共傳媒和商業傳媒的分開轉變，實現傳媒系統結構的重建。[8]一些學者則聚焦於中國公共電視的建構，通過建設公共服務廣播體系來為傳媒的公共性提供保障。
（二） 網際網路對中國公共領域構建的意義
蘇鑰機、李月蓮認為，由新聞網站建構的網絡公共空間在很多方面都能達到理想公共空間的要求。網絡媒體具有擴闊市民社會公共空間的潛力，但尚需很多條件配合，比如，信息的量變不一定能引發市民參與的質變， 他們可能應付不了太多的信息而採取漠不關心甚至逃避態度。[9]也有學者用經驗調查的方法發現，網絡的資訊近用一直存在數位落差的問題，且線上討論很少達成共識。哈貝馬斯也認為，網絡雖然擴大了公眾參與，卻形成許多孤立的議題公眾，不見得對民主政治有利。
網際網路的出現，是對傳統媒體的突破和超越，由於網絡提供了比較隱匿、平等、開放的自由空間，加之不分國界、全球交互的技術特點，藉助網絡平臺表達意見的機會和空間都被空前放大，所以網絡媒體越來越成為重要的公共領域空間。
這類研究往往直接套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模式來分析一些公共事件， 忽視事件本身的特殊性與偶然性。得出的結論往往比較片面，要麼對網絡媒介在公共生活中的技術優勢盲目樂觀，產生明顯的技術決定論傾向， 要麼單純強調我國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傳媒體制而否定網絡媒體公共性的存在空間，忽視網絡媒體公共性實踐的偶然性和複雜性。
（三）新媒體環境下公共領域建構的路徑
新媒體環境下公共領域建構的路徑很多形式都是以個案呈現。國內學者對新媒體環境公共領域的討論主要以具體的話題和事件（如孫志剛事件、華南虎事件）展開，主要分析微博、博客、網絡論壇等技術形態與公共領域的關係， 探討網絡公共領域的運行機制、作用、局限、前景等。
唐大勇在《虛擬社群抑或公共領域》在虛擬社群中，傳播的交互性得到充分的實現。因此，虛擬社群具有拓展網絡公共領域的意義。更有論者甚至提出， 「微博」已不只是虛擬的網絡社區, 而已經具有現實的公共領域的特徵, 可監督國家權力並影響國家的公共政策, 是「一個公共權力的批判領域」。他進而分析說， 在網際網路時代，微博是從8個方面重構了公共領域：（1）微博具有公共領域特徵。在微博裡, 網民可以自由、公開和理性地討論普遍利益問題；經過討論形成公共意見，促進公共權力的合理化；（2）公共領域前提的重構；（3）公共領域媒介的重構；（4）自由、公開和理性討論機制的重構；（5）討論主體異質性的重構；（6）自由討論方式的重構；（7）辯論共識的重構；（8）公共領域功能的轉型。
另外一些學者則把目光投向了公共電視以及電視新聞改革。公共電視是以獨立於國家和利益集團之外、為公眾服務的電視媒體。公共電視和公共領域在「公共」的外延上是重合的，都是普通大眾的話語空間，但是在內涵上各有側重，公共領域的「公共」 側重的是其批判屬性，公共電視的「公共」 側重的是其服務屬性。公共領域是公共電視服務的對象，公共電視從體制和機制上能夠較為有效地避免自身受到權力和市場的傷害，是建構公共領域的有效載體。
但是放在現在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以上研究所得出的結論過早了，另外一種複雜的政治與社會生態是讓公共領域這個概念在中國都無法成型。
公共領域與傳媒關係是公共領域研究的一個相當重要議題，近年來也是中國傳媒學界的研究熱點，但目前存在頗多偏誤，折射出在整個學科研究範式和路徑上存在反思空間。我們在此梳理2000來近15年文獻綜述，對公共領域在中國當代傳媒研究進行評述。
（一）2000-2005年
此前，關於公共領域在中國論述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權力公共空間，它主要是以政府機關等代表國家權力的空間出現，是與政治生活緊密聯繫的城市公共空間，內部的公共活動也以政治活動為主題；一類是市民公共空間，它是存在於市民公共領域之中，並與私人或者私人團體的日常生活緊密聯繫，它的活動內容更多的集中在經濟、文化等方面。
2000-2005年這段期間，雖然信息技術正處於發展「幼年期」，但網絡正逐漸普及，並潛移默化地重塑人類社會的權力結構和文化結構。部分學者提出，晚近的數位革命將使公共領域重新具備它所賴以存在的基礎——國家與社會的分離。許英在論文《論資訊時代與公共領域的重構》從三個方面論述資訊時代下中國公共領域與傳媒的關係。第一，資訊時代將提升公共領域參與者的「私人」特徵；第二，國際網際網路是迄今為止公共領域最理想的溝通媒介；第三，網絡空間為公共領域的參與者提供了更為理想的論辯環境，從而有助於「辯論共識」[10]
總體而言，國內學者肯定了傳媒對於公共領域建構的作用。展江在文章《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與傳媒》中提出，傳媒所傳遞的是社會中負責任的成員的理性的和批判性的聲音，現代法制國家必須有一個良好的媒介環境，使傳媒與國家、公共和社會形成良性互動，維繫民主與法制。
（二）2006-2010年
2006-2010年無疑是新媒體發展非常迅速的時期，也是中國媒介融合進程深度推進的關鍵時期。學者們分別結合了新媒體不同形式進行展現，如微博、博客、BBS、網絡論壇、聊天室、網絡報刊、社區媒體、公共電視臺等，其中就公共領域的表現形式而言，應主要關注以公共權力為核心的批評性和討論性實踐活動、及其所發生的空間和機構載體；而就公共領域的本質和功能而言，主要關注社會的自主精神、公共領域的批判功能和建設性的用於組織社會和討論公共問題的功能。
但是，在此期間，學界也表現出部分問題：部分學者從全國範圍內無差別地討論單一的中國公共領域，沒有試圖討論不同地域、不同問題領域中所呈現出來的局部性公共領域的表現形態，如清華大學李蕉的《博客：收復公共失地———兼論公共領域的實現》，文章肯定了博客在「收復公共失地」方面的內在潛力，但表現出了典型的媒介中心主義，即表現出強烈的理想色彩，在肯定博客在公共領域中的作用的同時又把這種作用放大了，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在哈貝馬斯的自由主義公共領域模式裡，還是在構建中國傳媒公共領域的實踐中， 傳媒僅僅是其中的一個部分，它的作用決不能代替或者掩蓋其他機制的光芒。[11]
（三）2011-2016年
2011-2016年中國傳媒實現了飛速發展，Web2.0時代，網際網路為民眾提供了平等、多元的話語平臺，使公共領域呈現向所有人、所有問題開放的趨勢。這一時期，學界角度更為多元，不僅從新聞傳播學方面，還有從公共管理、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學、法學等多個方面，探討傳媒與公共領域的關係。陸宇峰的《中國網絡公共領域：功能、異化與規制》，從政治學和法學角度對公共領域新變化進行闡釋，提出不同層面上的網絡公共領域的異化現象[12]；武漢大學謝秋山在《地方政府職能墮距與社會公共領域治理困境——基於廣場舞衝突案例的分析》[13]一文中，利用判斷抽樣方法探討地方政府職能對於社會公共領域治理所帶來的挑戰，重申了政府、傳媒、公共三者關係。
儘管取得了多種成果，但學界仍存在部分西方中心主義傾向。從現有成果來看，許多文獻脫離我國政治和傳媒實際，存在用主觀意願替代客觀事實。要麼簡單否定公共領域理論對我國傳媒的適用性，要麼對新媒體在建構公共性方面的技術優勢盲目樂觀，較少結合我國政治體制和傳媒體制開展具體的經驗研究。多數成果機械地照搬哈貝馬斯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理論，忽視中國情境之於公共領域的關聯意義。趙月枝在《國家、市場與社會：從全球視野和批判角度審視中國傳播與權力的關係》一文中深入透徹地分析了中國傳媒研究的問題所在，並試圖找出了突破途徑。[14]
綜上，「公共領域」理論與運用在中國傳媒有些偏差，因此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應該正確有效的運用公共領域理論，應將傳媒置於國家—社會關係的框架中進行分析，如此才能通過充分的討論和嚴肅的批判，樹立起理性、寬容、開放、自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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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參考資料：
[1] 勞倫斯·萊斯格著，李旭譯：《思想的未來 ：The future of ideas ：網絡時代公共知識領域的警世喻言》，中信出版社，2004
[2] 郭玉錦、王歡《網絡公共領域建構研究》，北京郵電大學出版社，2015；
[3] 鄧正來《中國發展研究的檢視——兼論中國市民社會研究》[J]（香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4，（8）
[4] 谷月娟《後媒介時代的公共領域研究》[D]：北京郵電大學谷月娟碩士學位論文，2006
[5] 石長順、向培鳳《公共電視與公共領域的建構》[J]，現代傳播, 2006，（5）
[6] 路揚、王毅：《大眾文化與傳媒》上海三聯書店2000
[7] 石長順、向培鳳《公共電視與公共領域的建構》[ J]，現代傳播, 2006，（5）
[8] 李良榮，戴蘇蘇《新聞改革30 年：三次學術討論引發三次思想解放》 [J]，新聞大學，2008，（4）
[9] 蘇鑰機、李月蓮《新聞網站、公共空間與民主社會》，[J]，港澳特區行政與社會，2001，（4）
[10] 許英《論資訊時代與公共領域的重構》 [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5），第 50-58頁
[11] 展江《傳媒評論的範圍與任務》[ J]，當代傳播, 1998，（4）.
[12] 陸宇峰《中國網絡公共領域：功能、異化與規制》[ J] ，現代法學，2014，（7）
[13] 謝秋山《地方政府職能墮距與社會公共領域治理困境——基於廣場舞衝突案例的分析》[ J]，公共管理學報，2015，（7）
[14]趙月枝《國家、市場與社會:從全球視野和批判角度審視中國傳播與權力的關係》[ J] ，傳播與社會學刊， 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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