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年 我不喜歡「垮掉的一代」
本刊記者 吳虹飛
實習記者 許正陽 發自北京
王永年今年80歲了，身形依然高大。他精通英語、俄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業務時間，他勤於翻譯，譯作等身，《歐•亨利短篇小說集》、《十日談》、《約婚夫婦》、《在路上》，還有《博爾赫斯全集》中很大部分篇章，都譯自他的筆下。退休前，他作為新華社西班牙語的譯審，工作了30多年。
老人深居簡出，不怎麼與舊交故友走動，也沒有花鳥魚蟲的愛好。
除了翻譯，據他說他還會針灸。在國外駐站時，他因為這一手絕活，被人戲稱為「王一針」。
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在國內再版以後，老人的平靜生活起了些變化。此書過去曾是禁書，如今風行一時，成為無數文藝青年的「心頭愛」。許多人問他是什麼感受，他直搖頭說不喜歡。作為有著濃厚基督教傳統的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這個凱魯亞克的同齡人對小說裡的放縱不羈、毒品與性，有許多的不認同。網上有人不能理解，既然不喜歡，為什麼還要翻譯？他也無奈了：「青菜蘿蔔各有所好，我是不喜歡這樣消極的小說。別人問我，我就說了嘛。」
採訪中間，攝影師來拍照。在陳設簡單的屋子裡轉了一圈後，把王先生請到窗臺邊，問他，「我們拍張看風景的吧，您平時看風景吧？」王先生誠實地回答，「不看。」
聖約翰的學生，只上用英文講的課程
我父親解放前是國民黨的大官，雲南省鹽務局局長，他是南洋工學院畢業的，那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他英文也很好。小時候我家藏書很多。我父親從小教育我自食其力，我從來都沒有伸手要錢，自己做家庭教師，給別人補習功課掙錢交學費，最後我從學校畢業出來了，沒有衣服不行，他才給了我30塊錢，買了一套衣服上班去了。
我16歲上大學，從高二直接考，高三下半學期就被錄取了。那時候考試比較容易，上海好幾所大學都錄了我。聖約翰名氣大，我就選了它。中學起我就開始掙錢，同時做幾份家教，中學小學都教，外文更不用說了。但做這活兒精神上不太愉快，因為請得起家教的都是有錢人，他們把我當傭人看。有時候學生太笨，學不好，我也得跟著挨罵。一次我去上課，一進門聽見一個學生在哭，他爸爸在罵他。一見我就說，你以後甭來了——好像他學得不好是我教得不好。我就灰溜溜地走了。
聖約翰是教會辦的學校，但不一定要基督徒才能上，一般人也可以。通過教會找工作、出國比較有保障，所以有的學生也願意加入教會。神學課是所有人都要選的，《新約》、《舊約》都學，兩個學期。這門課講神的道理，像為什麼耶穌把餅分給好幾百人，大家都能吃飽，這都是有說法在裡面的。搞翻譯的人一定要熟悉《聖經》，像我翻譯的書，都會註上根據《聖經》第幾章、第幾節。
那時連中文系的老先生，穿著長袍馬褂的，也是一口流利的英語，要是講不過來了，就用英語解釋。所以出來的學生英語都挺好，即使中文系出來的學生，也可以用英文聽課。甚至有學生把不懂中文認為是光榮。有的課說好的用中文講，有些學生不給老師面子，把註冊卡交還給老師，說我不上你這門課，我到用英文講課的地方去。
張愛玲也在聖約翰聽過課，我們在一個班念過英文。她頭髮留得很長，長得比較清秀，很清高，一般的人都看不上。你知道南方農村小孩穿的虎頭鞋吧，有兩個耳朵的，她就穿著這種鞋，黃顏色帶一點紅的比較粗的布做成的那種，到學校上課，很特別。我不記得和她說過話，她看不起人，我幹嘛要和她說話？你別以為她怎麼樣，她有時候考得不如我好的。
400人報考出版社外文編輯，最後錄取我一個
我中學時本來想學醫，那時德文醫學院很有名，就學了德語。英文屬於非學不可，抗戰時期日文一定要學，此外，當時對前途沒什麼希望，蘇聯是革命的啟明星，業餘時間又學了俄語。俄語是我到白俄的家裡去學，每星期都去，晚上也去，一直到解放以後，我還在學俄語。所以我中學的時候就學了4種外語了。
後來日本投降，日文用不著了；抗美援朝，英語也不吃香了。找工作的時候，會英語非但不是一種資本反而變成一種負擔了，尤其聽說你是聖約翰出來的，資產階級學校、美帝國主義教育的，對自己沒好處。最後我是靠俄語找的工作，在學校裡做俄語老師。可又過不久，反蘇修了，中蘇關係不好了，俄文也不靈了，我就自學了西班牙語，那時全國懂西班牙語的也不多，大學裡有西班牙語系但學校還沒有畢業生。
我教俄語那幾年是在雲南，幹得挺不錯的，學生喜歡上我的課，好多工作人員也來聽我的課。但我祖母，父母都在上海，希望我回去，我就離開了雲南，那是50年代初，我那麼走算是自動離職，工齡不能延續，回到上海後，一切從頭做起。當時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前身，新文藝出版社招考外文編輯，我就去了。400人報名，初招40人考試，最後錄取一個，我考外文當然不在話下。
在譯文出版社做編輯的時候，我讀了很多很多外文書，因為人家投來的稿，我們都要對照原文再看一遍，很多都是長篇，比如德萊塞的《美國的悲劇》、《天才》，一看就是幾個月。
那是段美好的時光，我家裡住的是公寓房，在淮海中路和淮海西路交界的地方，宋慶齡故居的對面，條件很好。上班的地方在上海市華東局，康平路，我辦公室的房子在榮毅仁公館的隔壁，他在81號，我在83號，房子的材料、建築時間，都差不多的，很安靜。
新華社的工資起碼低了一級
50年代末，新華社要成立西班牙語對外報導組，找人找到上海。通過上海市委打聽到譯文出版社有個王永年懂西班牙語，結果跟我本人都沒見面，就把我的關係轉到北京去了。58年以後，「全國一盤棋」，「指到什麼地方，就打到什麼地方」，領導一句話，我就一個人到北京來了。來了之後，趕上三年自然災害，吃還吃不飽，我的糧票還要往家裡寄。那時候一人一個月5兩油，一年下來攢6斤，每年春節探親，就坐火車扛回家去了。你們可能不知道，原來還有地區差異，上海生活待遇是最高的。出版社收入也很好，而新華社的工資起碼低了一級。一級是什麼概念？那時百十來塊的工資，最少要差20來塊，那時一個人的生活費，20塊吃喝玩樂，足夠足夠了。那時我們吃一塊豬排，一塊大排骨加一點青菜才要一毛錢。直到1973年，我家人才調到北京。
在新華社的時候，我們每天下午六七點鐘上夜班，上到第二天早上六七點很正常的，有時要等到第二天早晨8點鐘，接班的來了才下班。每天工作12、13個小時，要翻譯連同譯審的稿子加起來至少6萬字，很苦的。那時《人民日報》的社論每天要發，《解放軍報》的社論要發，有時《人民日報》一天兩個社論，一大一小，都要拼命把它發出去，不發出去就是政治錯誤。實在忙不過來，我們也請外面的人來幫忙，他們覺得我們新華社的人特別了不起，速度快，人民日報的社論是1萬字，稿子放在這兒，嘎嘎嘎嘎一會兒就出來了。
以前工作真是如履薄冰，不能出錯。比方說下了班，回家躺在床上，突然想起來，喲！我那個字可能翻錯了，可不得了，穿上衣服，偷偷摸摸，跑到辦公室，拿出稿子來看，哦，沒錯，才放心地回去睡覺。
「文革」那些年，我過得挺安穩的。不是運氣好，是人好啊！俗話說，「害人之心不可有」，你平時沒有害人之心，能幫忙的時候幫人家忙，人家也不會下手來整你。但有人不是這樣。最典型的例子，我們那時出個小錯字就不得了的事情。比如說外文毛主席的毛是「Mao」，打字機上「O」和「L」連在一起，你稍微手一滑，「O」變成了「L」，就變成「mal」了，「mal」就是壞的意思。真是不得了的事，反革命事件！造反派有一個頭子，他就寫成「壞」了，你是造反派也不行，這是對毛主席不忠，要開批判大會。在此之前，因為我和他是住一個宿舍的，我就說這種事，人家比較容易理解，一字之差，很容易打錯。他痛哭流涕地作完檢討後，反過來就把矛頭指向我了，說，「我這麼錯，王永年還輕描淡寫，說只是一個字母之差，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知道我只是安慰一下他。他可以把自己的錯誤檢討一下，然後就反對你，因為我進步了，你就落後了、反動了。
那時候都是軍代表坐陣，姚文元就是管新華社的，在上海時我們就認識，他是上海市委搞宣傳的，外文出版社屬於新聞出版系統，他相當於我的頂頭上司。那會兒時興「表忠心」，有個小翻譯給姚文元寫了信，說你怎么正確，我怎麼擁護你，後來有重要的會議就讓他參加，一夜之間就暴發了。那時我要是寫的話，姚文元一定也重視我，但我要真寫了就不得了了，當時是好的，後來倒黴就不得了了。
我在新華社的地位屬於中下，我也不是共產黨員，可吃虧、可沒面子呢！比如開個什麼會，就會請你出去，說這會你不能參加。這不是很丟臉嗎？其實我的立場還是共產黨的立場，如果有人動員我，發展我，我也會入的，只不過我不是削尖了腦袋往裡鑽。
翻譯《博爾赫斯全集》，稿費不到兩萬
開始做翻譯就是為了謀生，就這本事，不做這個做什麼？那時候是業餘時間幹，有的稿子能用，有的稿子還不能用。你別以為翻譯，以前翻譯還是小生產，走資本主義道路，要批的啊，不是很光彩的事情。我就偷偷摸摸地幹，有些作品署筆名，像王仲年用得比較多，而雷怡是西班牙文國王的「王」字的發音，還用過楊綺，楊是我去世的老伴的姓，綺是我一個同事的名字。有時《世界文學》一期裡有我四五篇文章，這時候就不能都署一個名，否則別人會有意見，認為你們搞小圈子，專門用自己的翻譯，不用外面人的稿子。唉，做人很累的，各方各面都要考慮。
翻譯稿費一般是千字60元，像我剛才籤那個合同才千字50元，是《在路上》的訂正版，翻譯《在路上》也是按這個標準，翻一本書賺不到1萬塊錢。從80年代起就是這個價錢，一直沒變過，給翻譯公司翻錢會多一點，一般都是商業文件，但要得比較急。翻譯《博爾赫斯全集》，也就不到兩萬塊錢，那本書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每天譯一點，定時定量，一點一點啃。其實處理什麼問題也都是這樣的，煩得不得了的話，就先把它剖開來，分成幾個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地做就不累了。
博爾赫斯對東方的東西很了解，很淵博。他寫的東西很簡練，他不簡練不行，他失明了，眼睛看不見，不簡練的話，他記不住啊。他沒有寫過長篇小說，要不寫到後面，就忘了前面。
他也很有學問，懂好多外文，英文、法文、德文……有些文字現在很少有人懂，像北歐的文字，他也懂。文字掌握得多的話，能融會貫通，一種表現方式不行，換一種，繞過去就豁然開朗了，只懂一種文字，就一棵樹上吊死了。
現在我眼睛不好了，有白內障，看東西模模糊糊的。《在路上》翻譯了10個月，每天至少4小時。其實接這個活兒挺後悔的。你看這個書是沒有空白的，密密麻麻，沒有段落，扎紮實實，有多少字就是多少字，佔不到便宜。有些書很佔便宜的，比如說30個字一行，有的地方是對話，回答說「好」，前引號，後引號，加個句號，4個字符就是一行。
這本書的初稿是一次性寫完的，凱魯亞克花了3個星期，在一張30多米長的捲筒紙上，連續打字打出來的。後來改的時候，有些朋友給他提意見，整段整段刪掉或者整段整段加上去，次序也做了調整。這本書80年代就出過幾個版本，目前為了研究他，美國那邊把原稿拿出來重新出版，上海譯文叫我把這個原稿翻譯出來，做個校訂本，哪段有，哪段沒有，用個小冊子標出來。
我沒想到《在路上》賣得這麼好。「蘿蔔青菜，各有所愛」吧，現在年輕人愛這本書。凱魯亞克這個人整天在東海岸、西海岸來回折騰，沒有一個生活的目的，有工作不好好地幹，有書不好好地念，性的方面也有點亂，還吸毒品，年紀很輕就死了，46歲吧。
我這個人就是「御用文人」，你讓我幹什麼就幹什麼。網上有人說，「你不喜歡，你翻譯它做什麼？」我不喜歡他，但可以介紹他是怎麼回事。
王永年 生於1927年，浙江定海人。
1947年從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 1959年起任新華社西班牙語譯審。他翻譯新聞稿以精練、準確著稱，到1980年代中期所譯稿件已超過500萬字，1979年，由他翻譯成西班牙文的兩篇中國新聞稿在墨西哥得獎。
王永年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等多種外語，工作之餘翻譯了多種世界文學名著，其中歐•亨利小說暢銷多年。他又從義大利文翻譯了文學巨著《十日談》，是中國從原文翻譯《十日談》的第一人。
1993年，他編選、翻譯的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的詩文選集《巴比倫彩票》，是公認的最傳神、最精準的中譯本。
《在路上》和「垮掉的一代」
1957年，從哥倫比亞大學退學的凱魯亞克進行了一次跨越美國東西海岸之旅，事後用20天時間在一卷30多米的稿紙上敲出了一部作品，這部自傳性質的作品就是《在路上》。小說主人公薩爾為了追求個性，與狄安、瑪麗露等年輕男女沿途搭車或開車，幾次橫越美國大陸，一路上狂喝濫飲，吸大麻，玩女人，高談東方禪宗，走累了就擋道攔車，夜宿村落，從紐約遊蕩到舊金山，最後作鳥獸散。
《在路上》的出版所引發的震驚，使得這本小說的問世更像一個歷史事件。有統計數字顯示，在這之後美國售出了億萬條牛仔褲和百萬臺煮咖啡機，無數「搭車族」效仿書中主人公，加入「驢友」行列，它為當時處於精神困惑期的美國青年提供了一個極為吸引人的生活樣本。
對於西方的「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來說，《在路上》早就不是一部小說，而是他們的行動指南和精神導師。50年後的中國，這本書魅力依舊，「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這句充滿荷爾蒙味道的宣言，讓從小在循規蹈矩中長大，鮮有瘋狂體驗的中國青年，感到了內心被遮蔽的衝動。
《在路上》第一次被中國讀者認識是在1962年，當時作為內部交流用的「黃皮書」，由黃雨石和施鹹榮翻譯，只印900冊。1990年灕江出版社推出了第二個中文版，刪去其中一些激情描寫。1998年由文楚安翻譯的全譯本大受褒讚。2006年，為慶祝《在路上》出版50周年，上海譯文出版社邀請翻譯家王永年翻譯了此書的原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