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物》雜誌
陶行知：一切為了平民教育
中國曾有過極為轟轟烈烈的平民教育運動，而且有一批人執著地循著這個思路，發奮要把中國的教育搞上去。他們以畢生的心血，投身於大眾的教育。陶行知就是這樣一個傑出的踐行者，他以生命的熱度譜寫了中國平民教育最燦爛的篇章。
□ 文/袁 賀
如何在實踐中儘快地把落後的中國變為先進的中國，這個問題困擾著近代以來的有識之士，當時的先進人士對此有一個基本共識，那就是發展中國的平民教育。
於是，20世紀20到40年代，中國曾有過極為轟轟烈烈的平民教育運動，而且有一批人執著地循著這個思路，發奮要把中國的教育搞上去。他們以畢生的心血，投身於大眾的教育。陶行知就是這樣一個傑出的踐行者，他以生命的熱度譜寫了中國平民教育最燦爛的篇章。
秀絕金陵第一聲
陶行知(1891—1946年)，1891年10月18日出生於安徽省歙縣西鄉黃潭源村。原名陶文浚，後改知行，又改行知。小名和尚。陶行知小的時候，因家道中落，曾中秀才的父親無力供他讀書，但小行知自幼聰穎過人，被一個童蒙館老師方庶鹹發現，願意免收學費為他啟蒙。七八歲時，其父攜其到休寧萬安鎮謀生，外祖母喜其穎慧，決意著力培養陶行知，先伴讀於蒙館，後師從當地一個著名儒者、前清貢生王藻攻讀四書五經，接受了較為完整的中國古典文化教育。
由於當時西洋傳教士的傳教活動滲透到了中國農村，陶行知的父親成為基督教內地會歙縣的一個會員，其母得以在當地的一個教堂找到了一個幫傭的差事。這時，從外祖母家失學歸來的陶行知經常去教堂看望母親，幸運的他被傳教士英國人唐進賢慧眼看中，由於唐是崇一學堂校長，他主動邀請陶行知免費入學該學校。這一人生機遇，改變了陶行知一生的軌跡。這一年，他剛滿15歲。在崇一學堂裡，陶行知初步接觸到了西方文化，打下較好的英文基礎。但他並不信奉基督教，而是醉心於白(居易)、杜(甫)——這對他後來善寫白話詩和養成深沉的憂國情懷影響甚深。他在該校宿舍牆壁上銘寫下「我是一個中國人，我要為中國作出一些貢獻來」的宏偉志向。由於舊學根底好，又聰慧過人，陶行知僅用兩年時間就修完了三年的課程。1908年，對醫學救國抱有興趣的他考入廣濟醫學堂，但僅僅入學半年即退學，原因是該學校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不同的待遇，年輕的陶行知不肯犧牲自己的人格而就範。退學後半年，沒有出路的陶行知再次幸運地遇到唐進賢，得其幫助，陶行知1910年考入南京匯文學院預科就讀。同年秋，該校與宏育書院合併，組成金陵大學，因此，陶行知得以直接升入金陵大學文科學習。在大學裡，他服膺王陽明「知行合一」、「知行並進」的理念，自己改名陶知行。
陶行知在金陵學習期間，辛亥革命爆發，中國人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意識蓬勃發展。思想活躍的陶行知深受這一思潮影響，他發現金陵大學學報《金陵光》只有英文版，受眾窄隘，他認為，沒有中文版的《金陵光》，「金陵」的光芒是不能全部放射出來的。於是，他立即行動起來，一方面積極為《金陵光》的英文版撰稿，一方面積極組織同學協助校方籌劃創刊《金陵光》的中文版。在他和他的同仁的努力下，《金陵光》中文版終於在1913年2月問世，他為該刊撰寫了熱情洋溢的署名文章《金陵光出版之宣言》。同年9月，他擔任了該刊中文版主筆。在大學表現活躍的陶行知學習勤奮，各科成績優異，熱心幫助同學，贏得了師生的廣泛讚譽，更得到校長美國人包文的器重。1914年6月，陶行知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時任江蘇教育廳廳長的黃炎培先生應邀出席畢業典禮，他親自為陶行知頒發了畢業文憑。因了這個因緣，當32年後，陶行知積勞成疾逝世時，黃先生曾有「秀絕金陵第一聲」之悼亡詩。陶行知在典禮上用英文宣讀了他的畢業論文《共和精義》。該文闡述了民主共和的思想精髓：「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條也。」同時他指出，「人民貧，非教育莫以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以智之；黨見，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同心同德，必養成於教育，直義微言，必昌大於教育」。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初步窺見陶行知以後把推廣、普及教育作為他終生志業的根苗。
由於卓越的學業和正直高尚的品德，校長包文推薦並部分資助陶行知赴美求學。抱著「十扣柴門一扇開」希望的陶行知終於籌足了旅費，1914年秋負笈重洋。陶行知先到伊 利諾伊大學學習市政，但這不是他的志向，他的志業是通過教育實現造福中國共和的理想。為此，一年以後陶行知獲得了伊 利諾伊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15年9月，他考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這裡有教育哲學的重鎮杜威博士和孟祿博士。陶行知師從孟祿，私淑杜威，他研修了杜威的名著《學校與社會》、《進步社會的教育》、《明日之學校》與《民主主義與教育》。杜威以學生為中心，注重社會教育的思想深深切中了陶行知。後來他回國從事鄉村教育的核心理念「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思想，即是杜威「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中國創造性發展版本。1917年夏，陶行知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都市學務總監資格」文憑，謝絕了導師的挽留，並沒有完成博士學位論文，26歲的他懷著「要使全國人民都受到教育」的崇高理想回到災難深重的祖國，開始他艱辛的平民教育實踐之路。
矢志推動平民教育
1917年9月，陶行知被聘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學專任教員，次年5月即受聘該校教務主任兼教育科主任。在這段教育經歷中，他發現中國的教育方法陳腐落後，沿襲著灌輸的舊教育方式，「先生好像是書架子、字紙簍的製造家，學校好像書架子、字紙簍的製造工廠。」掌握了先進教育理念的陶行知當然不滿意於這種扼殺學生創造力和進取心的教育方式，他要引導教學的改革，為此他撰寫了一系列新教育論文，諸如《教學合一》、《教育與科學方法》等。在他的努力下，南高師終於實現了由傳統的「教授法」向新式「教學法」的轉變，而陶行知也初步完成了他「教學做合一」的教學理論準備，這成為他後來生活教育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
陶行知的理想決不只是把他的教學理論囿於區區一個校園，他要做的是把他的教學法推廣到全社會，讓整個中國人民都受益。從1920年起，他首創暑期學校，經過初步的成功試驗以後，他利用暑期學校大量招收社會上準備報考大學的男女高中畢業生，參加暑期學習，而教師則除本校教師外，還廣泛聘請社會名流講授，方法靈活，視野開闊，思想先進。這一活動的成功舉辦，為普及新文化運動的成果起到了積極作用。
1921年夏，經陶行知等人的努力和奔波，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改組為東南大學，陶行知被聘為東南大學教授，任教育科主任。同年，孟祿來華考察，陶行知全程陪同，歷時4個月，幾乎走遍了半個中國，累積了一手有關中國教育狀況的統計材料。這為陶行知擴展他教育實踐的空間進一步提供了學術依據。1922年，陶行知受聘擔任由蔡元培、馬敘倫等知名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領導的中華教育改進社的主任幹事。由於該社總部在北京，1923年8月，陶行知辭去東南大學教務、教職，舉家北遷。
1923年，他聯合北大教授朱經農編寫了《平民千字課》這部卓越的平民教育教材。同年8月，他趁教育改進社第二次年會舉行之際，宣布「推行平民教育運動是本屆年會的大事」。他與朱其慧(北洋與民國重要政治人物熊希齡的夫人)、袁觀瀾、晏陽初、王伯秋等人一起邀請各省代表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平教會)。平教會宣言稱「一個共和國的基礎，穩固不穩固全看國民有知識沒有，國民如果受過相當教育，能夠和衷共濟，努力為國家負責，國基一定穩固」。陶行知擔任了平教會的執行書記，自此，一個由上而下，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平民教育運動在全國興起。為專心於平民教育，陶行知拒絕了北洋政府對他的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武漢大學前身)校長的任命，也謝絕了母校金陵大學校長職務的聘請。在平教會成立不久，在一次講演中，陶行知曾談到他平民教育的宏偉藍圖：「我們的具體目標，是要希望十年或五年以內，能使那十二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一萬萬不識字的人，受一千字所代表共和國民的基礎教育，還希望學生年年增加」。
從1923年到1925年陶行知幾乎竭盡全力於廣泛宣傳和推行平民教育，他的足跡踏遍祖國的大江南北，到處都留下他一身中國農村平民著裝的風塵僕僕的身影，幾乎沒有什麼時間陪伴家人。他曾有一首《車上過年》的小詩描繪了他這一時期的匆忙與艱辛：上車過舊年，下車過新年。年年車上過，也算是過年。
到鄉下去：創辦曉莊師範
在推行平民教育的過程中，在和廣大貧苦農民接觸後，陶行知意識到平民教育的方向應該有所轉變，他認為如果平民教育不能深入到中國廣大農村去，那是沒有前途的。他說：「中國以農立國，十有八九住在鄉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間去的運動，就是到鄉下去的運動。」1924年，他在給朱經農的信中說：「知行自從親自到民間去打了幾個滾，覺得我們有好多主觀的意見都是錯的，沒有效驗的。」陶行知決定改變平民教育方向，他要到鄉下去！
1926年元月，陶行知就江蘇省立五所師範學校在鄉村設立分校一事，提出了「師範教育下鄉運動」。他意識到，點到即止的鄉村支教對改變中國鄉村的教育面貌將無濟於事，他的夢想是讓「鄉村學校做改進鄉村生活的中心，鄉村教師做改造鄉村生活的靈魂」，「鄉村師範之主旨在造就有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改造社會精神的教師」。
為了實踐他的理想，陶行知放棄了教授的派頭和享受，義無反顧地走向了中國鄉村。1926年秋，陶行知他們不停地為他未來的鄉村師範學校尋找校址。他們找到了南京和平門外燕子磯附近一個靠著老山的叫小莊的村落，這裡依山傍水，桃林似錦。陶行知高興地發現這是一個理想的設立鄉村師範的地方，他激動得熱淚盈眶之餘，對同行的趙叔愚說：「老山太老了，這名字不好，不如叫勞山。小莊也應改叫曉莊。我們在這裡創辦試驗鄉村師範，在勞力上勞心，中國的教育必將從這裡破曉，放出曙光。」曉莊師範的校址由是選定。同年12月3日，陶行知以中華教育改進社的名義起草了《改造全國鄉村教育的宣言書》，聲明該社的使命是「厲行鄉村教育政策為我們三萬萬四千萬農民服務。我們已經下定了決心，要籌募一百萬元基金，徵集一百萬位同志，提倡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在這一宏偉宣言的倡導之下，曉莊師範就這樣誕生了。
1927年初，曉莊師範開始招生。它的招生廣告別具一格，值得全錄如次：培養目標：(一)農夫的身手；(二)科學的頭腦；(三)改造社會的精神。考試科目：(一)農務或木工操作一日；(二)智慧測驗；(三)常識測驗；(四)作文一篇；(五)五分鐘演說。本校準備：(一)田園二百畝供學生耕種；(二)荒山十裡供學生造林；(三)最少數經費供學生自造茅屋住；(四)中心學校數處供學生實地教學做；(五)指導員數人指導學生教學做。投考資格：初中、高中、大學一年級半程度，有農事或土木工之經驗，及在職教師有相當程度，並願意與農民共甘苦，有志增進農民生產力，發展農民自治力者，皆可投考。招生廣告後還特別聲明：少爺、小姐、小名士、書呆子、文憑迷最好不來。這一打破陳舊框框的招生廣告一時轟動全國。自此，來自全國各地熱心鄉村教育事業的有志青年紛紛前來投考或是應聘擔任教員。3月15日，曉莊師範經過艱苦而簡單的籌備正式開學，董事長為蔡元培，校長為陶行知。在開學典禮上，陶行知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演，稱：「本校特異於平常的學校有兩點：一無校舍，二無教員。……本校只有指導員而無教師，我們相信沒有專能教的老師，只有經驗稍深或學識稍好的指導。所以，農夫、村婦、漁人、樵夫都可做我們的指導員，因為我們有不及他們之處。我們認清了這兩點，才能在廣漠的鄉村教育的路上前進。」
曉莊的教學是別開生面而務實有效的，它完全地貫徹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思想。關於他的生活教育和杜威的教學理念有什麼差別，陶行知曾做過精彩的解釋：「傳統教育在學校和社會中間造了一道高牆。改良者主張半開門，是『學校社會化』，提出『學校即社會』的口號。生活教育者主張把牆拆去，主張『社會即學校』，以青天為頂，大地為底，二十八宿為圍牆，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學生，都是同學。」
因了這個理想，所以曉莊師範沒有呆板的上課制度，也不完全按照書本教學，而是把教學活動分成文學、教育、農藝、美術、科學、政治、鄉村建設、醫藥衛生等各種小組。有的科目講幾小時，有的則上好多周乃至幾個月。所有校務，無論大小，全由學生輪流擔任，小到飲食衛生，大到接待客人、防衛校園，都是如此，陶行知本人也親自參加買菜燒飯、灑掃庭院。學校重視體育訓練、重視技能培訓、重視自己動腦動手。舉一個典型的小例子，學校的科學組聘請的生物學教員為陶行知的金陵大學故人姚文採，剛開始上課時，他抱了一大堆參考書，結果當場遭到陶行知的否定，陶行知要求他教學做合一的教學，而不是課本教學。自此，姚文採逐步把「教學做」運用自如。一次，一個被毒蛇咬傷的農民被送到曉莊鄉村醫院救治，原來當地多長蟲，曉莊的師生也很怕這東西。姚文採就藉機邀請來一個南京夫子廟耍蛇的藝人來到課堂上，教學生如何辨別有毒蛇和無毒蛇，講授如果被咬傷如何治療的知識，並當場要求學生一起演示如何捉蛇，很快學生都精於此道。曉莊的教學大率類此。
曉莊師範很快在全國聲名遠播。1927年10月，蔡元培和沈定一等來學校參觀，對學校火紅的教育成果大為嘆服。他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高度肯定了曉莊的事業對改造中國所具有的深遠意義。曉莊吸引了全國二十多個省市的各界人士前來參觀、學習。不僅如此，曉莊甚至引起了世界的注意。美國著名教育家克伯屈博士是設計教學的創始人，從蘇聯考察教育後，他專程來參觀曉莊。他把參觀過程拍成紀錄片，在和陶行知交流後，他盛讚說：「在我這次參觀考察後，覺得你的學校辦得很好。今後無論我走到世界上哪一個國家，我都要說中國南京有一個曉莊學校，辦得很好。它是代表世界教育的一道曙光！」
曉莊培養的學生大都極具社會關懷，而且實踐能力十足，在很大意義上，它實際培養了許多有志的社會革命者。要求聘請曉莊畢業生的邀請函如雪片翻飛，甚至泰國曼谷的華僑學校都來該校聘請教師。
1930年，蔣介石和馮玉祥、閻錫山以及桂系軍閥發動中原大戰，由於陶行知和馮玉祥交情甚深，蔣介石疑心陶行知的曉莊是他的反對者，再加上曉莊的確存在具有革命傾向的熱血青年。蔣介石悍然於4月8日下達了關閉曉莊的密令，並通緝陶行知。陶行知被迫離開凝聚著他一生心血的曉莊，避走日本，以逃脫國民黨政府的迫害。
通過「小先生」推動大眾教育
自國民黨對陶行知發出通緝令後，持續遭到國內外輿論的譴責。國際知名人士如愛因斯坦、杜威、甘地、羅素、羅曼羅蘭等於1930年秋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他撤銷對陶行知的通緝令。次年春，陶行知秘密潛回國內，得《申報》總經理史量才支持，供職於《申報》。以化名創辦《讀者通信》專欄，譴責國民政府不抗日的反動行徑，並發起「科學下嫁」運動。1931年，蔣介石二次下野，林森任國民政府主席，馮玉祥也為此而努力，迫於國內外壓力，次年元月，國民政府解除了對陶行知的通緝。陶行知終於又自由了，他再次投身於他鍾愛的大眾教育。解放了的陶行知準備光明正大地讓曉莊復校，並登載招生廣告，蔣介石主導的國民政府卻食言而肥，他們用非法手段侵佔曉莊校園，致使學校不能正常辦學。學校二次被封，陶行知對蔣介石的獨夫本質有了深刻認識。但他不會屈服，他要以更靈活的方式來傳播他的「曉莊」精神。
陶行知和著名教育家陳鶴琴創辦了工學團，繼而又組建了新安旅行團和山海工學團等承繼曉莊教育精神的組織。在這個過程中，陶行知發明並倡導了享譽世界的「小先生」制。1934年1月28日，山海工學團召開普及教育總動員大會。在這次大會上，陶行知正式提出了「小先生」制。所謂「小先生」，就是通過教育家庭的小朋友，再利用小朋友去教育家裡不識字的人。陶行知總結了採用「小先生」的幾大好處：一是有利於中國女子教育。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之下，女性主要在家庭裡，而且奉守陳舊的觀念，她們的教育問題相當不好解決。而有了「小先生」們，該困境幾乎不再存在，至少識字教育不是障礙；其次，大人跟小孩學，無形之中能使大人心態年輕，這也有利於培育少年中國的精神氣質；再次，「小先生」制有利於打破教育壟斷的藩籬，使得知識可以轉化為公共資源，為社會成員共同分享；最後，傳統教育的一大難點是家庭和學校之間聯絡不暢，但如果有了「小先生」們，就可以把學校、社會和家庭有效地聯結在一起。
陶行知倡導的「小先生」制，雖然飽受質疑，但在中國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卻的確起到了非同尋常的巨大作用。其影響波及整個國統區，並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在中共解放區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共和國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就是這一制度的踐行者，「小先生」制在延安被廣泛採用。不僅如此，實行「小先生」制的成果經受住了國際友人的考核，並由此揚名國際。1936年8月，在倫敦世界教育會議第七屆年會上，陶行知作了「中國救亡運動與小先生普及大眾教育運動實踐情況」的報告，受到與會各國代表的高度讚揚。印度代表甚至直接邀請陶行知去訪問印度，指導印度的普及教育工作。在印度，聖雄甘地抱病和陶行知交流半個小時，臨別時，特別叮囑陶行知：「請代表我向中國人民致意。請把您在印度演講大眾教育的問題，寫成文章，寄給我們。」
創辦育才學校
隨著罪惡的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的摧殘加深，為了中國的前途和命運，陶行知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投放到遊說國際友人支持中國抗日的民族事業中。饒是如此，他仍然沒有放棄教育救國的理想。一方面，他提倡國難教育；另一方面，他身體力行，在重慶創辦了育才學校，繼續著他通過普及平民教育拯救並改造中國的理想。
1938年，陶行知結束了歐、美、亞、非26國的訪問行程，回到國內。其時，中國抗日統一戰線已經形成，他有了更大的政治空間推廣他的教育理想。他相信他的「生活教育」的理念有助于堅定中國人養成自立、自強精神，他說：「我相信生活教育必定能夠發出偉大的力量幫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幫助創造一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並且幫助創造一個和平互助的新世界。」這一年12月15日，廣集包括國共兩黨在內的社會賢達的生活教育社在廣西桂林省政府禮堂舉行成立大會，陶行知當選為理事長。隨後，他著手籌備創立育才學校，它的對象是教育戰時匯集在重慶的200多萬流浪兒童。1939年7月20日，育才學校借北碚北溫泉小學校舍舉行了開學典禮。陶行知宣講了該學校的創辦旨趣：「創辦育才的主要意思在於培養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至於枯萎，而且能夠發展，就必須給予適當的陽光、空氣、水分和養料，並掃除害蟲。我們愛護和培養他們正如園丁一樣，日夜辛勤地工作著，希望他們一天天的生長繁榮。」他強調，學校不是培養專家，而是希望學生能根據各自的興趣，把他們育成專才；更不培養人上人，而是要讓學生從老百姓中來，學成以後再回百姓中去。因此，這裡的教育仍然是普及大眾教育的一部分。
育才學校最後在古聖寺開學，學校沒有入學考試，也沒有升學考試，也不存在所謂的畢業問題，不過要經過必要的智力測試。學校設立專業為音樂、戲劇、繪畫、文學和社會五組，無數當時享譽全國乃至國際的高級知識分子、詩人、音樂家、藝術家紛紛到學校任教。育才學校是中國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所特異的學校，因為它是根據一種全新的教育理念而創設的。它不僅要求其學生有相當的智力，還要測試學生的特殊才能和興趣。與此同時，它的學制規定又是那麼不拘一格，而在教育過程中，始終強調「創造性」的培育。
同時，它在培養學生的品德方面也是別出心裁，而且至今仍極有啟發意義的。有一天，陶行知校長看到一名男生正要用磚頭砸同學，立即將其制止，並讓他到校長辦公室等候。陶行知回到辦公室，見男生已在等候，便掏出一塊兒糖給他：「這是獎勵你的，因為你按時到了。」接著又掏出一塊兒糖給他：「這是獎勵你的。我不讓你打同學，你立即住手了，說明你很尊重我。」男生將信將疑地接過糖果。陶行知又說：「據了解，你打同學是因為他欺負女生，說明你有正義感。」隨後，掏出第三塊兒糖給他。這時，男生哭著說：「校長，我錯了，同學再不對，我也不能採取這種方式。」 陶行知又拿出第四塊兒糖說：「你已認錯，再獎勵你一塊兒，我的糖給完了，我們的談話也該結束了。」我們至今很難評價育才學校的歷史貢獻，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它為國家培養了不少專門人才。此外它一直在經費極其拮据的情況下運行。儘管它受到進步黨派團體和人士的支持，但國民政府一直對它的存在甚為警惕。陶行知為了保證它的運轉四處奔走而積勞成疾。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這位把自己的一生全部貢獻給中國平民教育的巨人，突發腦溢血在上海去世，享年僅56歲。他的遽然辭世，震動了全國乃至全世界。10月27日，上海各界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同年12月9日，美國紐約也為這位世界級的教育家舉行追悼會，由杜威和馮玉祥擔任名譽主席，威廉霍蘭德擔任主席，美國教育界的各大名流以及留美中國人士出席。陶行知先生備享身後哀榮，他理當享有這樣的榮譽。
(責任編輯：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