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教育·行知縱橫》副主編,「大成陶書」副總編輯,成陶新媒體總監,中國教育學會會員,成都市作家協會會員,2019年成都市「好記者講好故事」優秀獎獲得者,策劃圖書《愛要大聲說出來》獲成都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給老師和家長的建議》。
「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志業不僅是人謀生的手段,也是人在責任感召下的社會實踐活動,其源動力是堅定的信仰信念。陶行知先生是教育家,也是偉大的民主主義戰士,在他辦學、教學,創新、實踐的過程中做出了諸多嘗試,尤其是在貢獻社會、服務社會的抉擇方面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
「人生為一大事來,丈夫志在探新地」「治學不求富,讀書不求官」就充分體現了他的擇業態度。「大事」是從個人角度提出,同時結合了個人需要、社會需要、國家需要。「新地」指無論選擇服務哪個行業,都需力求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推進,甚至墾闢出新的實踐園地。
1916年末,陶行知開始準備博士論文,因論文需要收集當時國內教育現狀的數據為支撐,無奈彼時他遠隔重洋,數據收集不充分,論文撰寫被迫擱淺。1923年,世界教育聯合會成立,大會邀請中華教育改進社參加,當時,陶行知已是改進社主任幹事。為了更好地參會,改進社對中國教育實況進行了一次較大的盤點,整理了大量有效信息,這些數據正是陶行知撰寫博士論文需要的素材,完成此論文他便可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那一年,陶行知正在推動平民教育,最終,陶行知在博士學位與教育救國之間選擇了後者。
陶先生畢生紮根教育,把自己的青春與生命獻與中國教育,其探新地、劈新理的精神值得敬仰。他把博士學位論文寫在了中國大地上,以解決問題為「畢業」,用個人所學智慧改變了當時中國民愚、民貧的現狀,拉開了近代中國教育改革的序幕,用改革精神與實幹精神破除了「唯論文」的痼疾,對我們今天「為畢業而論文」的現象上了一堂印象深刻的好課。
陶行知不僅踐行了自己對人生擇業的理解,也將此價值認知引渡到學生身上。在他的辦學與生活中,陶行知對很多人的「生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幫助,直接影響了他們的擇業,尤其是在學生面對兩難境遇時,他及時引導學生站在不同角度,讓其根據親身經驗與知識經驗採取有效方法與手段做出了選擇。
1921年夏天,陶行知為支援安徽學生爭取教育經費獨立的運動,到安慶作學術講演,那次演講改變了臺下聽眾操震球立志上大學成為有名望、有學問的大人物的追求。後來,考入清華大學的操震球在《新教育評論》雜誌上看到了陶行知發表的系列文章,知曉陶行知要創辦曉莊師範,改革中國鄉村教育。1927年,已是清華大學大二學生的操震球給陶行知寫信,表示願去曉莊學習。收到操震球的信後,陶行知回到:「您在清華學校,好比是天上的天使……現在要發宏願,放棄養尊處優,回到人間,過我們茅草屋的生活……」回信中,陶行知既說明了曉莊師範艱苦的生活條件,又言明了在曉莊師範的積極意義,言辭懇切,利弊分析得當。正是因為陶行知誠摯的態度,更堅定了操震球趕赴曉莊的決心,來到曉莊的操震球看到陶行知在田間地頭和農民打成一片,和農夫一樣下田種地,穿草鞋,挽褲腳,事事以身作則,這些都深深感染了年輕的操震球立志為一方百姓謀出路,做出成績來。1928年,浙江湘湖師範邀陶行知推薦校長,陶行知推薦了操震球出任,儘管操震球遠離曉莊,他卻一直在老師的指導下,於各地從事教育工作數十年,最終成為了一位出色的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一生不唯名,不唯利,只為民,他一生推崇服務社會、貢獻社會的高尚品質。他的擇業觀,以及他對功名祿位的認識,時至今日,對當代青年仍有著深遠的指導意義。
摘自 | 《時代教育·行知縱橫》(成都市陶行知研究會學術指導)2020年6月刊/欄目:師陶筆記
編輯 | 張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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