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2011年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零翻譯研究》以來，9年了，有關零翻譯的研究吸引了大陸相當一批研究者的關注，期刊論文2016年達到頂峰24篇，學位論文2018年最多，共17篇，各個層次也給予項目資金的支持，其中國家社科基金支持4項，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項目3項，省級社會科學基金項目5項，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課題1項，嚴格意義的專著沒有，但是涉及零翻譯的有1部。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如零翻譯概念的定義辨析、零翻譯與語言純潔性、零翻譯與意識形態等，都做出了各自的論證；但是，這些研究中，明顯分為兩派觀點，在理論和實踐上支持的不用說了，反對的有認為零翻譯不是翻譯，用了英文術語nontranslation；也有認為零翻譯是語言殖民、破壞了漢語的純潔性，必須得到禁止。這些說法一方面與語言實踐相矛盾，另一方面說明理論上還是沒有得到徹底澄清：零翻譯概念的邏輯到底是什麼？零翻譯實踐中的語言殖民、意識形態滲透、語言規範等問題到底該怎麼看待？大陸以外地區與國外的一些涉及零翻譯（zero translation）這個名稱的研究又與不翻譯（untranslation）及非翻譯（nontranslation）混淆，但是卻說有翻譯與話語的意義。從杜爭鳴2000年首次使用zero translation這個術語，這20年間，矛盾的觀點反覆在零翻譯問題上上演。同時，在前期成果中，我展望了零翻譯深入研究的兩個問題：從零翻譯視角進行翻譯本體研究和翻譯倫理研究（第144頁）。近幾年這些問題一直在我腦中盤旋。
首先，我考慮的是，基於同樣的事實（零翻譯形式），零翻譯概念為什麼有這麼相反的觀點？到底哪裡出了問題？同時，零翻譯與移植、轉寫、借用、外來詞、偽翻譯、語碼轉換之間到底什麼關係？雖然我在前期成果中給出了分析，但是感覺還是不夠深入。
其次，零翻譯到底是不是語言汙染和文化入侵？不能說提出這種觀點沒有道理，但是又與事實有出入，因為這麼多年，零翻譯現象因為語言汙染和文化入侵消失了嗎？難道使用者和管理者都是淡漠的嗎？
上面的問題繼續追問，我們就可以得出第三個方面的關鍵問題：零翻譯實踐到底應該遵循什麼樣的倫理原則？這與一般的翻譯形式遵循的倫理有區別嗎？
這些問題，有些在前期成果中只是提及，有些還沒有得到思考。帶著這些問題，我申報並獲批了教育部課題「零翻譯及其話語研究」（項目批准號15YJA740032）。本書就是該課題成果。
本書第一章回顧了20年間國內外零翻譯研究分布現狀，指出零翻譯這個說法不是空穴來風，不可以說零翻譯研究薄弱，但是分布狀況反映的是零翻譯研究的趨勢，並不表明其學術邏輯的正誤，需要關注還有哪些爭議、甚至是否定，以及這些爭議、否定的根源是什麼。
第二章詳細分析了零翻譯概念爭議的前提癥結（在異族語言文化中不存在能指符號來表達本族文化的所指概念，以及能指成為翻譯對象，實際上就是「不可譯」這個前提）以及由此帶來的概念混淆的癥結，並指出這些爭議在於混淆零翻譯歷史形態與變異形態，混淆零翻譯的正確使用與過度使用，將不同現象之間的聯繫和區別同一化並否定零翻譯概念，同時也導致零翻譯是語言汙染，是文化入侵的觀點。
第三章進一步討論了不可譯前提——語言世界觀與意義不確定——也存在前提錯誤的癥結，並從科學哲學角度挖掘了差異不可通約（不可譯）的相對主義問題，其邏輯出路在於「溫和理性主義」，即對不同範式之間交往的「預測」，不可通約的範式信仰者在預測到哪個更為有用的時候就會傾向相信、理解哪個範式從而達到溝通的結果。當然，這就涉及到價值觀問題。而預測中認識差異是溝通與翻譯的基礎，是進入對方認識差異的零翻譯（不消除差異，不懸置差異，接受差異的存在，和睦共處）解決不可譯的第一步，關鍵還在於擴大自己的視野有願不願意的立場問題，這涉及到人在翻譯的起點上是什麼樣的本真狀態，於是進入了翻譯的本體論問題，也是進入對方、理解對方的零翻譯的癥結所在。雖然譯者和讀者，作為主體間性中的主體，有著元翻譯的本真精神與願望，在語言世界觀與意識形態這樣的現實面前面臨著關乎自我存亡的語言汙染和文化殖民的嚴峻挑戰，所以願不願譯的問題就成了交往倫理的問題。這與價值觀問題是一致的。由此，本章詳細分析了自我與他者的關係，提出了三分邏輯，以及翻譯的三種形態劃分，將零翻譯放在第三種形態位置，可以清晰而深入地探究零翻譯的實踐倫理。
在第三種形態的定位之下，第四章考察了語內與語際的零翻譯實踐話語，論證了作為第三種翻譯形態的零翻譯，其翻譯主體，包括譯者和讀者，或參與這第三種交往的交際者，其願望（「進入對方、換位思考」的零翻譯觀）的實現與語境下的主體價值觀有關。語內零翻譯中語言身份轉換受年齡、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社會文化環境、產業發展等影響，文化身份轉換相對簡單，入鄉隨俗比較容易，婚配定居移民雙向融合居多，流動務工人員處於一種漂泊狀態；我們應該積極創造條件幫助各類移民和流動務工群體「進入對方」，促進社會融合發展。語際零翻譯實踐既與知識、話語、權力、意識形態等理論有符合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交際者抱著平等、和睦相處以及互相學習的態度對待他者，話語的權力壓制與反壓制特徵就不明顯甚至消失。一些物稱名詞以及能指符號成為翻譯對象則無涉權力問題。美籍華裔作家的零翻譯話語表徵與克裡奧爾語現象說明，在受主流文化的壓制與意識形態的滲透下，話語的權力壓制與反壓制會無休止地發生。外交場合零翻譯實踐的限制讓我們進一步看到了零翻譯發生的歷史形態與作用機制，堅持政治立場是這種語境下的倫理原則。隨著和平發展的需要，交往主體的「和睦共處、合作共贏」的價值觀就會使話語回歸翻譯美好的本真願望。
本書的創新之處是：（1）指出了零翻譯概念的前提；（2）提出了三種翻譯形態的劃分；（3）從零翻譯視角對西方話語理論進行了修正。論證過程與方法也有創新：（1）從哲學的視角討論零翻譯以及翻譯中的相對主義問題，由此揭示了翻譯的本體論意義；（2）用跨（多）學科方法，尤其是文化研究的範式，進行實證調查與分析，揭示零翻譯實踐倫理背後的價值觀問題。
本書的現實意義在於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語境下，我們提出的零翻譯觀——「進入對方、換位思考」的交往觀，以及零翻譯話語倫理——「互相尊重、各取所需、為我所用、多元互補」的價值觀可以作為理論支撐、借鑑與啟示。
本書部分內容還受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話語理論修正：零翻譯視角」資助（項目批准號112-2015SJB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