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的話：再看施一公院士十年前的反思與回顧，結合當今學術界發展實際，想必大家依然感慨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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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總理，您在多個場合表達了對中國大師級人才求賢若渴的心情。但是沒有世界一流的大學，就不可能培養世界一流的人才，加快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應該寫進《政府工作報告》中。」2010年1月26日，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第一會議室聽取科教文衛體界代表對《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教育界代表施一公開門見山。
施一公，這位世界頂尖結構生物學家，有著這樣的「傳奇」履歷：1998年任教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2003年成為該校分子生物學系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2007年被授予普林斯頓大學終身講席教授。2008年2月，他放棄了在普林斯頓的高薪與榮譽，全職回歸母校清華，出任生命科學學院院長，被眾多媒體譽為華人歸國科學家的旗幟性人物，由此引發的「施一公效應」，吸引了更多海外科學家回國效力。
今年（2010年）2月，這位被形容為史上放棄國外待遇最多的科學家正式歸國兩年。對他來說，這兩年很漫長，因為無論是高端的學術地位、堅毅的歸國舉動為他贏得讚譽不斷，還是被高度關注與大膽言論為他招致質疑與批評，他都始料未及。但是，似乎一切都不能阻擋這位脾氣倔強的年輕科學家。兩年，變化的是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學術地位和國際影響，不變的是他昂揚的激情和清華BBS上學生對他的「大牛」稱號。
「恨不得把時間掰開來用。」坐在正對實驗室的辦公室裡，著淺色襯衫、黑色馬甲、白色長褲，一身典型學者打扮的施一公，沒等講完手機，又不得不拿起辦公桌上鈴鈴作響的座機電話。
辦公室不大。桌上堆著專業書籍、成摞的科研論文，還有一把剃鬚刀。牆壁白板上畫著的分子結構圖旁，龍鳳胎兒女的照片和兩個孩子畫的油彩畫格外顯眼。
談起正在為《科學》雜誌撰寫的年度總結文章及實驗室取得的最新研究進展，施一公挺直腰板，身體略微前傾，語速飛快，時而打個手勢。談起放棄美國高薪工作跟隨她回國的妻子與一雙兒女，他則神情溫和，語調平緩，身體不自覺地靠向椅背。
「科學家也是人，有七情六慾，有缺點，有毛病。我不想被媒體標榜得太高。」施一公說。
然而，無論這位年輕科學家怎樣強調不希望別人把他放上「神壇」，不希望被過多關注，美國《紐約時報》還是於今年（2010年）1月6日以《對抗趨勢：中國吸引海外科學家歸國》為題又一次報導了他：「施一公和其他頂尖科學家的回歸是一種信號，中國在拉近和發達國家科技鴻溝的時間上，比許多專家預期得要快。」
顯然，這位被賦予了「代表」、「信號」、「變革」等意義的年輕科學家，其成果與言論已經無法完全代表其個人。
「三個在膜蛋白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膜轉運蛋白和離子通道方面引起國際關注，其中兩篇論文發表在《自然》上，一篇論文發表在《科學》上。」說起團隊去年取得的科研成果，施一公毫不掩飾自己的驕傲與自豪。回國兩年即取得了「超過在普林斯頓鼎盛時期」的成果，施一公此前絕沒有想到。
「也許，我們這個團隊所作的研究，現在在老百姓看來意義並不很大，但是10年後、20年後，很有可能會影響人們的生活。」施一公強調，「很多尖端藥物的研發都依靠我們這樣的基礎科研，但基礎科研的轉化需要時間，絕不能急躁。」
說到這，施一公忽然想起他忘了吃每日必服的高血壓藥。「在美國讀博打工時累出了高血壓。」他從包裡拿出一個藥盒說，「這個藥就是以結構生物學的研究為基礎研發出來的。」
施一公提到的「結構生物學」，是他成為國際知名科學家的學術陣地。
「簡單地說，結構生物學就是通過分子結構的測定理解基本生命現象，了解基本生命結構，從而改善人們的生活。」施一公說，「它是現代生命科學的奠基學科之一。」
其實，對於生命科學的熱愛，施一公很慢熱。因此，能在這一科學領域馳騁縱橫，學生時代的他沒有想到過。
1967年，施一公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從小聰穎過人，在父親的影響下，對數學和物理產生了濃厚興趣。「恢復高考那一年，父親在地上畫XYZ，給哥哥姐姐講解方程式」的情景，施一公至今難忘。1985年，在河南省實驗中學高中畢業時，因在全國高中數學和物理競賽中分別獲一、二等獎，他獲得了保送資格。
施一公最初想讀北大物理系，他認為「那是最聰明的人的選擇」。然而，當清華大學的招生老師向他形容「21世紀是生命科學的世紀」時，他覺得這個學科「聽起來很牛」，加之他一向敬仰的父親機械專業出身，對清華有感情。施一公最終選擇了清華，成為清華大學生物系復系後的首屆本科生。
雖然對生命科學並不了解，但從小就是尖子生的施一公還是自信滿滿。「沒想到，剛一入校就感覺很崩潰。」他發覺「身邊優秀的人太多了」。「他們說起術語一套一套的，我還沒聽懂老師講什麼時，就有同學問下一個環節的知識點了。我覺得自己沒有前途，會一事無成。」施一公至今難忘當年的沮喪。
然而，「人活一口氣」。在家庭的影響下，從小就想當工程師或科學家的施一公，在學習上十分好強。「我是從河南駐馬店走出來的，一直無法忘記小學老師對我說，要給駐馬店人爭光。兒時好友曾經送給我一句話——『希望我能成為諾貝爾獎獲得者少年時代的同窗』，我現在想起來還很激動。」正因為這樣，施一公告訴自己一定要爭氣。雖然，他大學期間並不確信自己今後會從事生命科學研究，他仍然在1989年以生物系年級第一名的成績提前一年畢業，還以優良成績修完了數學系雙學士學位的所有課程。在清華期間，喜愛體育鍛鍊的他，是清華大學田徑隊的主力隊員，曾經創造了學校的萬米競走紀錄。
1990年初，施一公獲全額獎學金，赴美國一流的研究型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攻讀生物物理學博士學位。
剛到美國的施一公又受挫了，興趣不定影響了他的科研，讀博的前兩年，他總是想轉到計算機系，學校甚至一度想停止為他提供獎學金。不服輸的施一公憋著一口氣，努力背單詞、做實驗，甚至在日記裡寫道：「有什麼了不起，老子是清華的！」終於，他慢慢進入了狀態。一次，系主任兼實驗室導師自認發現了一個生物物理學中的重大理論突破，激動地向學生們演示，施一公當場指出導師在某個演算環節中的漏誤。從此，導師對他刮目相看。1995年，施一公獲博士學位，導師破例公開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學生」。
次年，施一公到紐約史隆—凱特林癌症研究中心結構生物學實驗室從事博士後研究。此間，他終於認定「細胞凋亡」才是自己喜歡的研究方向，雖然這一方向與他博士後實驗室的研究方向不同。1997年4月，還未完成博士後研究課題，他就被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聘為助理教授。1998年初，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創建了自己獨立的實驗室，開始了對細胞凋亡機理的研究。
2003年，由於探究神秘的抑制「細胞凋亡抑制因子」的蛋白SMAC，對破解致癌原因這一生命科學之謎作出了突出貢獻，施一公被國際蛋白質學會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學家獎，成為獲得該獎項的第一位華裔學者。當年，施一公36歲。2005年，他當選為華人生物學家協會主席。
施一公在普林斯頓的執教前景也一片光明——2001年，獲普林斯頓大學終身教職；2003年，成為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4年後，被授予普林斯頓大學最高級別的教授職位——終身講席教授。
這位勢頭猛勁的年輕科學家，不僅在普林斯頓大學春風得意，還從2000年起，成為哈佛、麻省理工學院、杜克、密西根等10多所美國頂尖大學爭搶的對象。
為了留住施一公，普林斯頓給他提供了優厚的條件：實驗室面積是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科研基金是系裡最高的。
在比美國歷史還要悠久的學術殿堂普林斯頓，施一公登上了巔峰。
「施一公要回來啦！」從2006年起，清華大學就流傳著這樣的「爆炸性消息」。
「就科研環境來講，國內大學無法與普林斯頓比肩。國內學術圈的規則，也往往讓海外學者無法再適應。」這是很多海外學者的共識。
何況，那時的施一公在普林斯頓如日中天：除學校給予他穩定的資金支持外，他申請了11次美國國家基金，10次中標。一個基金會也在資助他的科研，一些美國的大公司還與他合作支持他的科研。僅憑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5個獨立科研基金就可以一直支持實驗室到2012年……他在美國的生活也很優越：學校資助他購買了獨棟花園別墅，同是清華畢業的妻子在國際製藥大公司工作，一對龍鳳胎兒女享受著快樂的美式幼兒園教育……
會不會只是個傳說？很多人不敢相信。
2007年4月，施一公在清華大學的實驗室正式開張，施一公歸來終於「板上釘釘」。
「作出回國的決定，只用了一個晚上。」他說。
2006年5月，施一公回國參加4年一次的中國生物物理學年會。其間，時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希找到他說：「清華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國。」當晚，施一公就在電話裡得到了遠隔重洋的妻子的支持。第二天，他告訴陳希：「我願意全職回清華工作，但我在普林斯頓尚有20名科研人員的實驗室，需要一個過渡期。」就這樣，施一公作出了轟動國際生命科學界的決定。
2006年6月，施一公迅速進入了過渡期，向普林斯頓校長提出回國。校長勸施一公不必全職回國：「暑假有3個月，平時你還可以回國兩個月，什麼事情5個月還做不完？」「我認為，全職回國對普林斯頓和清華的貢獻比我全職在普林斯頓更大。」施一公委婉拒絕。
2008年底，施一公再次走進了曾讓他事業起飛的普林斯頓，這一次，他是來告別的——正式辭掉了普林斯頓終身講席教授一職。
「很多人認為我錯了，認為我瘋了。連我在美國的親戚們都覺得我腦筋有問題。」施一公笑說。
普林斯頓物理系的一位教授，在香港意外邂逅施一公時，用了兩個小時，滔滔不絕地向他闡釋「你作了一個錯誤的決定」。施一公一位很要好的學術界朋友在一次聚會中對他說：「一公，你現在豪情萬丈，肯定用不了兩年，就會被國內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顏色。」
「我的意志很堅定，國內學術界的潛規則改變不了我幾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兩年後不會改，20年後也不會改。如果改了，我會覺得很悲哀！我會問自己：回來幹什麼？！」施一公回應。
施一公的堅決反響巨大，國內主流媒體紛紛大力報導，一些媒體稱他歸國的意義不亞於當年錢學森、郭永懷的回歸。與此同時，正值西方國家開始關注中國每年飛漲的科研經費與中國對海外高層人才的招攬趨勢，施一公引起了眾多國外媒體的關注。《紐約時報》用「震驚」一詞形容施一公回國。
在海外的華人科學家中，施一公的歸國舉動也迅速引起轟動。
「施一公這種大師級的人物能夠放棄美國優厚的科研環境，回國創業，可謂海外華人的典範。」國際知名神經科學家魯白這樣評價。
「在美國的華人科學界，通常存在這樣一個疑問，像施一公這種級別的人回國，能否適應中國的人文環境與科研製度。因為中美在科研體制方面，比如基金的評審和申請等方面都存在相當的不同。施一公為我們樹立了榜樣。」美國杜克大學藥理系教授王小凡說。
清華大學常務副校長陳吉寧如此評價施一公的歸國舉動：「會帶動大批一流的海外華人科學家回國工作。中國大學的教授隊伍建設和學科建設，已經開始需要一大批國際性的大師級人物來領銜。」
這種現象，被媒體稱為「施一公效應」。
回國之後的施一公，想大幹一場。
「比我在普林斯頓時玩命多了。」施一公說。剛回國時，他辦公室的燈光常常會亮到夜裡兩三點，大年初一都會出現在辦公室。他將自己的睡眠時間縮短到平均每天不到6小時。雖然清華附近有很多他喜歡的餐廳，讓他胃口極好，睡眠的減少還是使他看上去很瘦。
體力上的辛苦並不影響施一公在精神上生龍活虎，在清華的每一天他都很激動。然而，網上出現了一些批評他的聲音，讓他一度有些煩惱。
「他是回來撈錢的。」「他有著不可告人的個人目的。」「他想帶回自己的學術親信。」
對於這些批評，施一公曾感到傷心且難以理解。「回國就是出於一種特別樸素的感情，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施一公坦言，剛到美國時，他沒有想過一定要回國。1987年，令他深深敬仰的父親遭遇車禍，因為沒有得到及時救治而去世，因此懷有不滿情緒的他當時對祖國沒有什麼留戀。然而，到美國後，他遭受了一系列更大的刺激：參加聚會時，有些中國人支支吾吾不願說自己是中國人；辦籤證時，中國人不僅籤證費高，還總被查戶口似地盤問；過境時，外國人把護照晃一下就可以了，而拿中國護照的人，常常被移民官嚴格地翻包。更為過分的是，美國主流媒體經常出現妖魔化中國的報導，這讓他感到「很憋屈、很氣憤」。
「那時我就想，有一天，我一定會回國！」施一公說，「況且，中國還有很多東西亟待改進，從科技體制和基金評審到大學教學和科研水平，相對於美國一流大學還有相當差距，比較起在美國，我覺得我回來以後可以有更大的作為，這種成就感對我來說很重要。」
2008年8月，網上又有人質疑施一公申請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外籍）不符合程序規定，質疑他的全職身份。施一公又一次成為輿論焦點。
「在普林斯頓，上至校長，下至系主任，從我實驗室的博士生到博士後，都知道我即將辭職，實驗室會逐漸關掉。事實上，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早已進入離職的過渡期，只有清華大學一個固定職位。」提及此事，施一公仍感不平，「我夫人當時還在美國，她從美國同事那裡聽說我在網上遭到攻擊，不願意回國了，我又勸了大半年，她才同意回來。如果說我有什麼感到愧疚的，只覺得對不起放棄工作的妻子和我在普林斯頓的學生。」
「我有話憋不住，國內很多現象都很邪乎。」即使遭遇攻擊，施一公也經常面對媒體表達自己對國內學術狀況的不滿：「一些學者利用自己的名望，在與自己無關的科研成果中掛名。不誠實比巨大的科學錯誤更可恥。」「有的教授帶了很多研究生，但忙於各種非學術類事務，根本沒時間指導學生。」「國內大學和國外大學有一個比較大的差別：國外的行政是服務學術的，教授發言權很大；但在國內，行政對學術的控制太多。」尖銳的言論又給他帶來過一些麻煩。
如今，對於遭遇的一些質疑，施一公已經能夠理性理解：「或許是被關注得太多了，或許是倡導改革動了一些人的奶酪。確實也有一些海歸學者沒有堅持自己在美國的學術操守。」但是，從感性出發，他仍感不平的是：「想幹一些實事，懷著滿腔熱忱，為什麼會招來這些不明不白的非議？」
施一公想，那就用事實來證明。
「傳說，那些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聽說得獎時很驚訝。在我看來，那只是傳說，很多科學家都是衝著這個獎項去的。這沒什麼不好，人就是要有志向、有理想。」施一公說。
施一公的歸國理想是：第一，從事教育，影響一批年輕人；第二，在清華建立一個世界一流的結構生物學中心、一個世界一流的高級人才培養和尖端生命科學研究基地，與大家一起努力發展中國的生命科學和基礎醫學研究；第三，與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推動我國科教體制的改善。
在他看來，對人的培養是「第一要務」。
「普林斯頓是美國最適合作研究的地方，如果只從科研角度出發，我沒有必要回清華，我回來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育人，育人在育心。」施一公說，「現在的大學生缺乏理想，缺乏一種任何情況都不會放棄的東西，這讓我很擔憂。」
於是，除了親自對實驗室裡的每位研究生作系統指導，把實驗室裡的十數名學生培養成成熟、練達的科研人員，這位儘量找各種理由推掉很多行政會議、項目評審和公眾活動的科學家，出現在了一些面向大學生的講座中。
「在生活中可以知足常樂，在科研和事業上永遠不可以。」「不要磨光了自己的稜角，我不相信沒有稜角的人會作出好的科研。」「作科研一定要敢於批判，我的觀點都是主觀的，供你們批判。」這樣的話語，經常會伴隨他講述的人生經歷跳出來，引來學生陣陣掌聲。「我還想給清華的本科生開思想政治課。」施一公說。
除了把時間花在他最鍾情的科研上，其他時間施一公大多忙於「招兵買馬」。2008年至2009年間，在面試了60多位教授、副教授候選人後，22位充滿活力並極具學術能力的科研者加入了清華團隊，已經15人有了自己的實驗室。在未來5至10年中，清華計劃在生物醫學科學領域聘請110至130位獨立的實驗室負責人。談及此，施一公豪情萬丈。
「有了好的人才，一定要為人才建設好的學術環境，以教學和科研為主。」施一公說。為此，從2007年起，施一公便開始籌劃生命科學學院的人事制度改革：一邊理順與明確院系行政領導的權責，減少學院領導在行政事務上的重複勞作，一邊計劃建立與國際接軌的教授終身制評價體系，採用終身教職系列、實驗教學系列、科研系列、教育職員系列，不受其他制度制約。「改革方案已提交學校領導，過了這個坎兒，學院的科研建設就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產生連鎖反應。」施一公說。
與此同時，施一公與他的團隊開始進行教學改革。除了為本科生減免學分，加強學生自主性，還在教育部的支持下，與北大和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整合資源，創建了一個聯合的研究生項目。近百位參與該項目的教授，將選擇自己擅長的研究領域進行模塊教學。
對於更加長遠的目標，施一公毫不諱言：「今後10年內，每年都會有一些有重大國際影響的成就，每兩三年可以有在科學史上具一定地位的成就出現在清華。在清華生命科學學院，創製一個適合人才發展的管理模式，而在這裡嘗試的軟機制，也可以在中國其他地方被複製。」
除了創建他和團隊成員心中的科研「理想國」，有一件事情施一公絕不會限制自己的時間——「與信任的同事共同為政府部門提供實質性的政策建議」。2008年5月，施一公被邀請到中南海向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和其他高層官員討論中國科技的未來。教育部曾多次就相關事件徵求他的意見，統戰部將他與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海歸院長饒毅的報告傳達到高層中央領導，中組部在引進海外科學家方面傾聽了他們的建議。
另一項讓他不遺餘力的工作，就是最大化「施一公效應」。2009年歲末，擬作為特邀報告人赴美國聖地牙哥出席華人生物學家大會的施一公，因故無法出席。他將一封「致華人生物學家協會」的長信發給了協會成員王小凡和利民，信末寫道：「最好的支持是以你們在美國堅守的職業道德標準為中國服務。」
如今，雖然每天還是十分忙碌，但施一公對國內的生活已經很適應。最讓他欣喜的是，去年6月，他迎來了歸國的妻子與一雙兒女，科研也走入正軌。
偶爾，他會想起這樣一個場景：2009年10月5日，他在國慶觀禮後飛至位於美國紐約長島的冷泉港開會，會前順訪普林斯頓，住進小鎮的一家旅館裡。「343」，他驚詫地看著這個房間號，歷史竟如此巧合。12年前，摩拳擦掌地準備到普林斯頓面試的他，就是住在這個旅館的「343」房間。12年後，他已賣掉了在普林斯頓的房子，回到祖國實現理想。
每當想起這個情景，施一公就會更加清醒：「美國夢」已經成為過去，「中國夢」是他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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