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固有觀念中，《詩經》總是同自然、鄉野聯繫在一起，為桑間濮上之音。所以讀《詩經》的時候，讀到和城市有關的內容就特別會留意。比如《國風》中有五首詩都以「東門」為題，《鄭風》兩首：《東門之墠》、《出其東門》；《陳風》三首：《東門之枌》、《東門之池》、《東門之楊》。
繼續查找，發現《詩經》中有關城門的描寫，不見西門和南門，北門只出現了一次，是一首官吏抱怨生活貧苦和工作繁重的怨詩。這麼一比較，五首「東門」詩就有些耐人尋味了。《鄭風》、《陳風》主要是春秋的創作，本文就圍繞這五首「東門」詩，來探一探其中所包含的春秋時期的城市密碼。
「東門」是正門？引發懷疑的原因除了「東門」多次出現外，還有詩在內容上的線索。這五首詩皆以景化情，描述了「東門」外的景物。《東門之墠》中的墠（音shàn，經過整治的郊野平地）、慄（慄子樹），《東門之枌》中的枌（榆樹）、栩（柞木屬植物），《東門之楊》中的楊（白楊），屬於普通景物，無甚特別。而《出其東門》第四句說「出其闉闍（音yīn dū），有女如荼」，《說文解字》釋「闉」為「城內重門也」，是甕城門的意思（後文詳論），說明該城門的防禦等級很高；另一篇《東門之池》，「池」指護城河，這又是防禦等級高的一種表現。
「東門」是正門？乍一聽有些不可思議。的確，我們通常熟悉的古代城市、皇城、宮城，通常都遵循「坐北朝南」的規劃原則來建設，以「南門」為正門。典型如北京城的「正陽門」（內城門）和紫禁城的「午門」（宮城門），不論在形式和功能上都顯示出「南門」作為正門的重要地位。但是「坐北朝南」、「南門為正」是自古有之的嗎？縱觀古代城市的演變史，發現越是往前推，這條原則就越顯得晦暗不明。
曹魏王都鄴北城平面復原圖 圖片來源：徐光冀《曹魏鄴城的平面復原研究》，《中國考古學論叢》，科學出版社，1993年先把時間往前推到曹魏，上圖為曹魏王都鄴北城的平面復原圖，圖中所顯示的規劃特點可以簡略概括為：以南北中軸線為核心的規則平面分布。
中國古代城市的形態演變，根據考古學家許宏的看法，可以分為曹魏鄴北城之前的實用性階段和從此開始的禮儀性階段。「擁有南北向長距離的都城大中軸線、城郭裡坊齊備的古都布局，可以上溯到北魏洛陽城和曹魏都城鄴北城（更早）。」（許宏，《大都無城》）
所謂禮儀性階段的「禮儀」指的是《周禮·考工記》中關於城市規劃的標準，可極簡為其中兩句：「匠人營國，方九裡，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我們知道，歷史上沒有一座城市是完全依照這個標準來營建的，但標準中所蘊含的「南北中軸線」和「規則平面分布」原則，對後世的城市規劃影響極大。如果依照這兩點，曹魏鄴北城的確是第一座禮儀性城市。有南北中軸線的城市一定是「坐北朝南」、「南門為正」的，從此這就成為了城市規劃的基本原則之一。
漢長安城東向與南向布局演變示意 根據《漢長安城的朝向、軸線與南郊禮制建築》一書中示意圖重繪曹魏鄴北城是非常清晰的「坐北朝南」，再往前推呢？根據考古學家劉瑞的考證（劉瑞，《漢長安城的朝向、軸線與南郊禮制建築》），在清晰和晦暗的交接處，有一座奇特的城市從原本的「坐西朝東」改為「坐北朝南」，那就是漢長安城。
早期「坐西朝東」的證據主要體現在城門的等級上：當時東側三門外都有「雙闕」，而宮城未央宮有「東闕」、「北闕」、長樂宮和建章宮均有「東闕」。劉瑞認為「闕」（城樓）作為特殊禮儀性的標誌性建築，它的朝向和建築以及城市的朝向具有高度一致性。而後期「坐北朝南」的轉變則反映在城市中軸線的變化上：西漢晚期，王莽在南郊建設了一套新的宗廟祭祀建築，包括闢雍、九廟、官社、官稷等，原來東西向的軸線「霸城門—直城門」變主為從，南北向「西安門—未央宮前殿—橫門大街—橫門」成為城市主軸線。顯然，在整座城市改為朝南的情況下，南門就變成了正門。
從上述示意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漢長安城朝向演變前後的主軸線都不是中軸線，和曹魏鄴北城以中軸線為核心的規劃理念有本質區別。「坐西朝東」時期的漢長安城，顯然正門在東門。
那漢長安城之前呢？容易得到的一個假設是：之前的城市都是「坐西朝東」的。這樣的話，春秋時期「東門為正」就立刻可以得出結論了。然而考古方面，情況卻是晦暗不明的，並沒有十分可信的證據支持該假設。主因是戰國時期城市大規模增建、改建，破壞了許多春秋時期的結構，所以了解春秋城市變得很困難。
有一種說法認為，「坐西朝東」源自於周人的禮制。《禮記·曲禮上》有云：「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周人以室中西南隅為尊長居住之處，小輩是不能住的。故而在建設城市的時候也以此為原則，把宮殿建在西南隅，城市坐西朝東布局。該說法的主要依據是：戰國時代出現了很多西城（宮城）東郭（居民區）的城市，包括洛陽王城、齊都臨淄、魯都曲阜、韓城新鄭、趙都邯鄲、楚郢都、燕下都。但這只能說明宮城和居民區的東西尊卑關係，並不能說明整座城市整體朝向問題。既然「坐西朝東」存疑，那麼以此來判斷「東門為正」顯然是缺乏依據了。但是，經過上述論證，至少「南門為正」的思維定式已經可以被打破了。
春秋處於實用性造城階段，根據考古遺址的發掘情況，比較客觀的說，當時的城市可能並沒有十分明確的朝向，大多根據自然因素來綜合考慮建城。而不論城市是規則朝向還是不規則朝向，都需要有一個正門。我國大部分地區在北溫帶，根據北溫帶太陽移動的範圍，北門和西門作為正門是不太可能的，「東門」作為城市正門在地理原理上應該可以作為一個備選。
拋開城市朝向問題，來看看有什麼其他證據可尋。
春秋末期史書《左傳》中關於鄭國都城的「東門」多次提及，其中一則重要的內容是關於發生於公元前719年（春秋早期）鄭莊公時期的「東門之役」。當時，春秋五霸尚未覺醒，鄭國稱霸一時。「東門之役」大概的劇情是：衛國州籲弒衛桓公自立，向鄭國報復前代國君結下的怨恨，糾結了陳、蔡、宋攻打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左傳·隱公四年》）
這場看似無功而返的「東門之役」，拉開了鄭莊公與眾諸侯後續一連串的戰爭。不久「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左傳·隱公五年》）在而後的諸侯與鄭國之間的戰爭中，「東門」亦多次被提到，可見其在於戰略上的重要性。清陳啟源《稽古編·附錄》對於此事議論曰：「意此門當國要衝，為市廛之墟歟! 故諸門載於《左傳》，亦惟東門則數及第一。」——意思是「東門」是鄭國要塞，也是百姓居住的地方，故《左傳》才會多次提及。
新鄭鄭韓故城示意圖 作者根據中國考古網新鄭鄭韓古城平面圖重繪幸運的是，《左傳》中「東門之役」提到的「東門」在考古領域是有實證的。「東門之役」發生地——春秋時期鄭都新鄭——已在現河南省新鄭市市區周圍被發現。上圖即為春秋戰國時期鄭韓故城示意圖（鄭韓故城本為鄭國都城，公元前375年，韓國兼併鄭國，遷都於鄭）。
從圖上看，該城以西邊雙洎河與東邊黃水河為界限，依地形而建，沒有明確朝向。北面築城牆；西面以雙洎河直接取代城牆起作防禦；南面的城牆築於河道之外（春秋時期）；東面北側城牆連北面城牆築於黃水河河道之內，南側沿著河道築牆，一直到與南城牆相交。從地形上看，南面地形過於複雜，城牆與河流所形成的區域仿佛是城市的邊緣地帶，顯然東門作為正門更有說服力。
《國風》大部分是周天子為了解各地民風而派人採集的歌謠，一個諸侯國文化最發達和最能表現國民性格的地方為都城，故而採詩官很可能在諸侯國的都城就完成了任務。《東門之墠》、《出其東門》在內容上與史料和考古亦無衝突。故筆者傾向於相信這兩首詩中的「東門」與《左傳》所提到的、以及上述鄭韓故城示意圖所顯示的，乃是同一座城市的「東門」。因此，判斷「東門」是鄭國國都新鄭的正門。至於《陳風》中的「東門」，目前尚無考古證據來佐證。
「東門」宜談情？《鄭風》、《陳風》五首「東門」詩在主題上出奇地一致：皆關乎於男女戀情。《東門之墠》講戀人不得相見的苦惱，《出其東門》講美女如雲但我心只有你，《東門之枌》講約會之歡樂，《東門之池》講男子訴衷情，《東門之楊》則講情人爽約。為什麼「東門」和談情說愛會有如此緊密的關係呢？
筆者在上文中談「東門」的時候，沒有詳細說明一個細節，即該門指的是郭城而非宮城的城門。宮城和郭城的概念區別是探究春秋時期「東門」問題的前提。「築城以衛君，造廓以守民」，這裡的「城」指的是宮城，亦稱內城或小城，是王公貴族居住的範圍；而「廓」則為郭城，亦稱外城或大城，是普通百姓居住的地方。根據許宏的考證，從二里頭文化到漢代實用性城郭階段，城市的基本形態是宮城+郭區，大都沒有外郭城（沒有城牆遺址證據），郭區是比較鬆散的；但是春秋戰國時期鄭都新鄭、齊都臨淄、魯都曲阜是內城外郭的形態，郭城有城牆，「東門」即開在郭城的城牆上面。既然鄭、齊、魯三國都城都已被發掘，就來看看其中有沒有解答東門談情問題的線索。
鄭都新鄭在上述新鄭鄭韓故城示意圖中，城市中部的城牆，是戰國時期修建的，形成了當時比較普遍的西城東郭的城市形態，東郭為百姓居住區。在圖中可以看到，手工業製作區都集中在城市東部。而在春秋時期，宮城尚未被單獨分割，位於郭城之內的西部，百姓的主要活動區在東部。
春秋戰國時期齊都臨淄示意圖 圖片來源：《中國考古學·秦漢卷》齊都臨淄考古證據表顯示，上圖郭城城牆建造年代自西周至春秋晚期不等，而嵌入郭城西南部的宮城，始建於戰國早中期。春秋時期的宮城根據《左傳》、《史記》中的線索，應當位於郭城之內。圖中文化堆積的東北部高地很可能是宮城所在的位置範圍。而圖中冶鐵、冶銅、制骨等手工業作坊的遺址則也集中在東北部，和宮城區呈現交叉的情況。基於戰國時期宮城顯然改到西南部，那麼東北部即使有過宮城，也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後期成為百姓的主要活動區。
曲阜魯國故城示意圖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魯都曲阜考古證據顯示，上圖中的外圈郭城城垣為春秋時期遺址，其它城垣為後世遺址。目前尚未發現確定的宮城遺址，但根據《春秋》中的記載（成公九年、定公六年出現了「城中城」的記載），宮城應當位於郭城之內。另外，在郭城北部、西部和東北部發現了周代冶銅、制骨、制陶、冶鐵等手工業作坊遺址，可見百姓的活動範圍相對而言是集中在西北部到東北部的。
根據上述三個春秋時期城市的考古證據分析，發現當時宮城位置偏西南，郭城位置偏東北，也就是說百姓的主要活動區是偏東北向的。另外，《易·說卦》曰：「萬物出乎震。震，東也。」東方是孕育生命的方位。物理上的便利（主要）和心理上的美好期待（次要），「東門」作為百姓活動區的主要城門、談戀愛出「東門」顯得順理成章。
「東門」有甕城？《鄭風·出其東門》提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解釋「闉」為：「城內重門也。從門垔聲。」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闉、曲城也。闍、城臺也。闍謂之臺。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旣是城之門臺。則知闉是門外之城。卽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闉、曲城。闍、城臺。」按段玉裁的解釋，「闉」（曲城）和「闍」（城臺），共同構成了一種類型的城門，示意如下圖。
半圓形甕城示意圖 作者供圖城門是一種雙重功能的建築，而且這兩種功能是相反的：一為開放，即讓人能夠通過；一為封閉，即阻擋人通過。在和平時期，第一種功能主導；戰時則第二種主要。「闉」這個詞由「門」和「垔」組成，而「垔」的意思就是阻擋。《尚書》中有：「鯀垔洪水」，意思是鯀用阻塞的方式治理洪水。以「阻擋「為主要功能的「門」為「闉」，而這種功能直接指向了戰爭時期的城門防禦。故而筆者相信，儘管當時並沒有「甕城」這個詞，「闉闍」實際上指的就是甕城。
波蘭克拉科夫甕城遺址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甕城的產生和城牆一樣，是一個世界性的城防現象，因戰爭而產生，並因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而進一步升級完善。交戰時，城門是最薄弱的環節。甕城的建設性主要在於兩重城門之間有「甕區」，這個區域將原來只能死守的城門變為「可守可攻」。就「守」而言，雙重門不僅加大了敵軍破門的難度，且可以利用四面的高牆夾擊「甕區」的敵軍。甕城最妙在於「攻」，可在「甕區」內排兵布陣，主動衝擊敵軍，且由於還有一道城門而不用擔心進攻時被敵軍直接破城。
「出其闉闍」是目前發現的文字記錄中最早關於甕城的記載，但是甕城出現的時間要更早。我國目前最早的甕城遺址疑為垣曲商城西南部城牆附近，西牆和南牆外皆發現了平行於內牆的城牆，長度分別為280米和175米，這可能是甕城早期的不是非常「經濟「的形式。《說文解字注》認為是「闉」是「曲城」，即半圓形的甕城，說明在清代人眼中，春秋時期的甕城是半圓形的——這實際上已經是早期商代甕城的改良版了。
鄭韓古城發現甕城考古現場 圖片來源：新華網2016年，鄭韓故城考古發現北城門一帶，城牆缺口外側約50米處，有一道大致呈東南——西北走向的夯土牆基，牆基頂部現保留寬度約15米，高度約在2米左右，長度約為70米。這條夯土牆基和城牆缺口兩側向外突出的牆體結合在一起，構成了完整的甕城體系。雖然這座甕城的方位並不是在「東門」，但為春秋時期鄭都有甕城提供了證據。鄭國在春秋早期戰事頗多，所以城門的防禦功能加強，出現了甕城。甕城的記載在該時期其他史書上幾乎沒有發現，可以推測鄭國處於當時城防建設的領先地位。
結語通過對《詩經》五首「東門」詩中城市密碼的破解，關於春秋時期的城市，可以得到的信息有：第一，「東門」作為城市的正門，在鄭都新鄭這個案例上有考古和史料依據，後世「坐北朝南」的城市規劃原則在春秋時期是沒有可信證據的；第二，「東門」之所以宜談情，與春秋時期城市東北部地區是百姓聚集區有直接關係；第三，鄭都新鄭有甕城，這是文字記錄中第一次提到甕城，但這很可能是甕城已經發展到了一定階段的新形式。
實際上，除了本文所論及的「東門」，《詩經》之風、雅、頌中還有多篇關於城市的詩歌，如《商頌·殷武》記錄商王武丁修建商邑，《大雅·文王有聲》記載周文王如何「作邑於豐」，《小雅·黍苗》歌頌周宣王大臣召伯虎建設謝城，《鄭風·子衿》有最早關於「城闕」的記載，等等。這些詩歌除了讓人不要總誤以為《詩經》只同桑間濮上有關，亦為了解西周到春秋時期的早期城市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線索。
（作者系半層書店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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