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澤東與賀子珍在陝北
本文原載於《黨史文苑》
自從1953年7月在北京與朱道來分手之後，王家珍與他一直保持書信聯繫。兩人在共同接觸的兩三個月當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王家珍比朱道來小1歲多，故而叫他「道來哥」，對方則親切地回叫「家珍弟」。使王家珍為之疑惑不解的是，朱道來在北京那麼久了，已經那麼多的中央領導都說過「道來就是毛毛」的話，但為何沒有得到毛澤東的確認，而只讓道來一直生活在帥大姐家？王家珍當然無從知曉毛澤東曾經發話的情節。
王家珍從其後的通信中得知，朱道來於當年的9月插班在清華大學附中讀書。1957年考取了清華大學，學的是理科。後來他畢了業，分配到一個國防科研單位從事科研工作。再其後，他們的通信越來越少了，以至於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就完全中斷了聯繫。
王家珍心裡放不下朱道來，多次向原來的地址去信，可是均無回復，「道來哥」音訊全無。他也向中組部去信詢問，沒有結果。在無處打聽的情況下，王家珍想到了黃月英和朱盛苔，於1974年專程來到瑞金朱坊，向朱家打聽朱道來的下落。黃月英悽慘而痛心地告訴他：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武鬥已經開始，朱道來在南京被打死了！是被什麼人打死？她無從得知。已經74歲的老人心情沉痛地講到：「早曉得這樣，我就不讓他留在北京，帶回到咱們朱坊雖然下力（指種田），總留得到一條命吧。」王家珍心裡一片悵然，很想對黃媽媽解釋什麼，可是覺得滿腔的悲情無從說起……
1953年春光明媚的3月，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長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從北京拍來的加急電報，電文的意思是：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紅軍長徵前夕，有一些負責幹部和紅軍將士將他們的子女寄養在瑞金等地的群眾家裡，中央委託江西幫助尋找這些紅軍留下的孩子們。這裡面特別注意找到毛澤東主席的孩子毛毛……
邵省長閱完電報，馬上想起另外一件相關的事情：不久之前，居於上海的賀子珍也給他寫來親筆信，說她在瑞金生下一個男孩，由毛澤東取名叫毛毛，長徵之前通過毛澤覃、賀怡夫婦把毛毛寄養在群眾家。那是毛澤東最為疼愛的孩子，現在拜託邵省長千萬千萬幫助找到毛毛……
邵式平決定親自布置這件事。他要秘書通知省民政廳廳長朱開銓，立即到辦公室來。一個多小時之後，朱開銓來到了邵式平的辦公室，邵式平起身對這位瑞金籍的老紅軍招手：「來，這邊坐，交給你一個大的任務……」
王家珍受命
朱開銓從邵式平辦公室回到省民政廳，坐下思慮了十幾分鐘，忽然點著頭自語地「嗯」了一聲，拿起電話通知優撫處的幹部王家珍來見他。
王家珍，這個來到省民政廳上班才兩個月的年輕人，帶著軍人的幹練作風出現在朱開銓面前。王家珍是贛南信豐縣人，1950年加入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鬥了3年，今年1月初帶著戰場上留下的兩處槍傷，轉業到了省民政廳。當聽了朱開銓用贛南話說了找他來的緣由時，立刻感受到這是組織上交給自己的一項艱巨任務。
更讓王家珍心頭蒙上沉重鬱結的，是朱開銓講到的一件事情：賀子珍的妹妹，亦即毛澤覃之妻賀怡，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中共吉安地委組織部副部長。她為了尋找毛毛，於1949年11月中旬從贛南乘吉普車回來，經過泰和縣橋頭的豐塘村時發生車禍，汽車墜入3米多深的水溝，賀怡與古柏之子古一民當場死亡，古柏夫人曾碧漪及警衛員等三人負傷。這時的賀怡年僅38歲，正是為黨工作的黃金年齡段。
對於賀子珍，王家珍是有所知曉的。那是他參軍以後，聽一些老戰士講到的。賀子珍在井岡山鬥爭時期與毛澤東結為夫妻，兩人在中央蘇區共同生活、戰鬥了6年，生育了3個孩子。極為惡劣的戰爭環境，不允許賀子珍把小孩帶在身邊，第一個女兒送給了龍巖的老鄉，第二個孩子毛毛長徵前夕留在瑞金一帶，第三個孩子產後夭折。賀子珍從蘇聯回國後一人居於上海，思念兒女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對於這位從井岡山起就歷經了戰火考驗，長徵路上為了救護紅軍戰士身上多處負傷的革命老大姐，王家珍懷著一種深深的敬意，同時對她充滿傳奇色彩而又命運多舛的遭際有著難以言表的同情。現在，組織上把這樣一項任務交給自己，倘若能夠完成，這不是對賀大姐最切實的幫助嗎？想到這些，王家珍心情激動地向朱開銓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困難，哪怕走遍瑞金的村村寨寨，問遍每一個上了年歲的老人，一定要盡力地去找。即使毛毛不在人世了，也得把情況弄清楚，給賀大姐回報一個準確的信息。
朱開銓對王家珍的表態感到滿意，在心裡相信這位經過戰爭考驗的年輕幹部，是不會辜負組織的重託與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