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毛澤東的個人評價，也是這次爭論的焦點，大家對他在民主革命中的功績分歧不大，但對他在建國以後的歷史實踐則頗多非議，而這些問題又和毛澤東的為人、行事作風相關。有人就指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整人告終。
1981年，鄧小平、華國鋒、胡耀邦、陳雲、李先念等在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
節選自《告別「文革」:「歷史決議」是如何煉成的?》，全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2年第7期（本期目錄 在線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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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歷史問題，起草小組能遇到一個棘手的難題，和現實密切相關，就是要把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四年這一段寫到《歷史決議》中去，這個問題又繞不開對華國鋒的評價，此時的華國鋒，還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因此，這一段最初只寫了6行100多字意思了一下。
到了9月10日，一個完整的決議稿寫出來了，當日發給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這一稿中關於「文革」的論述佔全稿將近三分之一，對毛澤東的錯誤，尤其是發動和領導「文革」的錯誤進行了否定評價，可以說是整個《決議》中最受人關注的部分。在座談會上，胡喬木講了歷史決議中一個份量很重的新論斷，那就是「文革」的性質——不是革命，而是內亂。參與起草工作的龔育之回憶了 「革命」變為「內亂」的思路扭轉：「它叫『文化大革命』,後來又說是政治大革命,可是,它不但在文化上、在政治上不是什麼『革命』,在任何意義上也不能叫『革命』。那麼，能不能說是反革命? 林彪、『四人幫』是反革命, 但整個『文化大革命』不好說是反革命。也不能說是一場階級鬥爭，哪個階級同哪個階級鬥呢? 只好叫內亂，是一個特殊的局面。」
說明了毛澤東的錯誤, 這就為完整、準確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解決了一個帶有關鍵性的難題。本來，關於「文革」的危害和毛澤東的錯誤，在小組徵求意見時，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說法。《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認為，在《決議》裡不要寫「毛澤東思想」，只寫「毛澤東的思想」，這樣可以既包括他正確的思想，也包括他錯誤的思想。後來胡喬木提了一個辦法——把「毛澤東晚期的思想」同「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社科院副院長周揚認為「晚期思想」就不容易區分其和毛澤東思想的不同，而且還會發生「晚期」、「早期」、「中期」等類的問題，不如乾脆提「晚年的錯誤」為好。《決議》後來就採用了把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和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的方法。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而他晚年犯了錯誤，這個錯誤不但違反了馬列主義，而且也違反了他自己的一貫思想——毛澤東思想。
座談會後，根據中央常委同志的意見，胡喬木親自執筆加寫了關於粉碎四人幫以後四年的一段,兩千多字，於10月6日送常委各同志審閱批改。
當天，葉劍英、鄧小平、陳雲、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完新增的這一段後都表示同意，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李先念出國, 沒有來得及看,原先已經表示過贊成寫。華國鋒親自給胡喬木打電話, 說這段話沒有經過常委正式討論, 不贊成加印到決議的討論稿裡去。胡喬木即將華國鋒的意見報告鄧小平、胡耀邦。10月10日,鄧小平約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表示既然華國鋒不贊成，先不加。
四千人討論：有人提議不提毛澤東的錯誤
10月中旬，《決議》發到全黨四千名高級幹部中談論，接受更多人的評判。實際參加的人數比原定的要多，大約有五千六百多人。這次討論，從10月中旬開始，持續了一個多月，到11月下旬結束。這是自「文革」結束以來，在體制內最大規模的針對毛澤東和「文革」等議題的公開討論，史稱「四千人討論」。
四千人討論不是集中在北京, 而是由中央把討論稿分發給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分頭組織討論。討論中有許多不同意見，有時還展開激烈爭論，有些問題也提得相當尖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