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整個國際學界的情形來看，雖然一直就有可以歸入社會語言學範疇的研究 [ 比如波利瓦諾夫提到的法國、捷克、德國、蘇聯等的研究（C. H. 切莫丹洛夫：《國外社會語言學研究概況》，丁一夫譯，《語言學動態》1978年第6期）]，甚至「社會語言學」這一術語早在1928年的俄語學界 [ 蘇聯的波利瓦諾夫在1928年就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語言學的計劃。他寫道：「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革命性發展不是要埋葬自然—歷史語言學和具體語言史的研究，而是要建立一門新的學科——社會語言學。它將把語言隨社會形式演變而演變這一現象歸結為一個嚴密的科學整體。」（C. H. 切莫丹洛夫：《國外社會語言學研究概況》，丁一夫譯，《語言學動態》1978年第6期）] 和1952年的英語學界 [ 根據威廉·布賴特(William Bright)的考察，丘裡（H. C. Currie）在1952年的一篇論文中首次使用了該術語，即A project of sociolinguistics：The relationship of speech to social status。（威廉·布賴特：《社會語言學的諸方面》，蔡富有譯，《語言學動態》1978年第2期）] 就已出現，但是當代社會語言學作為一個學科確立起來則一般認為是在20世紀60年代，確切地說1964年是其元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社會語言學研究也有類似經歷，即在改革開放之前就有一些可以歸入社會語言學的研究，但是社會語言學作為一個學科在中國發展起來則是1978年之後的事情。[ 更多的相關背景信息可以參看陳建民、陳章太《從我國語言實際出發研究社會語言學》（《中國語文》1988年第2期）、伍鐵平《社會語言學的幾個問題》（載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社會語言研究室編，《語言•社會•文化》，語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6頁）、蘇金智《趙元任對社會語言學的貢獻》（《漢語學習》1999年第6期）等文獻 。]
70年來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波瀾壯闊、砥礪奮進、成就卓著、碩果纍纍。本章將在改革開放前後社會語言學研究歷時分析的基礎上（第二、三節），總結經驗、展望未來（第四節），以期待新時代的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能夠展現新發展、呈現新氣象。
第二節 改革開放之前：前學科的孕育探索時期新中國成立以後到改革開放之前的社會語言學研究可以稱為「前學科時期」。這一時期的研究重心在語言規劃方面，此外在其他個別視角（如文化視角）、個別術語以及語言與社會的關係認知上也出現了一些萌芽（這有點類似於美國的社會語言學是在與人類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相互影響的基礎上創立的）。語言規劃的研究是現實問題驅動的結果，源於新中國成立之初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其他論題的研究則是一方面承襲了中國語言學歷史研究的傳統，另一方面則顯然是受到了海外學術研究的影響。
一、語言規劃方面的研究新中國成立之初，革故鼎新、百廢待興。語言文字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就從當時國家和社會面臨的緊迫現實問題開始了。比如文字改革、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和實施、語言的規範與標準、普通話的確立與推廣等。創刊於1952年的《中國語文》和1956年的《文字改革》是當時研究的主陣地。
《文字改革》是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機關刊物。其任務是宣傳國家的文字改革方針、任務、政策；貫徹百家爭鳴方針，討論文字改革領域的理論和現實問題；提供文字改革參考資料；普及與文字改革相關的語文知識；報導文字改革的動態和國內外對中國文改工作的反應等。所以發表在此刊上的學術文章基本都屬於語言政策與規劃的範疇。
《中國語文》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學界創立的第一份語言學綜合性雜誌，而從其創刊之初她就開始參與到語言政策與規劃的研究和討論之中了。1952年2月5日，「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1954年，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成立。同年的《中國語文》（1963年由單月刊改版為雙月刊）在7月的創刊號上用三分之一的版面介紹了委員會的相關情況，並刊登了分析文字改革的文章；隨後的八至十二月號也都持續關注（其中十二月號關注的是少數民族文字的問題）。1953年四月號，編輯部在俞敏《談民族標準語問題》一文的「編者按」中指出：「民族共通語、民族標準語、拼音文字的標準音等問題是中國語言學裡的一些大問題，也是中國文字改革運動中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可謂是恰當地呈現了當時的情形。[ 後來中國語文編輯部將1952年下半年和1953年上半年的重要方針政策和重要文章彙編成了《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中華書局，1954年）一書，作為「中國語文叢書」的一種出版了 ] 1954年的六月號，有討論漢族標準語的幾篇文章。1955年1月，《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印發，《中國語文》從1955年一月號開始就有了研究和討論；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於1955年2月成立了拼音方案委員會，之後《中國語文》上討論漢語拼音方案的文章也更多了；1955年10月「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召開，會議明確了文字改革的方針、通過了漢字簡化方案、確定了推行以北京話為標準的普通話，《中國語文》在1955年的十一月號刊出了一期此次會議的專題；1956年2月，《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發布，《中國語文》就在1956年的二月號刊出了《大家來討論研究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社論，持續的討論一直到當年的八月號；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漢語拼音方案的決議》，《中國語文》二月號就刊出了一組漢語拼音方案的專題。
此外，1953年八月號，討論了術語和譯名的問題；1955年10月25日至31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中國語文》從1955年八月號到十二月號，接連刊發了林燾、黎錦熙、羅常培、呂叔湘等先生討論漢語規範化的文章；1962年二月號，刊發了王均先生的《語言中的並存並用和規範化問題》；1961年一月號刊發了三篇討論語言發展的內因與外因的文章，隨後四月號、五月號、六月號、七月號連續發文討論此問題（當時這個問題的討論應該是在普通語言學的範疇下進行的）；1966年第2期，刊發了多篇語言學要解決農村實際問題的文章。
除了雜誌文章，這期間還出版了杜子勁的《一九四九年中國文字改革論文集》（1950）和《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1954）[ 書後附有杜子勁的《中國文字改革運動年表》，梳理了1892到1952六十年間的切音字運動、注音字母運動、簡體字運動、國語羅馬字運動、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等中國文字改革的重要史實。後來楊長禮的《中國文字改革運動年表補遺》（《語文建設》1959年第1期）一文又對年表做了遺補] 、周有光的《中國拼音文字研究》（1952）、張世祿的《漢字改革的理論和實踐》（1958）、倪海曙的《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1959）等著作和資料彙編。
應該說，以本體規劃為核心的語言規劃研究是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的主體所在。顯然，這個時期的語言規劃研究是現實問題驅動的結果，而非在語言規劃這個研究方向之下的自覺性研究，是一個在語言政策與規劃作為一個學科形成之前的前學科研究階段。
二、其他方面的萌芽研究首先需要提及的就是羅常培的《語言與文化》（1950）一書。這本緣起於1943年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一次講演的著作「開拓了我國語言研究的新領域，標誌著我國社會語言學進入了預備、草創階段，其意義是很大的」（陳章太：《20世紀的中國社會語言學》，載劉堅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21—862頁）。「我國自70年代以來社會語言學的蓬勃發展……其中有許多研究項目可以說是直接繼承了他所開拓的研究領域。……從更廣義的角度看，羅常培對當前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範圍的影響就更大了。陳章太在『20世紀的中國社會語言學』這篇文章裡所列舉的近三百篇論文中，其研究內容涉及到《語言與文化》的內容的幾乎接近半數。」（徐大明：《聯繫社會來研究語言——重讀羅常培的〈語言與文化〉》，《當代語言學》1999年第3期）應該說，這些評論都是很中肯的。羅先生中國傳統「小學」功底深厚，又有西方學術視野和講學美國的經歷，二者的融合成就了《語言與文化》的開拓意義。
此外，一些概論教科書和譯著提到了語言與社會研究的一些方面。比如1954年、1955年上海東方書店分別出版了高名凱《普通語言學》的上冊和下冊，1956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岑麒祥的《普通語言學》，兩本書都提到了「社會習慣語」和「社會方言」（有些學者還就這兩個術語進行了討論，《中國語文》1957年四月號刊發了這些討論；五月號，高名凱、岑麒祥兩位先生做了長達7頁的回應）。此外，高名凱、石安石的《語言學概論》（1963）、陸卓元翻譯的薩丕爾的《語言論》（1963）等也有相關論述。
在與《中國語文》《文字改革》等差不多同時期創刊的雜誌也有一些相關議題或相關術語的討論。比如《外語教學與研究》1957年創刊號，刊發了李賦寧先生的《英國民族標準語的形成和發展》，1958年第1期刊發了「漢語拼音方案」的一組資料；《語言學資料》 [ 1961年，《語言學資料》（1961—1966）作為《中國語文》的附屬刊物而出現；改革開放之後，更名為《語言學動態》（1978—1979）並開始單獨刊行；兩年後，更名為《國外語言學》（1980—1997）；1998年，又更名為《當代語言學》（1998— ）。此雜誌在向國內學界引介國際最新研究方向及理論方法上可謂居功至偉 ] 1964年24期，發表了日爾蒙斯基（蘇聯）的《社會方言學問題》（王興權、魏志強譯），1965年25期，發表了ABPOPИH（蘇聯）《語言和文化》（高德渭譯）和ГYXMаH《語言社會學》（廖東平譯）；《語言學論叢》1958年第2輯發表了韋慤《關於文字改革的問題》、岑麒祥《論語言學中的心理社會學學派》，1959年第3輯發表了一組四篇語言規範的文章等。
第三節 改革開放之後：學科創立後的蓬勃發展期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語言學資料》以《語言學動態》的新名復刊。第1期的首篇發表了趙世開先生的《近十年來美國語言學研究簡介（1965—1975）》一文，其中提到了「社會語言學」的新進展；第2期發表了蔡富有翻譯的威廉•布賴特（William Bright）的《社會語言學的諸方面》一文；第5期發表了顧執中翻譯的《瑞典與芬蘭的社會語言學研究》；第6期發表了丁一夫翻譯的《國外社會語言學研究概況》；1979年的第5期，發表了丁一夫的《蘇聯研究社會語言學的主要機構及研究課題》；1980年，又更名為《國外語言學》的第5期開始連載彼得•特魯吉爾（Peter Trudgill）的《社會語言學導論》（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1976）[ 199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單行本：周紹衍等譯，《社會語言學導論》（彼得·特魯吉爾），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 。
已有期刊陸續復刊，新的雜誌則如春筍般冒出 [ 復刊的有《中國語文》（1952）、《文字改革》（1956）（1986年刊名改為《語文建設》）、《外語教學與研究》（1957）、《語言學資料》（1961）等；創刊的有：1978年的《外語學刊》、《上海外國語學院學報》（現名《外國語》）、《現代外語》、《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1979年的《方言》、《民族語文》、《語言教學與研究》、《外語教學》，1980的《外國語言教學資料報導》（現名《外語界》）、《語文研究》，1981年的《大連外國語學院學報》（現名《外語與外語教學》）、《國外外語教學》（現名《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語言研究》，1982年的《修辭學習》（現名《當代修辭學》），1984年的《南外學報》（現名《外語研究》），1987年的《世界漢語教學》，1992年的《語言文字應用》等]，從而為社會語言學的發展和繁榮提供了平臺和條件。隨後的幾年，在《國外語言學》這一根據地之外，《現代外語》《外語界》《外語學刊》《外語教學與研究》《國外社會科學》等雜誌也紛紛加入到了介紹國外社會語言學發展情況的隊伍；《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和《外語教學與研究》雜誌更是在1983年的第5期和1985年的第3期分別刊登了一組社會語言學的紹介文章；而在改革開放之後，1978年5月《中國語文》復刊後的第一期就提請人們繼續關注中國的語言工作（當然，由於其他期刊的發展和功能分配，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語文》就主要是刊發語言學本體的研究文章了），1982年第5期刊發了陳原的《社會語言學的興起、生長和發展前景》。
這些雜誌的譯介以及其他一些翻譯文集和著作的出版，使中國的社會語言學研究在本土發展的基礎上，如羅常培（《語言與文化》，1950）、陳原 [《語言與社會生活•社會語言學扎記》，1980（此書很可能是中國本土首本以「社會語言學」作為書名的著作）；《社會語言學》，1983；《社會語言學專題四講》，1988；《社會語言學札記》，1991；《語言和人》，2003 ]，開啟了與國際學界的接軌，確立了學科的雛形，並由此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開始走上了蓬勃發展的大道。本節下文就從會議、學會和刊物，研究範式，研究主題，課程體系與學科建設等幾個方面予以詳細考察。
一、會議、學會和刊物（一）會議
中國社會語言學全國性的學術會議主要有兩個：全國社會語言學學術研討會和中國社會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1. 全國社會語言學學術研討會
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與許多其他學科一樣，如饑似渴地引介國外的理論和研究。一直到了1987年12月，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在北京召開了「首屆全國社會語言學討論會」，才首次集中向世人展示了中國社會語言學本土研究的力量。會後編輯出版了討論會論文集《語言·社會·文化》，論文集的內容涉及到了：社會語言學理論問題、語言變異/演變（語音、詞彙、語法、漢字）、語言規範/語言政策與規劃、社會方言（行話、秘密語、隱語、叫賣語、口令）、語言與性別、雙語、語言態度、語碼轉換、交際互動、語言與文化的諸方面（人名、店名、文化語言學、禮貌用語、稱謂語、歇後語）等。論文集最後有一個「附錄」，搜集了1978——1987十年間的一些社會語言學研究文章，是很有價值的參考資料；而參會的許多學者日後也都成為了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的中堅力量。
這一會議後來在1990年和1992年連續舉辦了三屆。第二屆討論會更名為「全國社會語言學學術討論會」，以言語交際和交際語言為中心。討論的主要問題有：（1）言語交際和交際語言的性質、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2）言語交際的各種規律和模式以及言語交際時需要注意的一些原則（3）言語交際與文化傳統、社會心理和社會環境等的關係；（4）書面交際和口頭交際的關係；（5）言語交際中的語言障礙和心理障礙；（6）言語交際中的角色關係；（7）言語交際中的話題選擇、語碼選擇及其轉換；（8）言語交際的語言環境；（9）言語交際的效果；（10）言語交際的自我控制；（11）各種交際語言等。（胡士云：《第二屆社會語言學討論會在九江舉行》，《語文建設》1990第1期）第三屆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語言與文化」，對如何從不同學科和不同角度深入開展語言與文化研究的一系列理論和應用問題進行了討論。這次會議的特點是：（1）多學科合作；（2）注重研究的實用價值；（3）會風良好。（蘇金智：《多學科合作的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第三屆社會語言學學術討論會綜述》，《語言文字應用》1992年第3期）會後出版了陳建民和譚志明主編的《語言與文化多學科研究：第三屆社會語言學學術討論會文集》（1993）。
經歷了十二年的空缺之後，一直到2005年，更名為「全國社會語言學學術研討會」的第四屆會議才於2005年10月16—18日在中國傳媒大學舉行；第五屆會議與「中國社會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合辦，於2006年12月8—10日在北京大學舉行，主題是「語言認同和領域語言」；第六屆於2011年6月3—5日在渤海大學舉行，主題是「語言、民族與國家」；第七屆於2013年11月21—22日在百色學院舉辦，主題是「跨境語言與社會生活」（與「首屆跨境語言研究論壇」合辦）；第八屆於2015年5月4—5日在北京華文學院舉行，主題是「語言能力與語言政策研究」；第九屆於2017年11月11—13日在武漢大學舉行。此研討會會後一般會出版一部論文集，比如第四屆的論文集名為《語言規劃的理論與實踐》（教育部語用所社會語言學與媒體語言研究室主編，2006），第八屆的名為《語言能力與語言政策研究》（郭龍生、郭熙主編，2017）。
2. 中國社會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社會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要由中國社會語言學會主辦，於2002年舉辦第一屆，到2018年已經連續舉辦了十一屆。「首屆社會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02年9月7—9日在北京語言大學召開，會議主題是「中國社會語言學的理論建設與實證研究」；第二屆於2003年11月21—23日在澳門理工學院舉行；第三屆於2004年12月18—21日在南京大學舉行，主題是「言語社區理論」；第四屆於2005年12月10-12日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舉行，主題是「社會語言學與語言教學、語言交際」；第五屆於2006年12月8—10日在北京大學舉行，主題是「語言認同和領域語言」；第六屆於2008年3月25—27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行，主題是「數位化時代的語言接觸、語言規劃和語言發展」；第七屆於2009年7月16—20日在青海民族大學舉行，主題是「語言的多樣性」；第八屆於2012年9月21—23日在天津商業大學舉行，主題是「全球化生活背景下的中國語言生活」；第九屆於2014年7月20—23日在新疆師範大學舉行，主題為「語言教育的多學科研究」（與「第五屆全國教育教材語言研討會」合辦）；第十屆於2016年11月5—6日在南昌大學舉行，主題為「語言與文化的多視角研究」；第十一屆於2018年7月13—15日在吉林大學舉行，主題為「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社會語言學：機遇與挑戰」。研討會有時也出版論文集，比如第三屆的論文集名為《中國社會語言學新視角》（徐大明主編）。第一屆研討會舉辦後一年，《中國社會語言學》（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半年刊）雜誌創刊。在2004年的第二屆研討會上，「中國社會語言學會」成立。2017年5月19日至5月21日，由中國社會語言學會主辦、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外國語學院承辦的「中國社會語言學會首屆高峰論壇」在中山大學新華學院東莞校區舉辦。
3. 其他會議
此外，還有一些分領域的系列會議值得一提。第一個會議是：1987年，陳恩泉教授在深圳教育學院創建了深港語言研究所，並率先團結國內和香港的學者開拓了雙語雙方言研究。1988年8月，主辦了首屆研討會「深港片語言問題研討會（國際）」，從第二屆開始更名為「第X屆雙語雙方言研討會（國際）」。截至2018年，此國際研討會已經連續舉辦了十一屆，每屆舉辦後都會出一輯《雙語雙方言》論文集。[ 關於此研討會的歷史可參看陳恩泉、黃永堅《深圳開展雙語雙方言研究回眸》（《學術研究》，2017年第1期）一文 ]
第二個會議是「中國語文現代化學術研討會」（會後論文基本上都會擇優選入《語文現代化論叢》）。此會議是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的年度會議，從1994年到2019年已連續舉辦了十三屆。
第三個會議是「當代中國話語研究」研討會。由施旭等學者在浙江大學發起，2007年至2018年已經連續舉辦了十屆。
第四個會議是「中國語言政策及語言規劃學術研討會」。此研討會是中國語言學會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專業委員會的學術年會，2015年至2019年已成功召開了五屆。
第五個會議是由《當代語言學》雜誌社於2016年發起的「當代語言學前沿：語言、社會及意識形態」論壇，至2019年已成功舉辦了四屆。此論壇是當代語言學前沿系列論壇的一部分，尤其注重語言與社會研究理論層面的探討與思索。
其他的相關會議還包括「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全國語言文字應用學術研討會」「中國民族語言學會學術年會」「應用語言學學術討論會」「國際雙語學研討會」「新世紀語言文字應用青年研討會」等。
（二）學會
在學會方面，「中國社會語言學會」是一個綜合性學會，「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中國語言學會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會」「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話語研究專業委員會」等則是分領域的學會。
「中國社會語言學學會」於2003年11月21日在澳門理工學院成立。它是一個國際性的學術團體，其日常學術活動主要有兩項：一是主辦或參與主辦「中國社會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二是編輯出版《中國社會語言學》雜誌。學會的第一任會長是曹志耘，後續會長依次為周慶生、高一虹、郭熙、蘇金智，現任會長是田海龍。
「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是隸屬於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國家一級學術團體（法人單位），創辦於1994年。學會的創始人是周有光、王均、張志公、尹斌庸等語言文字學界老前輩，首任會長是張志公，後續會長有蘇培成、馬慶株，現任會長是靳光瑾。中國語文現代化的含義是：語言通用化、文體口語化、文字簡易化、表音字母化、中文電腦化和術語國際化，使語言文字的社會應用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中國語文現代化是國家語言規劃的主要內容，是中國走向工業化、信息化的基礎工程之一。學會的宗旨是：宣傳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國家語言文字方針政策和語言文字規範標準，協助教育部、國家語委組織語言文字方針政策和規範標準的宣傳培訓活動，組織學者進行語言文字規範化標準化的學術研究，促進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信息化、國際化，為提高全民族的語言文字素質、營造和諧的社會語文生活服務。
「中國語言學會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會」於2015年6月在北京語言大學成立，是中國語言學會下屬的二級學會。它的成立是中國語言政策與規劃學科發展的重要裡程碑。它在中國語言學會指導下，緊緊圍繞語言政策與規劃學科的發展、國家語言文字管理的重大需求以及語言文字應用領域的重要問題，匯集全國該領域的專家學者開展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學術交流，為推動該學科發展服務、為完善新形勢下國家語言政策和規劃提供學術支撐。研究會會長是李宇明。
「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話語研究專業委員會」於2013年10月在第五屆「當代中國新話語」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告成立（成立之初叫「中國話語研究會」）。它的基礎是已經舉辦四屆的「當代中國新話語」學術研討會。委員會創立會刊《話語研究論叢》，主辦「當代中國新話語」國際學術研討會、全國話語研究高層論壇等會議。委員會會長是辛斌。
（三）刊物
在期刊方面，除了《中國社會語言學》這一專業刊物以外，老牌的《語言文字應用》以及新近的《語言戰略研究》《語言學研究》《語言政策與語言教育》《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語言規劃學研究》《當代中國話語研究》《話語研究論叢》（從2016年開始，此輯刊在年末一期都會發布一個當年度的「國內期刊發表的話語研究方面的100篇論文題目索引」，實用性很強）《語文現代化論叢》等雜誌或輯刊都是社會語言學論文的集中刊發地。
此外，《江漢學術》 [ 原《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從2004年開始在李宇明教授和周建民教授的主持下開設了「領域語言研究」專欄；《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從2008年開始在羅驥教授的設計下開設了「語言國情研究」專欄；《語言教學與研究》在曹志耘教授任主編期間也曾一度有過社會語言學專欄的板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