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淦 圖|網絡
「輦路生春草，上林花發時。
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這首短短的五言絕句被收入《全唐詩》第4卷，作者李昂。細心的讀者或許已經從詩中的「輦路」、「上林」、「侍臣」等詞語中看出：作者一定大有來頭！果然不錯，這李昂正是廟號「文宗」的晚唐皇帝，原詩本來大概並沒有題目，編纂者給隨手加了個《宮中題》。那麼，陽春草長花開，宮中風景如畫，憑高望遠的一國之君，究竟有什麼「何限」之「意」，連侍臣們也難以理解呢？
說來話長。
唐敬宗寶曆二年（公元826年），十七歲的李昂登上了皇帝的寶座。然而，此時的大唐王朝早已盛極而衰：外有藩鎮割據，內有朋黨之爭，尤其是宦官勢力的迅速膨脹，遠遠超過了之前的東漢與之後的明朝。李昂的祖父唐憲宗李純、哥哥唐敬宗李湛都死於宦官之手。李昂的父親唐穆宗李恆及李昂自己，都是宦官所立。宦官擅權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也嚴重地威脅著國家的穩定與專制皇權。
平心而論，唐文宗李昂初即大寶，頗有些勵精圖治的意思。他一改前朝的奢華風氣，放出內廷宮女三千人，裁撤教坊樂官、翰林待詔等冗官冗員一千二百七十人。他又勤於政事，恭儉儒雅，聽政之暇，則博覽群書，曾經對左右侍臣說：倘若不甲夜處理政事，乙夜看書學習，則「何以為人君」！果然新朝新氣象，於是「士民相慶」（《舊唐書·文宗紀上》），都希望能在這個新皇帝的率領下，大家共同進入一個期盼已久的太平盛世。
然而，李昂在性格上有兩個很大的缺陷：一是優柔寡斷，往往一件事和臣下們商議已定，他自己卻突然改變主意，朝令夕改，弄得宰相也無所適從，致使臣下無法正確了解他的意圖，無法放開手腳做事。二是不能識人，為剷除權宦，起用一度投靠宦官集團的奸險小人李訓、鄭注等，雖然也處死了權宦王守澄、韋元素、陳弘志等，沉重地打擊了宦官集團，卻在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輕率行動，企圖一舉全殲以神策軍中尉仇士良為首的宦官集團，終於釀成一場慘禍。由於唐文宗李昂雖「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才」（《舊唐書·文宗紀下》），非但沒能成為中興唐室的賢明帝王，反而變成任權宦欺凌擺布的庸懦君主。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宰相李訓與鳳翔節度使鄭注等密謀內外結合，誅除宦官集團。他們以左金吾衛仗院石榴樹上夜降甘露為名，誘使仇士良等前往觀看，乘機圖謀誅殺，卻以所伏甲兵暴露而失敗。仇士良等劫持唐文宗回宮，然後矯詔捕殺李訓，鄭注也被監軍宦官所殺。仇士良又大肆誅戮朝臣，長安城內一片腥風血雨，宰相舒元輿、王涯等千餘人死於非命。這就是晚唐歷史上血淋淋的「甘露之變」。
「甘露之變」後，唐文宗被仇士良軟禁，國家政事皆由宦官集團操縱，文宗對此一籌莫展，只是飲酒求醉，賦詩遣愁，豈但成了傀儡，簡直形同囚徒。據唐人蘇鶚《杜陽雜編》所載：唐文宗痛恨仇士良，卻又無可奈何。有時候於後苑登臨遊玩，即使宮廷百戲陳列於前，也不能使他稍微舒展一下眉頭；卻常常見他瞪著眼睛，獨個兒自言自語，左右侍從哪敢上前詢問。開篇那首五言絕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出來的。
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抑鬱成疾的唐文宗李昂一病而逝，年僅31歲。兩個月前的開成四年十一月，他最後一次上朝，退朝時在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陪伴，賜酒問他：「朕能夠與前代哪一位君主相比？」周墀答道：「天下之人都說陛下是堯、舜之主啊。」文宗嘆道：「朕怎麼敢與堯、舜相比。之所以問你，是想知道朕比起周赧王、漢獻帝來怎麼樣啊。」周墀大驚道：「周赧王與漢獻帝都是亡國之君，怎麼能與陛下的聖德相提並論呢？」文宗神色悽然地說：「周赧王受制於諸侯強秦，漢獻帝受制於權臣曹操，如今朕卻受制於家奴。從這一點來說，朕還比不上周赧王與漢獻帝啊！」話剛說完，已淚溼襟裳，周墀也伏地痛哭不止。從那以後，文宗一病不起，再也不能坐朝接見群臣了。
有唐一代，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之長官及同平章事，都稱宰相，共同執掌機要。在甘露之變中，唐文宗預知其事，李訓、鄭注是主謀。另外兩個宰相呢，舒元輿確實參預其中，而七十多歲的王涯卻不知情，被仇士良屈打成招——當然，自顧不暇的唐文宗根本就救不了他們。倒是他們兩個親戚的遭遇，頗耐人尋味。
王涯有個「再從弟」——即遠房兄弟，名叫王沐，家住江南，既老又窮。聽說王涯當了宰相，便騎著一頭蹇驢，千裡迢迢地來到京城，希望能夠求得一官半職，哪怕像簿、尉一樣的小吏也行。王涯哪裡將他看在眼裡，根本就不予接待，王沐無奈，只得租了間房子住下。留在長安兩年，才算見了王涯一面，卻又對他十分冷談。後來，王沐大概是博得了王涯所喜愛的一個家奴的同情，代向王涯求情，王涯才答應給他一個卑微的小官。從那以後，王沐就早早晚晚地候在王涯門下，希望能獲得一個正式的任命。及至甘露事變，仇士良派士兵收捕王涯家屬，王沐正在王涯私宅，一問是其族人，於是與王家的親屬一起，被腰斬於長安城西南一隅的獨柳樹下。
舒元輿有個遠房侄兒，名叫舒守謙，聰明而又機靈，很受舒元輿喜愛，被留在家中一年多，飲食起居都很豐厚，待他猶如嫡親侄兒一樣。由於舒元輿的推薦，舒守謙還當上了秘書郎一職。舒元輿入閣拜相後，又承諾找機會弄個既清閒、俸祿又豐厚的官兒給他噹噹。守謙自然喜不自勝。哪知有一天，舒元輿突然因為一件小事——而且並非守謙的過錯，對守謙大發脾氣。無論守謙如何解釋，都不行，甚至每天大清早就拜伏於臥室外謝罪，舒元輿也不肯見他，而且日日讓管家對他嚴加譴責。舒府的那些僮僕們也都勢利得很，迎合主人的態度，對他大翻白眼。守謙心中不安，就寫了一封辭別信，請管家代轉，說是準備回江南老家。舒元輿一點也不挽留。守謙無奈，第二天便收拾行裝，離開了舒家。出了長安城，還不住地唉聲嘆氣，想起叔叔以前對自己的恩寵，實在難以割捨，駐馬回望，淚下如雨。直到天黑，才抵達離城不遠的昭應鎮，忽然聽到從長安過來的人們紛紛議論說：京城發生大變故了，神策軍圍住舒宰相的宅第，將其一門老小、不論親疏，一併捕捉殺害，連幼童也未能倖免。守謙連呼「僥倖」——如果遲走一步，此刻不也成了刀下之鬼嗎？
或許有人會說：莫非舒元輿因參與謀劃甘露之變，怕連累了舒守謙，才故意與他鬧翻，讓他離開是非之地？這種可能性並不大，因為甘露之變，舒元輿與王涯都被滅了族。舒元輿的弟弟元褒、元肱、元迥，同時為官，除舒元褒早卒外，其餘全被殺害。他既然如此關照一個遠房侄兒，為什麼不設法讓親弟弟遠逃避禍？史稱舒元輿性情「詭激，乘險蹈利」（《舊唐書·舒元輿傳》），他阿附李訓、鄭注，凡是被這兩個人所嫉惡的大臣，他都不辨是非地加以彈劾，因此才當上了宰相。那王涯呢，雖然並未參與甘露之謀，是被宦官冤殺的，然而其在位時貪贓枉法，刻剝平民，百姓恨之入骨。臨刑時，觀看者中一片詬罵之聲，不少人還「投瓦礫以擊之」《舊唐書·王涯傳》），其貪汙所得的巨額家財則被神策軍士卒及市民們乘亂搬取，竟然搬了一整天還沒能搬完。
如此看來，舒守謙能夠逃脫這場殺身之禍，實在是僥倖；而王沐因硬捱進去而為甘露之變增加了一個冤魂，只能說是倒黴了。二人之不同遭遇，不知能否給百計鑽營、汲汲於功名利祿者一聲棒喝？
最後簡單說說甘露之變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宦官仇士良。
仇士良（公元781——843年）是循州（今廣東惠州）人，順宗時入宮服侍太子李純（唐憲宗）。李純即位後仇士良頗有升遷，元和、太和年間，歷任監軍、內外五訪使等職，所至之處，勒索地方供應，「暴甚寇盜」（《新唐書·宦者傳上》）。李訓和鄭注為對付王守澄，提拔仇士良為左神策軍中尉。不料除掉王守澄後，掌控了御林禁軍的仇士良尤為驕橫難制，猶如引虎驅狼，宦官集團依然權勢燻天。
甘露之變後，仇士良氣焰尤盛，竟然敢於當著大臣的面，指著唐文宗李昂的鼻子數落其「過失」，而文宗皇帝呢，唯有「俯首」忍受而已。仇士良一度還想廢掉文宗，迫於藩鎮將領的壓力與朝中大臣的反對而未能如願。
文宗死後，仇士良又擁立文宗的弟弟李炎做了皇帝，這就是唐武宗。
唐武宗李炎雖然是宦官所立，卻頗有作為。即位之初，他表面上不得不對仇士良表示尊崇，實際上對宦官專權幹政也厭惡至極。他勇於決斷，大膽提拔才俊之士，重用宰相李德裕等，逐步抑制宦官集團，使朝綱頗有起色；他又出兵收復昭義鎮，制止東方節度使擴大割據的行動，重振了朝廷的權威。仇士良等宦官漸漸失勢，他怎肯甘心，便散播流言，妄圖挑唆神策軍鬧事。在這緊要關頭，武宗卻果斷地出撫眾軍，使謠言不攻自破，軍心也得以穩定。仇士良惶惑不安，過不多久，便推託有病，請求辭去神策軍中尉等職。武宗順水推舟，讓他當了一個毫無實權的「內侍監」。仇士良又苦苦哀求回家養老，武宗又應允了。順便說一句，仇士良雖然是個宦官，卻既有妻室，又有子女。唐順宗李誦在位僅一年（公元805年），仇士良於那一年入宮，其時已經25歲了，或許，他在入宮「淨身」之前，便已娶了妻室並生育了兒女？
唐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仇士良離開了皇宮。宮中的那些宦官們將他送至家中，仇士良對這些宦官們講了一番發人深省的肺腑之言：「皇帝萬萬不可讓他有閒暇，因為有了閒暇他必定要看書，看了書知道了前代興亡的經驗教訓，就會心懷憂懼，就會接見儒臣，見了儒臣又會納諫。這樣一來，他必然智慮深遠，並逐漸減少戲耍遊樂的次數與時間。於是我們這些人就會被他疏遠，更不可能得到什麼實權了。為你們大家著想，不如廣殖財貨，盛設飛鷹走馬，每天以擊毬打獵等聲色犬馬蠱惑其心，務須極盡奢侈靡費，讓其沉迷於其中，快樂無比而不願止歇。這樣一來，他必然會排斥飽學之士，對外面發生的事情也茫茫然一無所知。那麼，各種政務必然為我掌握，恩威也會自我而出，國家大權不就落入我們這些人手中了麼？」眾宦官都感激地再三拜謝。確實，仇士良在宮中掌權二十年，前後殺掉二王、一妃、四宰相，其玩弄權術之高明手段，簡直是爐火純青了。
然而，搗鬼有術，亦有效，卻畢竟有限。仇士良回家後沒過多久就病死了，與舒守謙一樣，僥倖得很。因為第二年六月，離他告老回家剛一年，就有宦官告發其罪惡——是不是受他「教育」的宦官之一，或者是不是受唐武宗暗示，都不得而知，只知道唐武宗迅速採取措施，雷厲風行地抄了他的家。仇士良如果還活著，會不會腦袋搬家，就難說得很了。
【作者】
沈淦，南通市教育科學研究中心退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