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照片及簡介由作者本人提供）
溫德朝（1983—），河南南陽人，美學博士。現為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文藝美學、審美文化研究。近年來，先後承擔省廳級以上科研項目4項，在《南京社會科學》《江西社會科學》《中國高等教育》等刊物發表論文20餘篇。
摘 要：陸士諤是晚清文壇最活躍的小說家之一，在小說社會價值上，他主張作品應開啟民智，以「糾正其過去」、「希望其未來」；在小說審美趣味上，他主張「廣異聞而資談助」；在小說市場傳播上，他認為作品「獨操在大眾閱讀者手裡」。陸士諤身處求「新」求「變」的時代大環境中，其生動豐富的創作實踐，為小說理念提供了恰切有力的詮釋，這對考察中國文學和文論由古典傳統向現代形態轉換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陸士諤；小說理念；現代性意義
就文學而論，「如果我們追根究底，以現代為一種自覺的求新求變意識，一種貴今薄古的創造策略，則晚清小說家的種種實驗，已經可以當之。」 [1]作為晚清文壇最活躍的小說家之一，陸士諤著有《清史》《劍俠》等說部百餘種，《雲間珠溪陸氏譜牒》謂其「精於醫，負文名」。 陸士諤及其作品是觀察近代文學的一扇窗戶，一方面，他較劉鶚、吳趼人、李伯元、曾樸年齡都小，當以「沁梅子」為筆名步入文壇發表《精禽填海記》時，晚清四大譴責小說已在社會上產生廣泛影響，「後來者」的身份反使其能夠更好地吸納前人的創作經驗；另一方面，他家道中落，與劉鶚、吳趼人、李伯元、曾樸和上層社會有著廣泛聯繫不同，迫於生計的典當學徒、學醫行醫經歷，使其更了解下層社會的疾苦，小說創作具有更強的讀者市場意識。從目前遺存的資料來看，陸士諤小說理念散見於其小說序、跋、章節及雜文、書信、醫書中，內容涉及小說價值、藝術旨趣、生產機制、市場傳播等諸多方面，對追溯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傳統文學向以「詩」、「文」為正宗，小說則被視為「街談巷議」、「道聽途說」、「君子弗為」的「小道」，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末流」。晚清以降，這種傳統文學觀遭受了革命性的衝擊，「發現小說」成為那一時代的主流，小說也從文學邊緣走向了文學中心。1897年，嚴復、夏曾佑在《國聞報》上發表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指出，小說「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几几出於經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為說部之所持。」 [2]1898年，梁啓超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說：「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並以「小說為國民之魂」。[3]1902年，梁啓超在《新小說》創刊號上發表了「小說界革命」的綱領性文獻《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倡言「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4]可以說，自誕生之日起，現代「新小說」就被納入了民族國家話語體系，具有鮮明的政治功利性印痕。
美國學者詹姆遜有言：「在第三世界的情況下，知識分子永遠是政治知識分子」， 「文化文本實際上被作為整個社會的寓言模式」。[5]生逢「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開民智、鼓民力、興民德」[6]的使命，責無旁貸地落到了晚清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陸士諤出身書香門第，儘管家道中落，但飽受儒家文化浸染的他，十分重視小說的醒世救世功能。他在《新三國》中說道，今當於教科書外，再多編各種開智的新小說，如倫理小說、冒險小說、國民小說、偵探小說、道德小說、義俠小說、軍事小說、科學小說、理想小說等。各編若干部，以開人民之智識。此外如寫情小說、社會小說、歷史小說等。怡情悅性之作也編撰一二，以備一格……小說之所以優於各種書籍者，以文字與語言相合也。吾國文學家之誤處，在認文字自文字，語言自語言，不相匯合，此進化所以停頓也。今日編撰小說，當以文言一致為第一要義，公等萬勿賣弄筆墨，以艱深之文字，自鳴得意。又道：在下這部書，名叫《新三國》，原是紀三國的新政新事，若沒有新事，則就擱筆不寫。這裡的「新政新事」，即富國強民、振興中華的變革之舉，其用世之心迫切，可見一斑。
《新中國》是陸士諤的一部預言未來之作，作者通過奇異瑰麗的想像，構建了國家獨立、經濟繁榮、科學發達、法制健全、社會文明、國力強盛的「新中國」形象。在《新上海》中，陸士諤假梅伯之口提及:「你這《新中國》說得中國怎樣強、怎樣富，人格怎樣高尚，器物怎樣的精良，不是同從前編的甚麼《新補天石》一般的用意嗎?」 我（陸士諤）道:「一是糾正其過去，一是希望其未來，這裡頭稍有不同。」 「糾正其過去」，即批判現實的社會譴責小說，以振頹風、挽末俗；「希望其未來」，即憧憬未來的社會理想小說，以寄託美政之理想。陸士諤還通過不同作品的對比，來凸顯《新中國》的價值。「這月裡通只編得兩、三種，一種《新中國》；一種《逍魂窟》；一種《玉樓春》，稿子幸都在這裡。……指著《逍魂窟》、《玉樓春》兩種道:『這兩種筆墨過於香豔，未免有傷大雅』。」在此，他的貶抑態度十分明確，強調要多為「有補於世」之作，勿為「過於香豔」、「有傷大雅」之作。對陸士諤評價一貫持貶抑態度的阿英，在論及《新中國》時卻一反常態。「維新運動是失敗了，立憲運動不過是一種欺騙，各地的革命潮，在如火如茶的起來。中國的前途將必然的走向怎樣的路呢，這是不需要加以任何解釋就能以知道的。把握得這社會的陰影，是更易於了解晚清小說。其它類此的作品尚多，或不完、或不足稱，只能從略。就所見有報癖《新舞臺鴻雪記》、石惚山民《新乾坤》、抽斧《新鼠史》……陸士諤《新中國》……也有用鬼話寫的，如陸士諤《鬼國史》……專寫某一地方的，也有陸士愕《新上海》、佚名《斷腸草》（又名《蘇州現形記》）等。」[7]
1906年，清廷發布上諭，宣告預備立憲。僅僅時隔3年，陸士諤的《新水滸》就刊行面世了。他在《<新水滸>序》中寫道:「客問陸士諤:《新水滸》何為而作？士諤曰:為憤而作。客曰：嘻，甚矣，先生之妄也！當元之季，政綱寬弛，民生凋敝，儒林偃息，僧侶專權，朝盡北人，世輕南士，耐庵滿腹牢騷，未由發洩，奮筆著書，乃有《水滸》之寄託深遠，言詞激烈，固其所也。今先生生逢盛世，遭遇聖明，當憲政預備之年，正先生秉筆之日，言何所指，意何所託？毋乃類畫蛇之添足，等無病之呻吟。嘻，甚矣，先生之妄也！士諤誼曰：籲，有是哉，子之迂也！準子之說，是安居不可以慮患，盛世不可以言危，則丁茲強敵外窺，會黨內伺，魑魅充斤，鬼域盈塗，朝廷有望治之心，編氓乏自治之力，莠言四起，異說朋興，仍可凜金人之三緘，戒惟口之興戎，歌舞太平，渡此悠悠之歲月何。嗟籲，神州夢夢，苦口嘵嘵，屈靈均懷石投江，賈長沙痛哭流涕，情非得意，志欲有為。媧皇誓補情天，精衛願填恨海，世而知我，則吾書足以回天；世不我知，則吾身騰罵於萬口。驚吾者必曰：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罵吾者必曰：顛倒黑白，信口雌黃。然吾國民程度之有合於立憲國民與否，我正可於吾書驗之。客休矣，侯我書發行後，來與我辮論未晚也。客聞言，垂頭而去。」君主立憲，如此宏大敏感的題材，如此貼近現實的創作，不僅彰顯了陸士諤「積極介入」的寫作姿態，更體現了他「捨我其誰」的經世情懷。
陸士諤還著眼小說的社會功能及小說與學堂教育的差別，來探討新小說的價值。「小說的效力遠非學堂所能及。」 小說之優於學堂者八：建立一所學堂，開辦費大的總要幾萬金，小的也要幾千幾百；印刷一部小說，不過百幾十塊錢。小說優於學堂者，此其一。學堂裡教員每一所學堂修國文、歷史、地理、圖畫、唱歌、體操、算學、英文各科，所請教員至少總要四五人以外；小說則一個人一年裡頭可以編撰到五六部。小說優於學堂者，此其二。教育的範圍不過在一校裡頭，其學生大多系附近之人，即有遠道就學的，也屬寥寥無幾；小說則一書出版，萬裡風行，無省界、無國界，苟其文語相同，即能通行無阻。小說優於學堂者，此其三。受教育之益者不過少數之青年，學額有限，年齡有限，年長失學之人便不能得惠了；小說則不論老幼，不論男女，不論多少，皆可閱看。小說優於學堂者，此其四。學堂授課有一定的時刻，何時授體操，何時授修身，像我們有事的人，就不能輟業受學了；小說則一任自由，無分早晚。憑你甚麼時候閒，就甚麼時候瞧，小說優於學堂者，此其五。教育多系莊語，聽的人每苦乏味；小說則雜以詼諧，引人入勝。小說優於學堂者此其六。教育以誨為主義；小說以感為主義。小說優於學堂者，此其七。學堂裡去念書，修費、膳費，每年至少總要百數十金。說沒有效驗，就使有益，也不過一個人受益罷了；小說則費了三四塊錢，可以買到十多種，可以瞧到無數的人。小說優於學堂者，此其八。陸士諤有意識地引入了比較的研究方法，系統而條分縷析的論述，初步顯現了現代文論的特徵。
晚清小說是中國古典小說向現代小說過渡的一個重要環節，但「作品的數量雖多，若是論起審美價值，絕大多數作品都很缺乏。」[8] 長期以來，學界公認的評價是，「過渡意義，大於一切」。即使最能代表晚清文學成就的四大譴責小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亦謂：「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9]在古典文學研究者看來，晚清小說四大名著，遠不及《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四大名著有吸引力；在現代文學研究者看來，晚清四大小說家中最有成就的吳趼人逝世（1910）不到十年，魯迅即帶著《狂人日記》登上小說舞臺(1918)，也不願對其垂加青眼。
作為晚清文壇的「後來者」，一方面，陸士諤飽受「影響的焦慮」的困擾；另一方面，他也在積極尋求突破，嘗試在小說意識形態屬性與審美屬性之間尋求新的平衡。陸士諤十分看重小說的審美趣味，《順治太后外紀·提要》曰：「然而深宮秘事史官既諱而不書，遠代茫然罔識，是編記載最為詳盡，誠足廣異聞而資談助也。」《順治太后外紀·總論》曰：「滿洲之主中夏也，先後二百餘年。其興也，以一攝政王，其亡也，亦以一攝政王；其興也，以一文後，其亡也，亦以一西後。興亡盛衰之跡，要皆與攝政皇后相關，一若造物有意弄人者。然乘史乘之趣事，大足供吾人之研究成果者也。清祚既覆，忌諱都捐，慈禧秘史，大可昌言無隱，且為時未久，徵錄匪難。是以清季宮闈瑣事，時見諸故老筆墨。亦復有人綴述之而成書矣。若夫文後在有清之初，苦心譎智，佐太宗而得天下，遺聞逸事大都秘不能宣，而年遠代久，更復無人知清主中華乃後之力也。今採輯野史，綴述成傳，以後為經，緯以他事，聊佐夜談，亦充掌故，世之覽者，或有取焉。」文學接受是一個審美情感傳遞與價值傳播的過程，作家「用動作、線條、色彩、聲音，以及言詞所表達的形象來傳達出這種感情，使別人也能體驗到同樣的感情」[10]，正如陸士諤所謂「廣異聞而資談助」、「大足供吾人之研究成果」。
晚清士大夫群體以極大的熱情加入「新小說」創作和閱讀隊伍，形成了雅俗互動、滲透融合的文化景觀，也改變了小說界的創作風氣。1908年，據徐念慈估計：「餘約計今之購小說者，其百分之九十，出於舊學界而輸入新學說者，其百分之九十，出於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學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歡迎新小說者，未知滿百分之一否也？」 [11]身為通俗文學作家的陸士諤，卻對文學的高雅「趣味」讚賞有加，堅決反對「驕矜之氣」。《新三國》第二十回曰：「小說所以規人之過失，勉人以為善，第一須使讀者有趣味，若讀的人存了個厭惡念頭，則其書雖好，何足貴乎？」並舉例道「木畏齋自己編不出一部小說，所出版的都是翻譯他國文字，且大一般是牛鬼蛇神之作，淫褻猥鄙之談，而滿紙讀吾書者，讀吾書者，口氣何等自大；不要說他的文字不好，即使好了，似這般的驕傲，我們也萬萬不敢學他，所以他譯的書，無論怎麼樣高妙，我總不願去讀他，因見了這副驕矜之氣，我的厭惡念頭，早不期然而然會生發出來呢……」
就小說的審美藝術而言，陸士諤認為創作「文主譎諫」，「涉筆詼諧」，「第求有當，何顧體裁」。《新上海》借客問曰：「刻畫魑魅，形容魑魅，窮幽極怪，披露殆盡，善則善矣，然辭多滑稽，語半詼諧，毋乃傷於佻而不足附作者之林歟。小說之輕於世也久矣，子既欲振起之，曷不為嚴重莊厚之文，而仍沿薄輕佻之習也？」士諤答曰：「唯唯，客之規吾者甚善。顧主文譎諫，旨在醒迷；涉筆詼諧，豈徒罵世。第求有當，何顧體裁。抑吾聞之，古人有假難以徵辭者，有方朔之《客難》，是方朔實獲我心也；因譏以寓興者，有崔實之《答譏》，是崔實實獲我心也；寄旨以緯思者，有崔駟之《達旨》，是崔駟實獲我心也；憑言以攄志者，有韓愈之《釋言》，是韓愈實獲我心也；託嘲以放意者，有揚雄之《解嘲》，是揚雄實獲我心也；隨戲以逞懷者，有班固之《賓戲》，是班固實獲我心也；之數人者，皆含英咀華，包今統古。文成足以泣鬼，落筆足以驚神。然而務為滑稽者，有取爾也，況士諤乎？孔子，聖人也。然而目冉父為犁牛，指宰予為朽木。仲由好勇，舉暴虎以相嘲；言偃弦歌，譬割雞以為戲；是則言中帶諷，當亦聖人所不廢歟！況小說雖號開智覺民之利器，終為茶餘酒後之助談。偶爾詼諧，又奚足怪！」其自稱《商界現形記》「凡諸體例，則董生直筆，蒙叟寓言，兩存其意。」 陸士諤《也是西遊記》曰：「也是西遊記八回，奚炙周先生遺著也。筆飛墨舞，飄飄欲仙，士諤努下，奚敢續貂。第主人橘諫，旨在醒迷，涉筆詼諧，豈徒罵世。既有意激揚，吾又何妨遊戲。魂而有靈，默為呵者軟!」該著融政治小說、社會小說、科幻小說、神魔小說於一爐，寓莊於諧，若諷若嘲，嬉笑怒罵，張弛有度，讀來引人入勝。
關於文學語言，陸士諤認為，小說語言應明白曉暢、通俗異同，以方便傳頌、擴大影響。他在《白話教本》中說：「語言因時代而變易。古之語言，在今時未必盡人了解……夫在同一時代而各地方言，猶難彼此領悟，乃必欲舉數百年己廢之古語作為教本，既難解釋，又難引證，真是何苦。」 他還對新文學作品中濫用新名詞、新術語之現象頗有微詞。《新文學》謂：「現在盛行的新文學作品，說是白話文，我們作慣小說的人瞧了半天，嚕嚕囌蘇，不知他講的是什麼、有什麼意思，一些也不懂，怕他新文學家自己也不很明白。無論是文言、是白話，總以簡括、明白、顯露為要。」 陸士諤「反對將西方的一切新名詞、新概念不加選擇地盲目引進、生吞活剝」[12]，他敏銳地捕捉到了文學的語言問題，數年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正是以語言變革為突破口爆發的，其得風氣之先的前瞻意義不言而喻。
晚清「小說界革命」後，以《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四大小說雜誌為陣地，小說增長呈現出了井噴之勢。「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作者輩出，創作小說的總量是宋元以來數百年間小說總量的兩倍以上。」[13]小說數量的增加，原因是讀者隊伍的擴大。「從1900年到1912年，又是士大夫大批移居上海的時期，先是庚子事變，後是辛亥革命，上海的租界成為士大夫避難的庇護所，從而也擴大了小說市場。」[14] 「新小說」風行的同時，催生了小說出租行業。
1898年，迫於生計，陸士諤再次到上海討生活。他在《新上海》第30回寫到：「在下14歲到上海，17歲回青浦，20歲再到上海，到如今又是十多年了。」陸士諤「先是懸壺行醫」，但初來乍到，當地人並不認可，生意也不好。他又是一個極善於觀察和思考的人，很快發現出租小說有利可圖，於是「復棄醫改業圖書出租」。鄭逸梅《民國舊派小說名家小史·陸士諤》曰：「他動了腦筋，瞧到坊間所出的小說，五花八門，種類繁多，很受讀者的歡迎，他就化些本錢，買了一大批小說，出租給人看，並且按期親自送換，租價又低廉，所以人家樂意租閱他的書本，他收人尚還不差。」[15]「那段艱辛的租書從業經歷，無疑對陸士諤大有裨益，小說讀者的脾性，經過幾年間面對面地打交道，早已是瞭然於胸。」[16]
陸士諤對讀者閱讀興趣的深刻了解，再加上他本來就是在改良小說社重金徵文廣告的刺激下開始小說創作的[17]，對他來說，最大限度爭取讀者，賺取稿費「補助生活」，高於一切。陸士諤在《金剛鑽》報「說小說」欄目中，從小說讀者接受和市場傳播的角度，論述了近代小說繁榮的原因。「近來小說之輩出，提及姓名婦孺皆知者，意有十餘人之多。革新以來，各界均嘆才難，只小說界人材獨甚，此其中卻有一個極大之原因在，小說為文藝之一種，難與詩詞歌賦同其等論。然詩詞歌賦曲高和寡，小說則極普及，人人皆可讀、人人皆可懂，行銷極易，此一因也。詩詞歌賦學之甚難，小說習之較易，此二因也。詩詞歌賦，恁你做得如何精妙，其稿終難賣錢，小說稿獨能賣掉錢，雖計字論價值，所得無幾，而積少成多，也可補助生活，此三因也。他業可以運動，可講情面，獨有小說界則純潔高尚，毫無私曲賺錢夥計，柴米夫妻，你的稿子不好，書賈雖一時受愚買了去，印出來，成為定做有字紙，下一次你的大稿，無論你如何吹牛，決定無人過問了。生意之有無，全仗銷路，銷路之大小，全仗書的內容，小說家的生命，獨操在大眾閱者手裡，一切蠅營狗苟，無所施其技……此四因也。文人胸有懷抱而又無權無勇，不得施展於世，就可借小說一洩其鬱夢，而寫世態之變幻，人情之難言，則較其他詩賦歌詞尤為真切，此五因也。」可見，陸士諤對小說的銷路十分在意。在他看來，小說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一旦進入流通領域，其市場價值決定了存在價值。失去讀者，失去市場，作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寫作從來不是作家一個人的事，寫作行為裡包含著閱讀行動，作家和讀者是兩個相互關聯的施動者。「……閱讀與寫作緊密相關……我相信是作家寫作時了解應該如何讓讀者去閱讀，這種心理或有意、或無意。」[18]讀者決定論，使陸士諤在小說創作中，能夠緊緊抓住讀者的「期待視野」，務使讀者不覺苦痛厭倦而得趣味快樂。在《新上海》第五十九回，他論及《新補天石》時曾說：「我因毛聲山的《補天石》是曲本，很不宜於現今社會，想把他改演成白話小說，使婦女、兒童，都可以瞧閱。」1907年，陸士諤《清史演義》一、二集發表，讀者爭相傳閱，一時洛陽紙貴。「先生所撰《清史演義》始披露於《神州日報》，陸續登載。發刊未久，閱者爭購，報價因之一增。有目共賞，數月以來，風行日遠，尤有引人入勝之妙，而愛讀諸君終以未窺全貌為憾。或索購全集、或購定預卷，無不介紹於神州報社，冀速遂其先睹之願。」作為晚清暢銷小說家，陸士諤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晚清文學是五四文學的序幕，從晚清文學中發掘「被壓抑的現代性」，進一步豐富了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內涵。吳文祺《新文學概要》曰：「新文學的胎，早孕育於戊戌變法以後，逐漸發展，逐漸生長，至五四時期而始呱呱墮地。胡適之、陳獨秀等不過是接產的醫生罷了。」[19]李伯元、吳趼人、劉鶚、曾樸、黃小配、陸士諤，「這幾位體現了晚清小說的歷史走向、代表了晚清小說的最高成就」。[20]然而，遺憾的是，或因研究資料的嚴重散佚缺失，或因魯迅、阿英等權威專家貶抑論斷的影響，或因建國前後文藝批評領域強勢的意識形態話語標準，陸士諤一度被視為「鴛鴦蝴蝶派」、「民國舊派」、「武俠」小說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和正確的理解。所幸，經一批明清小說研究專家的呼籲，2000年10月，在陸士諤的故鄉上海青浦朱家角鎮舉辦了「上海近代小說暨陸士諤國際研討會」，與會者對陸士諤及近代小說研究的重要意義形成了共識。客觀來講，陸士諤身處求「新」求「變」的時代大環境中，他生動豐富的創作實踐，為其小說理念提供了恰切有力的例證；他關於小說價值地位、藝術趣味、市場傳播的論述，從不同角度和側面凸顯了現代性的風貌，真實地還原了中國文學和文論由古典傳統向現代形態轉換的嬗變輪廓。
注 釋：
[1] 王德威：《想像中國的方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8頁。
[2] 嚴復、夏曾佑：《本館附印說部緣起》，參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頁。
[3] 梁啓超：《譯印政治小說序》，參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8頁。
[4] 梁啓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參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1頁。
[5] [美] 弗雷德裡克·詹姆遜：《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530、532頁。
[6] 1895年3月，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嚴重威脅中國之際，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論事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等文章，提出了開民智、鼓民力、興民德等挽救國家危機的三項具體措施。
[7] 阿英：《晚清小說史》第十二章，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
[8] 袁進：《中國小說的近代變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頁。晚清小說藝術性良莠不齊，最典型的是梁啓超的《新中國未來記》，這位「小說界革命」的倡導者自述，「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不知成何種文體」，「編中往往多載法律章程演說論文等，連篇累牘，毫無趣味」，殊難稱之為小說。
[9]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0] [俄] 列夫·託爾斯泰：《藝術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頁。
[11] 徐念慈很重視小說市場情況，曾寫過《丁未年小說界發行書目調查表》，他的估計當可信。參見《小說林》第九、十期。
[12] 田若虹：《陸士諤小說考論》，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84頁。
[13] 關於晚清小說的時限，學界歷來存在不同觀點。本文採取陳大康的觀點，將統計上限定為甲午戰爭爆發之次年（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參見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編年·前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4] 袁進：《試論晚清小說讀者的變化》，《明清小說研究》2001年第1期，第20頁。
[15] 鄭逸梅：《民國舊派小說名家小史·陸士諤》，參見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574—575頁。
[16] 謝仁敏：《晚清陸士諤的小說觀念及其文史意義》，《廣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5期，第140頁。
[17] 陸士諤的孫子陸貞雄在憶及祖父時說：「……恰在此時改良小說社發出了重金徵文的廣告，這也正中祖父的下懷……陸士諤的《新中國》、《新上海》、《新野叟曝言》、《新水滸》、《新三國》等 16 部小說都在改良小說社出版。」參見陸貞雄：《陸士諤<新中國>奇夢探秘》，《世紀》2010年第5期，第4頁。
[18] 關於餘華創作的訪談，參見尚曉嵐《餘華：讀者決定作家》，《中國青年報》2000年8月28日。
[19] 吳文祺：《新文學概要》，亞細亞書局1936年版，第13頁。
[20] 歐陽健：《陸士諤論》，《明清小說研究》2002年第1期，第2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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