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問題一直是理論界經久不衰的熱門話題。作為一個極具生存彈性的概念，現代性與後現代性處於一定的邏輯張力中。與其他後現代哲學家反思「現代性」的路徑不同，福柯並不將「現代性」視作一段歷史時期或者現代社會的某種屬性，拒絕將「現代性」作為反思的對象並對其呈現方式加以靜態描述，即對「現代性是什麼」做出回答，而是將「現代性」看成一種「態度」，一項介入性實踐。
1984年，福柯發表康德同名文章《什麼是啟蒙》，集中表達了自己對「啟蒙」「批判」以及「現代性」等問題的理解。雖然福柯並不認為康德對於啟蒙的理解完全正確，但是他高度讚許了康德對「啟蒙」作出的貢獻。康德在其文章中闡述了「啟蒙」所包含的從哲學角度去追問、審視「現實、今天、當下」的內容。也就是說，「啟蒙」包含了康德對現時性的思考，是他由於感受到了時代的斷裂而作出的歷史—哲學批判，這種「歷史感」使康德產生了福柯所謂的「現代性態度」。康德區別於從總體上、未來的終極視角領悟「現在」的哲學家，他試圖尋找「差異」：現在相對於過去，到底帶來了怎樣的不同？福柯認為這是西方思想史上首次有哲學家將「現在」當作哲學範疇引進哲學領域，是哲學史上重要並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這正是福柯在康德同名文章中所發現的「新穎之處」，並自詡是康德啟蒙繼承人的原因。引入「差異」，採取「現代性態度」，能夠促使人介入性地審視自己、審視當下，從而在可能的範圍內，以一定的方式偏離自身、脫離當下。「現代性態度」是一種批判，而不是反思。反思的提問方式是「什麼是我們所處的當下」；而批判的提問方式則是「我們以及我們所處的當下是怎樣得以形成和被塑造的」。因而「現代性態度」是一種批判實踐，而不是一種批判理論；是一種基於歷史—現實的事件批判，而不是一種先驗的、尋求普遍結構的批判。福柯將這種批判性思考，亦即「現代性態度」視為「哲學的任務」。
然而，在福柯看來，康德並沒有完成啟蒙的任務，沒有將這種「現代性態度」貫徹到底，康德無視自己對於「啟蒙」的歷史性分析，最終選擇採取了「理性的批判分析」，試圖走出這種「不經別人的指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感到無能為力」的狀態。康德彰顯了為自然和道德立法的理性的價值，使人作為理性主體的地位得到尊重，但是福柯認為這種做法是危險的：一方面使得人與自身的關係陷入對象化的認識性陷阱，人成了抽象、普遍的大寫的「人」；另一方面也將哲學的任務局限在了為人的認識範圍劃界的狹義批判之中。因此，福柯稱康德的批判哲學使人文科學陷入「人類學沉睡」。為了完成康德的未竟之業，福柯在批判康德思想的基礎上，繼承了後者對「啟蒙」包含「現代性態度」的理解，對人與自身的關係、哲學的任務作出了新的理解，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這種「現代性態度」是人與其所處的現時（present）發生關聯（relationship）的方式，即人面對所處的當下做出的選擇、思考、感覺乃至所採取的行動。也就是說，對於我們所處的當下，我們應該做的是體驗，而不是某種反思性思考，重要的是我們能對「現在」做些什麼，而不是定義「現在」是什麼。這與福柯對於哲學任務的理解相關。在他看來，與「當下」發生關聯的方式應該是一種實踐性的活動，因此哲學應該是鮮活的經驗、一種生活方式。然而，哲學的這一生活面向在當前的哲學中已經晦暗不明了，這是因為現代哲學以「智識化」為主要發展模式，追求純粹、抽象而極力擺脫哲學的生存向度；當前的哲學是關於哲學學說的歷史，而不是由生活方式構建的歷史。福柯認為在19世紀初的時候，從哲學成為一種教授的職業開始，這種作為生活方式的哲學、作為倫理和英雄主義的哲學，發展遇阻，不再具有廣泛的生存空間。因此，想要改變「當下」，人同「當下」的關係不能是對象化的、反映式的，即哲學不能僅表層地描繪現實已然呈現的樣子，而是要採取「現代性態度」進行差異性批判，即譜系學溯源式的前提性考察，知道「當下」是何以形成的，並改造塑造「當下」的各種條件，從而在批判的基礎上超越「當下」。
第二，這種現代性態度類似於古希臘人追求的「êthos」（品行、氣質）。換言之，現代性態度除了指涉與現實的關係形式，還包含人「同自身建立起關係的方式」。「現代性態度」要求人與自身建立關係時依靠必要的苦行（asceticism）。這種苦行作為一種實踐，不停留於人的思維、意識之中，而是一種現實的活動，我們不能只是被動地接受那些處於時光流淌中的自己，而是要主動地塑造自我，將自我看作一個有待被創造的藝術品，將我們的所說、所想、所做等指涉的生活變成一件藝術品。因此，在福柯那裡，人同自身之間的關係不再是以理性認識的意識活動為中介，而是代之以自由實踐，這動搖了「主體解釋學」傳統。福柯的「現代性態度」對人的「何以是其所是」以及「何以是其所不是」的思考，與傳統主體哲學劃開界限，展現出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人被當成「對象」的「人的科學」（science of Man）的誕生、大寫的「人」的虛妄性，批判了以對象化、解釋學方式去理解自我關係的做法，拒絕接受人具有抽象、普遍、先驗的本質，反對將人（理性主體）當成人類知識、意義、價值的永恆和非歷史的基點的做法。因此，福柯宣稱「人死了」。以解釋學的方式處理自我關係造就了「我們是其所是」，那麼何以改變這種是其所是，達到是其所不是呢？福柯轉向了自我的歷史、經驗以及生活的面向，試圖回到哲學的源頭，揭示對自我關係的處理不只有「解釋學」方式，還存在著「關心和呵護」的生活美學的途徑。以上構成了福柯對於「關心自己」的研究，這種研究從自我關係得以形成的條件入手，從源頭上根本地解決了人如何擺脫當下自己的問題，並以豐富的實踐對人的現時性作出改變。
福柯關於「現代性態度」的闡釋極大地豐富了哲學範式下「現代性」研究的實踐性維度。他將「現代性」本身看作一種「事件」，對「現代性」的前提展開譜系學批判，而不是面對「流動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採取妥協的追蹤性描述，或站在「當下」的對立面，構想出一個與之截然相反的烏託邦。福柯認識到了順應現代性的基本邏輯，立足於「我們自身的歷史本體論」，對「現代性」作一譜系學考察，使得「現代性」的另類批判得以確立，使得本身富於流變的「現代性」的不可超越性成為了可能，最終克服了以往哲學家對「現代性」研究最終走向虛無的宿命。
（作者單位：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哲學教研部）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婷
精彩推薦：
歐洲一體化：回顧理論流變過程 探析理論實踐關係
文理學院應為改善世界助力
科學踐行「四種教育評價」
歡迎關注中國社會科學網微信公眾號 cssn_cn，獲取更多學術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