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區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遼代以前，北京地區是中原王朝的軍事重鎮，文化教育發展相對落後。遼金以後，特別是元、明、清時期，北京逐漸成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書院、府學、國子監一起構建了從中央到地方，從官學到私學的較為完備的傳統教育體系，共同書寫了北京地區傳統教育發展的重要篇章。
具有民間辦學色彩的教育機構——書院書院是中國古代傳統社會頗具特色的教育機構。書院之名，始於唐代。唐玄宗開元年間在東都洛陽組織文人在乾元殿校理經籍，後將乾元殿更名麗正修書院。可見，書院最初是藏書的地方。宋代盛行的書院以傳授知識、研討切磋為主，具備教書育人的教育職能。遼金時期，北京教育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尚未出現南宋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那樣有影響力的書院。不過地處首善之區，北京的書院也匯集了各地的優秀人才，教育質量較高，規模較大，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
圖為白鹿洞書院。白鹿洞初為唐代洛陽人李渤與其兄李涉隱居讀書之處。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興復白鹿洞書院，自任洞主，使其成為中國封建社會辦學的楷模（來源：白鹿洞書院網）太極書院成立於元代，是北京最早的書院。書院的倡議者是國子學的負責人楊惟中。楊惟中在金朝末年，蒙古軍隊南下時被俘，後成為窩闊臺的侍從。他很喜歡讀書，又有膽識謀略，逐漸受到窩闊臺的器重。後來，他在進攻宋朝的戰爭中，隨軍受命行中書省事。他注意搜羅中原名士和程朱理學著作，送往燕京，建立太極書院。書院仿照宋代著名的嶽麓書院和白鹿洞書院的體制，以弘揚宋儒理學為教學目標。書院建有周敦頤祠，程顥、程頤、張載、楊時等人作為陪祀，壁刻《太極圖》《通書》和《西銘》。書院中有藏書8000餘卷，供儒生學習。太極書院延請趙復、王粹為主講，許多才俊來院求學。在書院聽課的一百多名學生中，許衡、郝經、姚樞、竇默、劉因等後來都成為理學大家，有的在官府任職，有的創辦書院繼續傳播學術思想。太極書院的創辦促進了南北學術文化的交流，推動了程朱理學在北方的傳播，使得北京成為當時整個北方地區的學術文化中心。
明代北京地區的書院，在促進教育發展的同時，與時事政治密切聯繫，其中尤以首善書院最有代表性。首善書院是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左副都御史馮從吾於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創建的。首善書院創建時，正值太監魏忠賢把持朝政，鄒元標等人多次上疏朝廷，彈劾閹黨，遭到忌恨。魏忠賢等人藉口首善書院聚徒講學，另有所圖，反加彈劾。也正因如此，書院僅維持了一年半，便遭到禁毀。
圖為北京東城金臺書院小學，前身是清朝名將洪承疇的賜園——洪莊。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京兆尹錢晉錫在此創辦北京歷史上第一個義學——「首善義學」，後改名為「金臺書院」（來源：中國廣播網）清代北京地區的書院經歷了前後兩個發展階段。順治初期至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以前，統治者對書院採取抑制政策，嚴禁設立書院，北京地區書院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對前代書院建築的修護方面。此後，統治者對書院政策發生改變，大力扶植建立新書院的同時，注意在思想上加強對書院的控制，北京地區的書院得以大量建立。其中，金臺書院為順天府直屬，位於南城的金魚池一帶。金臺書院最初叫首善義學，招收大興、宛平兩縣的貧寒學童。歷經康、雍兩朝的發展，到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首善義學經過大規模的修繕擴建，改名為「金臺書院」。學生也由原來的貧困學童改為京師和各省準備參加會試、殿試的舉人、貢生等。書院的主持人稱院長，多為有名之士擔任。每逢朔望之日，金臺書院都要進行命題考試，順天府尹及在京官員常常到院監考，並將考核出色的學生推薦給朝廷。
地方官學——府學地方學校是指地方政府按照地方行政區劃，在當地所辦的學校。地方學校的設立，或由國家制定出地方學校制度，或由重視教育的地方官在其治所設置學校，學校經費來自地方政府。
先秦時期是北京地區教育體系的形成時期。但從嚴格意義來講，地方學校應始於漢代。漢代地方學校制度開始逐步建立起來，教育逐漸普及於各地，出現了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眾多的景象，這當然也包括北京地區。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地區一直處於戰亂動蕩之中。幽州地區地方教育發展受到一定影響。隋朝立國時間較短，又大興勞役，無暇顧及教育。唐朝一統天下之後，政治較為安定，教育事業也有了極大發展。
遼代，地方教育機構大致仿效漢唐時期的體制，以各級地方行政機構為單位，設置相應的教學機構。遼代南京道設置析津府，治所即在今北京，府下管轄6州、11縣，州之下又轄有若干縣。遼代北京的地方學校逐漸建立，良鄉縣學始建於遼代中期，創建者為大公鼎。金代北京地方教育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大定、明昌之間，統治者在各地全面推廣教育，普遍設置教育機構，任命教官，北京地方教育體系也是在這個時期逐步完善起來。大定十六年（公元1176年），金世宗設置地方府學，共17處，設定學生額數為1000人。大興府學即中都路府學，為17處府學之首。
元代北京地區的地方教育制度比較完備，在路、府、州、縣各級均有相應學校。大都路學設置教授、學正、學錄各一至二名，掌管學校財務的錢糧官一至二人。與普通的同級學校相比，大都路學規模較大，初設時學生在30人左右，至元中期時，已增加到100人。學生來源較為廣泛，不再限定於貴族官僚子弟，而是包括各階層在內的好學之士。在學校的組織形式、管理方法等方面，大都路學與國子學類似。大都新城竣工後，大都路學遷入國子學舊址。從此，規模越來越大。
明朝政府取消大都路，改為府及下轄州縣。因此，明代北京地區地方學校分為府學、州學和縣學。洪武初年，明朝政府將元大都降為北平府，將元國子監學改為北平府學。明成祖遷都北京後，永樂初年將北平府改為順天府，重設國子監，用元國子監故址。原北平府學遂遷入大興縣學，並改為順天府學。隨後取消大興、宛平縣學，兩縣生員或升入國子監，或歸入順天府學。
圖為順天府學文丞相祠（來源：中國孔廟網）清代地方學校基本沿襲明制，依照地方區劃設有府學、州學、縣學。有清一代，對順天府學多次進行重修，規制日益宏大。順治初年，設提督學政，由府尹或府丞兼任。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後，另設學政，專司其事。學政代表朝廷執掌學校政令，管理學校事務。府學除教學外，還負責保管書籍與文廟祭器、樂器。
最高學府——國子監遼、金以後，隨著北京的政治地位的提升，北京地區的中央官學有了轉折性的發展。
中央官學始於遼朝。遼朝實行五京制度，五京即遼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境內）、遼南京（今北京）、遼東京（今遼寧遼陽）、遼中京（今內蒙古赤峰寧城縣）和遼西京（今山西大同）。遼朝在五京皆設中央官學。其中，在遼上京設國子學，在遼南京設置太學。遼南京太學是五京之中唯一的一處太學，設置於遼太宗時期。聖宗統和十三年（公元995年），因學生日漸增多，為保證經費的正常供應，特賜水磑莊一區。可見，遼南京中央官學，較之東京、西京，在地位上已經十分重要，在規模上已經十分可觀。
金代北京中央官學包括國子學、太學、女真國子學和女真太學。金海陵王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遷都燕京，改燕京為中都，金中都中央官學逐步建立起來。國子學設置於天德三年，招收學生200人，為宗室、外戚及三品以上官僚子弟。教授《九經》《十七史》及百家之言。太學最初招收學生160人，後來再加上五品以上官員子弟及各地推薦考試合格者，人數多達400人。為了培養本民族人才，金朝統治者設置女真國子學及太學，這是金中都中央官學的一個重要特點。
元朝統治者入主中原後，採取了兼容並蓄的政策。這一點體現在中央官學方面，也就出現了國子學、蒙古國子學、回回國子學並立的局面。元世祖即位後命人創造蒙古新字，並在全國各地設立專門學習蒙古新字的學校。元大都蒙古國子學始建於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設置博士、助教、教授及學正、學錄等，與教授儒學的國子學體制大致相同。學生主要是蒙古貴族子弟，人數無定額，最多時為150人。與國子學相比，蒙古國子學規模較小。元朝統治者還特別設立回回國子學。回回國子學始建於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學生主要是回回人，也有少數蒙古族人和漢人，主要學習亦思替非文（即波斯文）。與國子學及蒙古國子學相比，回回國子學的規模顯得更小。即使在較為興盛的泰定帝時期，在學師生也僅有50多人。儘管如此，在蒙古國子學和回回國子學為培養本民族人才，推廣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促進各民族之間的融合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到了明代，統治者設置有傳授儒學的國子監，取消了元代傳授少數民族文化的蒙古國子學和回回國子學。明太祖時期為國子監的創製階段，他把國子監由前朝的教育行政機構改為教育行政機構兼國家最高學府。明代國子監有南北兩監。南京國子監位於南京，即「南雍」，京師國子監位於北京，即「北雍」。明成祖朱棣即位後，於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二月將北平府學改為北京國子監。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又下令將北京國子監改為京師國子監，而將原來在南京的國子監稱為「南京國子監」。這樣，明代在中央官學方面就形成了南監與北監並存的局面。
圖為北京國子監，坐落於北京東城區安定門內國子監街（原名成賢街）15號，與孔廟和雍和宮相鄰，始建於元大德十年（1306），是元、明、清三朝國家設立的最高學府（來源：古建中國網）清初沿襲明代兩監製度。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改南監為江寧府學，北京國子監成為唯一一處中央官學。清代國子監繼續沿用明代中央官學制度，設置祭酒、司業、監丞等官員；又設六堂即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為講肄之所。國子監的生源廣泛，有貢、有監。貢生包括歲貢、恩貢、拔貢、優貢、副貢、例貢。監生包括恩監、蔭監、優監、例監。清朝對國子監生在學時間方面有明確的規定。雍正三年（公元1727年），清政府規定各類監生肄業時間統一為三年。由於統治者對國子監較為重視，清代國子監教育大為改觀，曾出現師徒濟濟，奮自鏃礪，研求實學的浩大場面。
從書院、府學到國子監，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傳統社會非常注重文化的教育和傳承。書院帶有民間辦學的痕跡，府學和國子監有著鮮明的官學色彩，這三者共同發展，為北京地區逐漸成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作出了重要貢獻。
本文首發於《前線》雜誌2019年第1期，轉載請聯繫微信公眾號：前線理論圈（ID:qianxian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