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為而治」出自《道德經》，是道家的治國理念。《道德經》的思想核心是「道」，「道」是無為的，但「道」有規律，以規律約束宇宙間萬事萬物運行，萬事萬物均遵循規律。引申到治國，「無為而治」即是以制度（可理解為「道」中的規律）治國，以制度約束臣民的行為，臣民均遵守法律制度。
「無為而治」並不是什麼也不做，而是不過多地幹預、充分發揮萬民的創造力，做到自我實現，走向崇高與輝煌。「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不妄作為。因為不違背客觀規律，遵循客觀規律而為，所以無所不為，就是什麼都可以做，只要你遵循道，遵循客觀規律。
西漢初年，幾代統治者常常以秦亡為戒，認識到要取得一個相對穩定和持續發展的政治局面，就必須努力緩和階級矛盾，與民休息，實行無為而治。於是，來自於黃老思想的君道無為、刑德相輔、節慾崇儉、愛民養民的觀念就很快轉化成一系列切實可行的統治政策。劉邦去世後，孝惠、高后相繼當政。《漢書》說：「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文景二帝繼統之後，也繼續將黃老之術作為治國方針。文帝以一藩王繼承大統，其時羽翼未豐，所以他特別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劉邦時代的功臣周勃、陳平、灌嬰、申屠嘉等人相繼被任命為相。這樣既融洽了新舊君臣之間的關係，又保證了高層統治集團的團結一致。文帝還多次下昭「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使一大批年輕有為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進入統治集團，擴大了漢政權的統治基礎。班固曾高度評價說：「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寢息。」（《漢書·刑法志》）景帝長期生活在黃老之術氛圍中，其母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在文景二帝統治時期，朝野內外，對黃老之術從之者甚眾，著名者除膠西蓋公、曹參之外，尚有陳平、陸賈、黃生、田叔等人。
漢初統治者鑑於秦亡的教訓及漢初社會經濟的殘敗，將黃老之術中的無為而治、節慾崇儉、與民休息的觀念轉化成一系列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政策。黃老之術反對窮奢極欲，提倡「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勤仁義」，因而，漢初推崇黃老的幾位皇帝都十分儉樸。最具代表性的是漢文帝，他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文帝在營建自己的陵墓時，還明確告訴後人不許起墳，不得以金銀作裝飾，陪葬品都用瓦器。漢初諸帝為了達到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目的，對農業更是十分重視。劉邦在統一戰爭剛一結束時就宣布復員軍隊，釋放奴婢，要求因戰爭而流亡的人口返鄉歸農，復故爵田宅。文景二帝多次在詔書中強調：「農，天下之大本，務莫大焉。」他認為，道民之路，在於務本。他們還制定了許多具體的措施，如把務勸農桑、人口增加、土地開墾與否作為地方官吏考核的標準；設立「力田」官以勸農；將十五稅一改為三十稅一，以減輕農民負擔；實行貴粟政策以提高農產品價格；又允許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贖罪；將一年服一個月的徭役改為三年服一月，在募民徙塞下實行屯戍制度後，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這些政策的實施，使漢初社會經濟迅速得到復甦與發展。司馬遷在《史記·律書》中毫不掩飾地稱讚說：「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裡，可謂和樂者乎。」而到漢武帝即位之時，「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漢書·食貨志》）在傳統的農業結構未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漢初社會經濟取得如此成就，除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外，我們不能不考慮到黃老之術及其指導下所實行的各項政策的槓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