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處理醫療糾紛的實用主義作用下，「醫鬧」成了一個新興「職業」，而其「私力救濟式」的實質反而被遮蔽。隨著公安部門的強力介入，這種實用主義「維權」將更加陷於兩難
★ 本刊記者/李楊(發自廣東)
「終於解決了，」電話的另一端，律師張毅(化名)氣喘籲籲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6萬元，不鬧了。」
張毅是廣東省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擔任當地十幾家醫院的法律顧問，主要工作是協助醫院平息「醫鬧」事件。
所謂「醫鬧」，就是用「鬧」的方式解決醫療糾紛。張毅把「醫鬧」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患方家屬自己鬧；第二種是請老鄉幫忙一起鬧；第三種是乾脆花錢僱人鬧。最後一種就是職業「醫鬧」。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徐昕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從糾紛解決的角度來看，『醫鬧』屬於一種『私力救濟』行為。」徐昕著有《論私力救濟》一書。在他看來，「私力救濟」，是指公民權利遭受侵害，不通過國家機關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解決糾紛，實現權利。它是公民通過私人力量維權的一種方式——民工討薪、民間討債、私人偵探都屬於「私力救濟」。
「反正三五千塊我們是不要的」
律師張毅說的「解決了」的「醫鬧」事件，是半年前記者親歷的一場「醫鬧」劇。
兩個七八歲的小孩拉著長長的白布橫幅，一南一北站在廣東省佛山市中醫院門診大門兩側。橫幅上寫著「還我爸爸、還我公道、給我伸冤」。一旁是孩子的媽媽，一個30多歲的外鄉女子，身著白色孝衣，滿臉憤怒。
橫幅像封條一樣，把醫院大門緊緊地「封」了起來。在這個300多萬人口的地級市裡，作為三級甲等醫院的佛山市中醫院擁有眾多患者。接踵而至的患者，要麼從橫幅底下貓著腰一個個「鑽」進醫院，要麼在保安的疏導下從其他入口進入醫院。「醫院怎麼也不管管。」一個患者抱怨說。
醫院並非像患者抱怨的那樣無動於衷。院辦的小潘擔任「偵察」工作，她負責把事態發展第一時間匯報給醫務科。下午5點多，身著孝衣的女子接完一個手機電話，突然坐在地上大哭大鬧。見狀，小潘火速上樓，衝進科長辦公室大喊:「又鬧起來了。」
聽到小潘的報告，醫務科長張兆華猛地從椅子上彈起來，用顫抖的手指緊急翻閱電話簿:「趕快給律師打電話。」
張兆華除擔任醫務科長外，還是骨傷科主任中醫師，每周出三次門診。一個多星期來，他一次門診都沒出過。「整天纏在這宗醫療糾紛裡，頭都大了，哪還有精力給病人看病。」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事情的緣起是這樣的:從湖南老家到佛山打工的王春耕，因發燒到佛山市中醫院看病，醫生診斷為感冒。第二天，王覺得病情沒有好轉，再次到醫院就醫。又過了一天，王還是覺得不好，在妻子王春花的陪同下繼續到醫院看病，排隊交費時突然昏倒。他被送到急診搶救，後又轉入重症監護室。很快，醫院宣布，搶救無效，患者死亡。
王春耕死後第二天，王春花和另外5個親友找到醫務科，指責醫院診斷有誤，要求院方減免醫療費，並表示「愛心」。醫院當即答應免去王春耕3萬元醫療費——醫院是事業單位，國家沒有處理醫療糾紛的固定撥款。鑑於目前醫療糾紛頻發，一些醫院為了息事寧人，從自行創收的經費中撥出一部分化解糾紛。
張兆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他反覆追問患者家屬「愛心」是什麼？王就是不說，最後甩出一句話:「反正三五千塊我們是不要的。」此後，王春花再次到醫院索要「愛心」，聲稱第二天要「採取行動」。
第二天上午10點，王春花果然帶人趕到醫院。兩個孩子拉橫幅把門診大門攔住。王春花本人披麻戴孝，坐在大門中央的臺階上，邊哭邊喊，「還我丈夫、還我公道。」和她一起來的30多個人有的燒香，有的燒紙錢，有的跟著一起哭喊。還有幾個男的阻攔前來就醫的患者，「不看病了，不看病了，這個醫院治死人了。」
院辦的小潘一直在現場。她說，當時門診大廳裡煙霧繚繞，把醫生病人燻得直流眼淚。她注意到，鬧事者中有人不時打手機，不時有新人陸續趕到加入其中。很多人都操著湖南口音。她不知道這些人是否都是死者親友，但她發現，跟著鬧的人當中，有人有說有笑的。
對此次事件較為了解的律師張毅說，在廣東打工的外鄉人很多，大家平時湊點錢，節日期間一起吃吃飯、聯絡聯絡。誰遇到事情，老鄉就一起上，大家稱之為「同鄉會」。在當地的很多醫療糾紛中，患者為了給醫院施加壓力，都找「同鄉會」幫忙，來的人越多，醫院壓力越大，索賠效果越好。
前來助陣的人也不白幹。一個在佛山市中醫院跟著鬧的年輕小夥，在當地派出所當保安，恰巧被前來維持秩序的派出所所長撞見。這個保安向所長承認，他和死者王春耕並不認識，但是同鄉。叫他來的人說，跟著哭喊一天給50元，揮揮棒子給150元。
「得個感冒也會要命？」王春花堅持認為，醫院對丈夫的死負有責任。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們到衛生局和信訪辦告狀，他們都不管。」
後來，死者家屬向醫院提交書面意見:賠償50萬元；負責夫妻各自父母和子女6人的生活費；安排死者妻子王春花在佛山市中醫院工作。院方認為要求太高，只同意免去死者醫療費，並補助2萬元。
此後，醫院和死者家屬陷入無休止的討價還價中，沒人再去關心王春耕的確切死因。沒有醫學鑑定，沒有屍體檢驗，唯一一份與死因有關的是一張王春耕的CT報告:右側額顳頂部硬膜下出血、蛛網膜下腔出血、枕骨線性骨折。
在處理醫療糾紛的過程中，患方為什麼普遍不願去做醫療鑑定？面對《中國新聞周刊》的提問，剛剛完成「轉型中國的醫療暴力」課題研究的徐昕教授說，患者不信任醫療鑑定，主要是因為鑑定人與醫方存在直接利害關係。醫療事故鑑定權原由衛生行政機關行使，是「老子」鑑定「兒子」，現在移交至各地醫學會，變為「兄弟」鑑定「兄弟」。「當事人擔任自己的鑑定人」，不符合程序正義。
醫療鑑定耗時長，也是患者不去做醫療鑑定的一個原因。目前承擔醫療鑑定工作的醫學會屬半官半民性質，沒有常設機構，只能每月召開一兩次鑑定會，而每位鑑定專家從事醫療鑑定只是兼職，故一次鑑定通常需要數月，最長可達數年。同時，醫療事故鑑定是賣方市場，需要鑑定的病例多，排隊等待鑑定的時間長。有調查表明，市一級的鑑定可能要等上4到8個月，省一級的二級鑑定則可能拖一年左右。
醫療鑑定的結果大多不利於患方，也會影響患者對醫療鑑定的信任。2003年至2005年，廣州地區的醫療事故鑑定共354宗，僅39宗被鑑定為醫療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