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般地講，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只是政體有些不同，與實現二者的手段不是一回事。
本文摘自《走出帝制：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回望》，秦暉 著，群言出版社，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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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改革時期的研究可以說是基本顛覆了過去對「革命派」和「立憲派」（又曰改良派）的傳統認識。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史料體現的立憲派政治形象越來越激進、越來越像革命派的結果，只有小部分是革命派的人格形象和策略主張受到新資料質疑的結果。如侯宜傑先生引述的四川保路運動中立憲派的宣傳：
這就是違法欺良善，立憲國哪容這等不好官。我們根據法律來問辯，問窮了大家把臉翻。做官人都把法律犯，小百姓一齊要動蠻，不是亂來不敢反，抱定道理守定秩序總要鬧出天外天。這等對抗為哪件？還是立憲國民的自由權。
如此用通俗白話向公眾宣布與官府「翻臉」、「對抗」，號召「小百姓一齊要動蠻」，這還是「改良」嗎？
一般地講，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只是政體有些不同，與實現二者的手段不是一回事。實現君主立憲的過程未必都是和平的，典型的如日本的明治維新雖然還只是實君憲政，流血已經不比很多國家的共和革命少，光戰爭就打了長州戰爭、戊辰戰爭、西南戰爭，還有頻繁的暴力政變與暗殺，從維新先驅吉田松陰，到「維新三傑」中的兩傑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以及坂本龍馬、大村益次郎等明治明星都是死於非命。中國的君主立憲派也並非甘地式的和平主義者，他們當然希望朝廷和平立憲，但從未排除其他選擇。從最早的戊戌密謀到自立軍起義，暴力維新、武裝「勤王」的傳統一直就有，保路運動中的「動蠻」並不是偶然的。相反，實現共和民主的過程表現為和平的革命，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事實上辛亥革命本身流血就不比日本的明治維新多。所以把革命派與「改良派」之別看成暴力與和平手段之別只是想當然罷了。
如果說革命與改良不是手段（和平或者暴力）之別，而是目的之別—革命派要求民主共和制，立憲派要求君主立憲制。那麼這種區別今天也已被大大地淡化了。
近年來，不少論者都指出清末朝廷與民間的「立憲派」雖然都講要立憲，但實質完全不同。朝廷想搞的是「日本式立憲」，當然，這裡指的不是戰後日本那種保留了天皇的民主制，而是明治維新建立的「皇道」政體，就是明治時期那樣把權力從諸侯（諸藩）那裡收歸中央，以強化天皇的權力，即所謂「大政奉還」、「廢藩置縣」，在中國人看起來就像是「西化」形式下的一次「周秦之變」，即從「封建」變成真正的帝制，使天皇從類似中國古代周天子式的「虛君」變成秦始皇式擁有實權的「實君」。這種立憲當然也有西方憲政限制君權的一點影子，但最終還是權歸天皇，而責任卻在「立憲」名義下推給了臣下（內閣等）。後來二戰時那種戰勝了是天皇權力的英明聖斷、戰敗了天皇卻不承擔戰爭責任的狀況，就是這種日本式立憲特點的集中體現。
當然，這樣的立憲雖然「憲政」的色彩不濃，多少還是有一點，如政黨、國會不管怎麼說還是有了。但對於日本而言這其實不是問題的關鍵。對於明治以前還處在諸侯林立、類似「周制」那樣的「封建」狀態的日本來說，廢藩置縣（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的日本版）實行中央集權還是具有重大意義，對於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強化是一大進步。如果與英國相比，明治維新並非「光榮革命」，倒更像亨利八世的「反封建」，明治體制下的天皇完全不像光榮革命後的英王，但與中國的秦始皇相比還是有了一些「都鐸式王權」（類似於亨利八世、或法國路易十四、俄國彼得大帝）那樣的特點，也確實發揮了類似的作用。
但是中國就完全不一樣，當時「周秦之變」已經在兩千多年前完成，大清朝已經不是「封建」而是帝制，而且這個老大帝國已經暮氣深重、弊端百出。中國的立憲並不是要走出「周制」，而是恰恰是要走出「秦制」。而中國傳統古儒對「周秦之變」一直保留的潛在的不服氣，雖然遠遠談不上最近秋風兄講的「儒家憲政」那麼誇張，但嚮往「三代」、不滿「秦制」的思想脈絡還是有的。毛澤東所謂的「儒法鬥爭持續兩千年」雖然也很誇張，但他對古儒「封建」價值觀與帝制相衝突的敏感，也非僅空穴來風。這種「封建」與帝制、貴族與君主、周制與秦制的矛盾雖然不能被誇張成「憲政」與帝制的矛盾，但是在西方憲政大潮東漸的背景下，那些對「秦制」不滿的古儒傳人至少不敵視憲政、相反卻容易從不滿「秦制」走向反對專制、接受憲政，卻是不難理解的。筆者過去就指出鴉片戰爭後的學西之風首先就是從這些「反法之儒」開始的。
及至清末，那些立憲派的紳士們儘管對憲政的真諦還未必完全了解（但是也遠遠不像過去有人所說的那樣膚淺），然而毫無疑問，他們談論立憲就是衝著「秦制」來的，搞立憲就是要改變帝制（雖然未必廢除帝號，也並不特別仇視某一個具體皇帝），卻是毫無問題的。因此他們當然不能接受朝廷希望搞的那種「日本式立憲」。正如論者所言，當時絕大多數立憲派要求的是「英國式立憲」，他們「在選擇君主立憲政體時，除了極少數外，絕大部分都崇尚英國的議會政治即虛君共和模式，堅決反對政府師法日本。何況政府的預備立憲措施不是直接仿效日本立憲後的制度和精神，不少還是立憲之前的過渡形態，層次更為低下」。
《走出帝制：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回望》，秦暉 著，群言出版社，2015年10月
《走出帝制：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回望》圖書簡介
本書是秦暉先生近幾年寫的一些近代史文章組編而成。2011年時逢辛亥百年，秦暉應報章之邀開了個專欄，就中國「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許多問題談了很多不一樣的看法。
到了2014年「一戰」百年、2015年新文化運動百年，秦暉又寫了些相關文字。這期間還對太平天國與近代中日關係也發表過意見。所有這些看法其實都來自多年以來秦暉對近現代史的一個宏觀構想，它們之間的有機聯繫是顯而易見的。
如何「走出帝制，走向共和」？如何理解「三千年未有之變」何以發生？秦暉認為，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頭緒紛紜，但抓住了這一頭一尾的兩大變局——形成我們過去主要傳統的「周秦之變」，與歷時百餘年我們至今仍身歷其中的「晚清以來之變」，也就能真正把握中國悠久歷史的脈搏，並看到今後繼續努力的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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