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同法編分則部分的結構體系安排
若干類新增有名合同進入合同法編後，緊密相關的一個立法技術問題就是體系結構的編排。當初在1999年《合同法（徵求意見稿）》的討論中，就有部分地方、部門提出，彼時的「徵求意見稿」對有名合同的分類標準不夠科學，存在並列和交叉的情況，建議按合同的性質加以排列：首先是轉移所有權的合同，將買賣合同列在前面，贈與合同次之；其次是轉移財產使用權的合同；最後是以工作成果為標的的合同。[43]在最終出臺的我國《合同法》文本中，15類有名合同實際上被分為五大類並依次排列：轉移標的物所有權的合同，包括買賣合同、供用水電氣合同、贈與合同與借款合同等四種；轉移標的物使用權的合同，包括租賃合同與融資租賃合同等兩種；提供工作成果的合同，包括承攬合同與建設工程合同等兩種；技術合同；服務類合同，包括運輸合同、保管合同、倉儲合同、委託合同、行紀合同與居間合同等六種。然而，有疑問的是，為何在六種服務類合同之間突然插入了技術合同（在運輸合同與保管合同之間），其間的邏輯與法理何在？筆者實在不得而知。實際上，技術合同的特殊性即在於其標的為無形財產，就其法律屬性而言，其所包含的四類合同（技術轉讓、技術開發、技術諮詢與技術服務）分別相當於轉移所有權（技術轉讓合同）、轉移使用權（專利技術成果許可使用合同）、交付工作成果與服務類合同，可謂自成體系。那麼，在既有15類有名合同的基礎上再新增相當數量的有名合同，將來的合同法編分則部分會以龐大的篇幅面世，立法上的篇章順序如何編排，將是一個重大的立法技術問題。還有，目前我國《合同法》分則只有章、節兩個層次（僅在技術合同、運輸合同兩章之下分節，其餘十三章未再分節），將來在民法典合同法編中是否需要在「編」與「章」之間增加「分編」這一層次，以及（或者）在多個重要合同（如買賣合同、租賃合同、服務合同等）章下設節，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作者簡介】李建偉，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注釋】
[1] 其中針對合同法分則的有：《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商品房買賣合同解釋》)，《關於審理城鎮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房屋租賃合同解釋》)，《關於審理技術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技術合同解釋》)，《關於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建設工程合同解釋》)，《關於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買賣合同解釋》)，《關於審理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融資租賃合同解釋》)，《關於審理旅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旅遊糾紛解釋》)，《關於審理農業承包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此外，《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關於審理物業服務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涉及保證、定金、物業服務等合同。
[2] 薛軍：《民法典編纂如何對待司法解釋》，《中國法律評論》2015年第4期。
[3] 參見周永坤:《法理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頁；陳林林、許楊勇：《司法解釋立法化問題三論》，《浙江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
[4] 張新寶、王偉國：《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司法解釋溯及力問題探討》，《法律科學》2010年第6期。
[5] 沈巋：《司法解釋的「民主化」和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
[6] 參見前注[2]，薛軍文；王竹：《以「非基本法律法典化模式」編纂民法典的立法程序一種「實用主義思路」的合憲性思考》，《中外法學》2014年第6期；柳經緯：《當代中國私法進程中的民商事司法解釋》，《法學家》2012年第2期。
[7] 比如《商品房買賣司法解釋》第14條規定：「商品房面積誤差比絕對值在百分之三以內（含百分之三），按照合同約定的價格據實結算，買受人請求解除合同的，不予支持；面積誤差比絕對值超出百分之三，買受人請求解除合同、返還已付購房款及利息的，應予支持。」此處3%的規定，即屬於過於技術化、細緻化的規定。
[8] ［德］羅伯特·霍恩：《德國民商法導論》，楚建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頁。
[9]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經濟室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釋義及使用指南》，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頁。
[10] 參見奚曉明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部分第1-2頁。
[11] 易軍：《買賣合同之規定準用於其他有償合同》，《法學研究》2016年第1期。
[12] 一般認為，我國《合同法》第51條規定無權處分合同為效力待定的合同，但《買賣合同解釋》將其規定為有效的合同。
[13] 王利明：《典型合同立法的發展趨勢》，《法制與社會發展》2014年第2期。
[14] 《歐洲示範民法典草案》，高聖平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308頁。
[15] 如《德國商法典》第三編「商行為」規定了商事買賣、經紀人行為、運輸、倉儲、貨運等多種具體的也是當時最重要的商事合同，1985年《德國民法典》修訂版又增加「商事簿記」一章規定公司結算合同。
[16] 參見尹田：《法國現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頁。
[17] 參見石佳友：《治理體系的完善與民法典的時代精神》，《法學研究》2016年第1期。
[18] 同前注[13]，王利明文。
[19] 顧昂然：《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草案）〉的說明》，載孫禮海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立法資料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頁。
[20] 李國光主編：《中國合同法條文釋解》，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頁。
[21] 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經濟室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釋義及使用指南》，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部分；參見上注李國光主編書，「前言」部分。
[22] 同前注[19]，顧昂然文。
[23] 同前注[21]，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經濟室編著書，「序」第4-5頁。
[24] 1999年我國《合同法》的「建議稿」曾專章規定借用合同。然而，有的單位認為，「無償借用物品，基本與合同法立法宗旨無關，應刪去該章」。該建議被立法者採納了。參見前注[19]，孫禮海主編書，第113頁。。
[25] 同前注[19]，孫禮海主編書，第274-275頁。
[26] 江平：《中國民法典制訂的宏觀思考》，《法學》2002年第2期；王軼：《我國民法典編纂應處理好三組關係》，《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015年第7期。
[27] 我國《擔保法》上有關定金的規定僅有三個條文，即使加上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關於定金的法律規定仍顯單薄。
[28] 王利明：《民商合一體例下我國民法典總則的制定》，《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
[29] 從1999年我國《合同法》制定時的立法資料看，不少人將勞動合同、僱用合同混為一談。參見前注[20]，李國光主編書，第18頁。
[30] 丁南：《論民法上的和解》，《政治與法律》2004年第3期。
[31] 同前注[20]，李國光主編書，第18頁。
[32] 我國《保險法》被稱為保險行為法與保險業法的綜合體，前者是指關於保險合同（第二章）、保險經營規則（第四章）的規定，後者指向關於保險公司（第三章）、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第五章）、保險業監督管理（第六章）。該法中關於保險合同的規定計57個條文，佔整部法律的187條的三成。
[33] 《地方、中央有關部門和法學教學研究等單位對〈合同法（徵求意見稿）分則的意見〉》，載同前注[19]，孫禮海主編書，第93頁。
[34] 參見同前注[20]，李國光主編書，第26頁。
[35] 參見前注[19]，孫禮海主編書，第31頁、第74頁、第94頁、第219-222頁、第274-275頁。
[36] 目前我國銀行的存款業務中有儲蓄存款、單位存款之別，無論從現行法還是銀行業務實踐看，這兩類存款都存在很大區別，最大區別體現在基本原則不一樣：儲蓄存款適用「存款自願、取款自由、存款有息、為儲戶保密」的原則，單位存款需要遵守現金管理的有關規定，單位不能自由支配存款。現行法對儲蓄合同有所規範，但在法律層面對於儲蓄存款、單位存款的規範都較為缺失。參見《李鵬委員長在北京進行合同法立法調研情況簡報》，載同前注[19]，孫禮海主編書，第219-221頁。
[37] 比如，2008年針對消費者權利指令的提議（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nsumer rights, Brussels,8.10.2008,COM (2008)614 final），旨在修改歐盟此前頒布的四項「消費者合同中的權利」指令(指1985年以來的上門推銷指令、不公平合同條款指令、遠程合同指令、消費者商品買賣及擔保指令等，Directive 85/577/EEC(OJ L 372/31,31.12.1985)；irective 93/13/EEC(OJL095/29,21.04.1993；Directive 97/7/EC (OJ L144/19,4.6.1997)；Directive 1999/44/EC (OJ L 171/12,7.7.1999；COM(2003)68 final (12.2.2003)(OJ C 2003/63/01)。這些指令都曾對不同類型的消費者合同做出特別的保護規定。
[38] 據專家統計，大概有10%的現行荷蘭民法典由歐盟指令轉化而來。J. M. Smits,『Europa en het Nederlandse privaatrecht』,(2004)87 NTBR, p.493.
[39] See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1999［1971］, pp.65‐73.
[40] 李建偉：《民法總則設置商法規範的限度及其理論解釋》，《中國法學》2016年第4期。
[41] 崔建遠：《編纂民法典必須擺正幾對關係》，《清華法學》2014年第6期；。
[42] 同前注[13]，王利明文。
[43] 《地方、中央有關部門和法學教學研究等單位對〈合同法（徵求意見稿）分則的意見〉》，載孫禮海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立法資料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