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我們不想製造麻煩，我們想要解決方案，我們想要更好的結果。」在談及為何會動員社區抗議當地的水電項目時，緬甸NGO克倫邦環境與社會行動網絡水治理項目協調員薩瓦·約翰·布賴特薩瓦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說。
現在一些在海外投資的中國企業更積極了，並開始主動聯繫NGO，不過供職於泰國一家關注跨國公司投資機構的文泓向澎湃新聞表示，「（中企）他們可能做了很多，但因為知識、技能，包括對當地了解的欠缺，所以他們的回應可能還是那種老式的、官方的回應。」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在其出版的《中國企業國際化報告（2014）》中分析了中國海外投資「失敗樣本」後指出，中國部分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在平衡投資目標國各種關係上存在較嚴重的誤區之一就是「不重視反對派、NGO以及媒體的聲音，尤其是NGO的聲音。」
隨著中國發起倡議並逐步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勢必會有更多中國企業邁開走出去的步伐。在海外投資面臨的諸多風險中，如何看待NGO，又如何與之打交道，是企業不得不予以重視的一個新課題。
中國學者：NGO會造成威脅「非政府組織比較容易聯結成國際性的網絡」；「NGO是不分國界的」；「出大事兒全是NGO幹的。你可以查那些案例，中國企業走出去出問題的，都跟NGO有關係」。
在被問到如何看待中國企業走出去遭遇的NGO難題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趙可金和察哈爾學會秘書長柯銀斌分別向澎湃新聞談到上述觀點。
「西方的非政府組織……具有很強的動員能力，善於組織示威、抗議等活動。」王義桅在其新近出版的《「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一書中這樣寫道。 「西方非政府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幹擾中國工程項目施工的例子並不少，最典型的是緬甸密松水電站。」王義桅認為。
在分析企業活動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資源的消耗與環境的汙染、對居民生活的影響所造成的自然風險、道德風險時，王義桅介紹了包括密松水電站項目在內的兩起發生在緬甸的案例。
「2011年9月30日，緬甸總統吳登盛突然單方面宣布在他的任期內擱置由緬甸電力部、中國電力投資集團、緬甸亞洲世界公司組成的合資公司投資建設的密松水電站，便是部分出於對於影響該地區生態平衡，破壞本地區環境的考慮。」
「2011年7月8日，中國水電順利中標承建緬甸蒙育瓦萊比塘銅礦項目。然而，2012年11月18日起，數百名當地農民、僧侶和維權人士進入萊比塘銅礦作業區抗議，在工地附近搭建了6個臨時營地，投訴銅礦拆遷補償不公、汙染環境、拆毀寺廟等，銅礦的建設工作被迫全部中斷。」
造成上述局面的「主因是缺乏透明度，開發商、當地民眾及地方政府間缺乏溝通交流。由於土地徵用費用偏低及工作權益未得到充分保障導致示威，加之土地徵用過程中有關方面缺乏解釋及外地組織和團體介入，導致事態升級。」王義桅援引以翁山蘇姬為主席的調查委員會對上述銅礦項目的調查報告指出。
雲南大學緬甸研究中心主任李晨陽與雲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副教授祝湘輝在2011年底撰寫的《中國急需加強在緬甸問題上的公共外交——從密松水電站被暫停談起》一文中也談及了NGO。
「中緬民間關係緊張……還與西方的官員、學者以及非政府組織的挑撥密切相關。經過幾年甚至多達10餘年的滲透，西方非政府組織和學者已在緬甸民間培養出了一批嚮往西方、英文較為流利、對中國有一定偏見的緬甸社會活動家，這些緬甸人用極端理想主義的標準來評價中國在緬甸的投資和活動，進而詆毀中國的形象。」李晨陽和祝湘輝寫道。
「事實證明，非政府組織雖然非政府，但絕不是非專業，特別是在有當地反對勢力配合的情況下，會造成不良影響。」王義桅把「非政府組織的威脅」歸類為「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非傳統安全風險之一，與之相併列的還有「極端勢力的威脅」。
NGO：不想製造麻煩「我想企業應該了解，NGO並非他們的敵人，不能因為他們通常所持有的觀點——當地NGO都是由外國人的資金和政策推動的，而這些外國人是反華的。我認為這種想法於事無補，而且也並非事實。」曾在柬埔寨與NGO工作的馬克·格瑞姆斯蒂奇告訴澎湃新聞說，「總體上來說，NGO的興趣在於保護環境，支持他們與之合作的社區，他們開展工作是出於好的原因。他們的使命不是攻擊中國企業，而是保護當地人的權益。」
「我們為什麼要抗議？我們在不同場合表明我們的訴求，在政府的平臺上，在國際社會上，但決策過程中沒有人聆聽我們的聲音。所以，唯一的途徑就是組織抗議，引來媒體報導，以此表明我們的存在。」緬甸NGO克倫邦環境與社會行動網絡水治理項目協調員薩瓦·約翰·布賴特對澎湃新聞表示，他們深感被忽視了。「只有當感覺到被無視了，我們才採取這最後的手段。」
「有時候，我們希望獲知某些項目的相關信息，但這對我們來說非常難。因此，我們能採取的唯一措施就是，努力發動當地社區，讓他們知道這些項目的負面影響，一旦他們知道了這些他們需要承擔的負面效果，他們就會出來抗議。這就是分歧的開端。雙方從來不能走到一起。」薩瓦告訴澎湃新聞。
「但實際上，我們不想製造麻煩，我們想要解決方案，我們想要更好的結果。如果我們能開展更多建設性地接觸，找到解決方案，達成共同目標，結果就會既對環境和人們友好，也對國家有利。因為每個人都需要電力，每個人都需要發展。」薩瓦對澎湃新聞說。
菲律賓NGO貿易聯盟和人權組織的阿爾曼·赫南多告訴澎湃新聞說，「當我們試圖讓企業與村民開展對話時，企業通常的態度是，他們不會與村民展開對話，他們只與政府對話。」
2007年至2010年在柬埔寨與NGO工作的馬克對澎湃新聞說，「我們試著聯繫一些中企，但通常是石沉大海。其中包括私企和國企。」「當地人與企業發生衝突時，記者想進行報導，嘗試聯繫企業，通常也得不到回應。」
馬克離開柬埔寨後，情況發生了些微變化，有部分中企開始主動聯繫NGO。馬克表示，現在一些中企看起來更積極了，「但NGO仍需在接觸他們的方式上小心謹慎，如果他們認為你在攻擊他們，就會突然間不再回應你了，他們會認為你不是來坦誠交流的。」馬克向澎湃新聞表示。
供職於泰國一家關注跨國公司投資機構的文泓向澎湃新聞表示，「（中企）他們可能做了很多，但因為知識、技能，包括對當地了解的欠缺，所以他們的回應可能還是那種老式的、官方的回應。」
NGO或可成為橋梁「這種觀念也在慢慢轉變。這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文泓認為，緬甸一些項目被叫停後，一些企業會更主動地去跟NGO打交道。
「我覺得（中企）要把身段稍微放低一些，因為NGO代表了一種很重要的聲音。他們能向企業提供很多當地的、社區的知識和資源。很多時候，企業的投資，包括企業做的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設-經營-轉讓）項目，都是要在當地進行四五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也開始從長遠角度看待他們的投資項目所造成的影響。為了保證這種影響是共贏的結果，他們也會更願意與NGO和社區打交道。」文泓告訴澎湃新聞。
中國非盈利研究和諮詢機構社會資源研究所在日前發布的《「迷霧」中的探索 NGO倡導中國企業海外農業負責任投資現狀研究》報告針對中企與NGO之間缺乏溝通和信任的問題建議，中企應當「放下對NGO的『警惕之心』」「尊重他們的價值觀和使命，與其建立良性互動的關係。」
「有人說乾脆培養自己的NGO，那當然最好了，但在短期內不可能馬上做到這一點的情況下，我們可能還需要巧妙地藉助人家的NGO。NGO不是洪水猛獸，擋到門外就解決問題了。」王義桅告訴澎湃新聞說。
「國際上一些重要的NGO，也要加強溝通和接觸，不能總是把人家當敵人，你把人家當敵人就真成敵人了。」王義桅說。
柯銀斌則告訴澎湃新聞說，中國企業首先要有意識——「在外面做生意，國際NGO是很重要的利益相關者。」至於缺少跟NGO打交道的經驗，企業可以請NGO做顧問，來跟NGO打交道，「跟請法律顧問一樣」。
緬甸人薩瓦表示，企業只與政府打交道是不夠的。「你必須與當地社區的利益相關者打交道。我們與這些地方利益相關者合作非常緊密。」「我們可能有不同的利益，但我希望我們有共同的目標，就是可持續發展。」
馬克也向澎湃新聞表示，企業或許不懂如何與當地社區更好的交流，而NGO或可搭起兩者間的橋梁，並成為某種消息來源。「企業在當地的合作夥伴、當地的政府，或許不會提供他們投資所需要的（所有）信息。這時，NGO可以把另一面的信息提供給他們。這樣他們可以匯總起來，看到更清晰的整體情況，並在此基礎上做決策。」
對於在海外只接觸當地政府的情況，馬克談到了那些治理不善的國家，「這對企業來說會是一個大麻煩。他們將承擔傷害當地民眾的巨大風險，儘管他們是無意的。他們傷害他人，並傷及自身。造成資金損失，並傷及企業名譽。企業走出去，需要打造全球品牌。如果他們沾惹上了不負責任的名聲，這個壞名聲就會跟著他們，並會影響到他們在其他國家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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