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對手自孩提時代開始就要接受苦役式的訓練，以使自己成長為勇敢的戰士，而在雅典，我們無拘無束地生活，但在應對危機時，我們的準備絲毫不遜色於他們。——伯利克裡
伯羅奔尼撒戰爭是西方國際關係研究中的重點課題，也是大國競爭和國防戰略研究領域的典型案例。其所衍生出來的一個著名的學術理論——「修昔底德陷阱」——更是成為大國競爭的代名詞（這個理論是否成立也頗具爭議）。不過，有意思的是，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及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戰爭爆發的原因上，而對戰爭爆發後，伯利克裡領導下雅典應對戰略的研究相對較少。本文即是以此入手，與讀者一起討論雅典戰略的成敗得失及其帶給我們的啟示。
伯羅奔尼撒戰爭
雖然我們討論的重點是戰爭開始後的應對戰略，但是為了保持論述的完整性，我們仍然要簡單地介紹一下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原因。
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有一個完整的「因果鏈」：公元前435年，希臘城邦埃庇丹努斯爆發內戰，由於埃庇丹努斯是另一個城邦克基拉建立的殖民地，因此埃庇丹努斯內戰中的一方向克基拉尋求幫助。不過此時的克基拉奉行孤立主義政策，拒絕援助埃庇丹努斯，後者只得向科林斯尋求幫助。雖然克基拉也是科林斯建立的殖民地，但是二者關係惡劣，雙方的對抗由此展開。同時雙方都向雅典尋求幫助。經過激烈的辯論，雅典決定與克基拉結成防禦同盟。科林斯轉而尋求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斯巴達的援助。就這樣，由於兩個「次要城邦」對一個「偏遠地區」的爭奪，將當時希臘最強大的兩個城邦雅典和斯巴達拉入戰爭。進而演變成雅典領導的提洛同盟與斯巴達領導的伯羅奔尼撒同盟之間的爭霸戰爭。
學術界在對上述「因果鏈」的研究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或者說至今仍然爭議不斷的觀點——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雙方是否真的想打這場仗，或者用更加為人所知的方式來說，即「修昔底德陷阱」是否真的不可避免。這一爭論的出現是因為細讀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斯巴達還是雅典，在決定加入戰爭之後，都沒有採用咄咄逼人的進攻性軍事行動。先說斯巴達。在斯巴達討論是否加入戰爭的過程中，斯巴達國王阿西達姆斯就明確的反對戰爭，他認為雅典是海上強國，除非能在海上擊敗雅典，否則斯巴達佔不到便宜。而在實際宣戰之後，斯巴達沒有立刻派出軍隊進攻雅典所在的阿提卡，而是選擇派出三批使者到雅典尋求和談（下文還將說到）。
如果說斯巴達採取的是容易理解的「常規操作」，那麼雅典的戰略就更值得研究了。早在伯利克裡主政之前，雅典就實施了一項十分值得玩味的防禦工程——修建「長牆」將雅典及其主要港口比雷埃夫斯環繞起來。由於當時希臘的攻城戰術非常原始，雅典的這一行動引起了斯巴達的強烈不滿。事實上，在古代，修建城牆本來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舉動。但是，之所以雅典修建的「長牆」值得分析「玩味」，是因為這一決定徹底改變了雅典的國防戰略，也決定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半段的走勢。
波希戰爭奠定了雅典的海上霸主地位
不同於斯巴達，雅典的海軍始終是其引以為傲的國防支柱，這一點早在波斯戰爭中就表現了出來。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雅典陸軍的可有可無。雅典地處阿提卡半島，與希臘內陸相連，雖然多山地形複雜，但也不像島嶼那樣與其他城邦海陸相隔。因此，完全放棄陸地防禦是極其危險的。但是這卻恰恰成為伯利克裡應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戰略基礎。
伯利克裡戰略的邏輯是這樣的：不論是斯巴達還是雅典，都沒有實力同時建立超越對手的陸軍和海軍，因此，雙方只得將國防投資的重點集中到一個方面；也正是由於認識到斯巴達陸軍的強大和阿提卡半島與希臘大陸相連的事實，通過修建連接雅典和港口比雷埃夫斯的長牆，將雅典改造為「事實上的島嶼」，從而充分發揮雅典海軍的優勢；一旦戰爭爆發，雅典便將城外的居民遷入長牆之內，徹底放棄周邊的農田，轉而依靠雅典對愛琴海的控制，通過海上貿易和海外供給線維持生存，實現與斯巴達的長期對抗。
通過對上述邏輯的梳理可以發現，雅典奉行的同樣不是進攻性戰略。恰恰相反，伯利克裡的核心目的也不在於擊敗斯巴達的進攻，而是在於讓斯巴達認識到其無法在陸地上擊敗雅典，從而放棄戰爭，實現和平。實際上，伯利克裡的結論與上文提到的斯巴達國王阿西達姆斯的思想不謀而合。由此可見，雙方很可能都想避免戰爭的爆發。
雅典偉大的戰略家伯利克裡
伯利克裡戰略成功的關鍵，在於其能時刻保持對愛琴海制海權的控制。為此，雅典專心致志的打造了屬於自己的「提洛同盟」：在該同盟中，其他城邦不需要保留自己的海軍，而是向集體金庫提供資金，雅典使用這筆資金建立起無與倫比的強大海軍。與此同時，通過海上貿易將提洛同盟內部各城邦緊密相連，形成一種相互依存的共同體。雅典充分發揮其民主體制的象徵意義，將自身打造成事實上和心理上絕對的霸主，從而打造了一個自身居高臨下的「提洛帝國」。換句話說，伯利克裡戰略要想成功有賴於其對該霸主地位的有效維持。
邏輯分析的最嚴謹之處，往往也是悖論出現的地方。歷史「開的玩笑」正是留給我們的啟示。上文提到戰爭爆發後，斯巴達接連派出三批使者來到雅典商談和平的可能，而斯巴達提出的條件之一是要求雅典解除對一個小城邦邁加拉的經濟制裁。如果伯利克裡同意的話，伯羅奔尼撒戰爭很有可能藉此被扼殺在搖籃中。但是出乎預料的是，對於這一看似不難實現的要求，伯利克裡竟然斷然拒絕。究其原因，普遍認為，這個要求看似小事，但是伯利克裡擔心其一旦答應後，斯巴達會提出更嚴苛的要求。關鍵是，如果雅典讓步太多，其努力打造的霸主形象就會坍塌，其奉行的一整套戰略也就會隨之徹底失敗。因此，伯利克裡必須咬牙堅持到最後。這也就形成了我們提到的悖論：伯利克裡戰略的核心目的是為了避免戰爭，為此必須維持其對「提洛同盟」的統治；而這一統治有賴於其對自身強大形象的維護，為此又必須少做讓步；而過少的讓步又無法滿足斯巴達的和談要求，戰爭就無法避免。
在這一悖論之下，又衍生出另外兩個同樣矛盾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既然雅典的戰略有賴於其對自身不可戰勝的形象的塑造。那麼，斯巴達軍隊對長牆之外雅典農田和土地的破壞，是否同樣會被視為雅典的「軟弱」？因為，面對斯巴達的焦土政策，伯利克裡選擇避免接觸，而不是主動迎戰。第二個問題是，伯利克裡戰略的精髓是塑造雅典不可戰勝的高大形象，從而使斯巴達認識到其無法擊敗雅典，進而不得不實現和平。那麼單純依靠消極防禦，又如何起到震懾斯巴達的目的呢？如果斯巴達選擇屈服，同樣也會危及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同盟中的領導地位。因此，除非對斯巴達造成其難以承受的巨大傷害，否則斯巴達不可能如伯利克裡所願的那樣輕易選擇和談。長此以往，雅典自身的地位反而會遭到侵蝕。伯利克裡在世的時候，憑藉其巨大的影響力，雅典尚可以維持該戰略，一旦伯利克裡去世，失去光環的接班人又如何能說服雅典臣民及提洛同盟中其他的城邦繼續奉行這樣的消極防禦戰略呢？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伯利克裡故去之後，其戰略在接班人之間引起巨大爭議，提洛同盟內部的離心傾向也越來越嚴重。
拿破崙對英國的封鎖戰略
伯羅奔尼撒戰爭早已過去了兩千多年，但是它留給後人的啟示卻是如此的寶貴。例如，拿破崙戰爭中，通過特拉法爾加海戰，英國確立了其無法被戰勝的事實。英國和法國同時轉向實施對對方的封鎖戰略，構築自己的「長牆」。面對這一現實，英國一方面在海外搶奪法國殖民地，擴展自己的殖民帝國，另一方面積極援助歐陸國家與法國對抗。在確保自身不可戰勝的同時，尋找對法國造成巨大傷害的機會。又如冷戰中，美蘇雙方都奉行防禦戰略，避免與對方發生戰爭。美國更是通過在西邊建立北約，在東邊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結盟，打造一個包圍蘇聯的「長牆」。蘇聯的應對之法在於支持朝鮮、越南、古巴等國家的軍事行動，迫使美國疲於奔命，使美國陷入「多米諾骨牌效應」的陷阱之中。而美國則是選擇通過「緩和」加「遏制」的連環套，破壞蘇聯在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統治基礎。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其背後都可以找到對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伯利克裡戰略正面或反面的映射。伯羅奔尼撒戰爭帶給我們的啟示正體現在兩千年大國博弈的見招拆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