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其音實在硬撐不下去,6月初,她關閉開了四年多的小學。這是一家位於北京昌平區的打工子弟學校,以一學期5000元的低價學費,招收周邊無法入讀北京公立學校的流動兒童。
新冠暴發,開學一再延遲。沒有學費支撐,上百萬的校舍租金、教師工資等開銷難以負擔。不善經營的蔣其音在過去的幾年裡陸續投進了400多萬,可學校一直虧本。生存前景不明朗讓她不敢再「砸錢」。
學校關門的消息發到家長群後,不少人希望校長再堅持一下。對這100多個家庭來說,2020本就是經濟壓力頗大的一年,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學校,孩子只能返鄉留守。這並不是當下才有的問題,每次外部環境驟變,相似的故事總在上演:學生返鄉、學校關門。
據不完全統計,北京目前僅存七八十所打工子弟學校。近幾年,這些需要自負盈虧的民辦學校大多勉強收支相抵,突然暴發的疫情打破了脆弱的平衡。多家學校在疫情期間關停,也有學校試圖舉債求生。
一家打工子弟學校在近期關停,志願者正在搬家。
"平時過的是緊日子,疫情一來更是雪上加霜"
希望是一點點被磨掉的。
按北京最初的規劃,2020年的寒假將在2月17日結束。大年初一,電視和網上對疫情的議論引起了蔣其音的注意,她有預感學校可能沒法按時開學了。
半個多月後,預感應驗。到了3月,學校還是不能複課;4月,北京全面開啟網課,開學遙遙無期。蔣其音提前採購了防護服和消毒液,但網上有消息說6月複課,也有消息說9月都不一定能開學。
北京義務教育階段的民辦學校約有兩類。一類是學費在幾十萬不等的「國際學校」,另一類是學費在數千元的「打工子弟學校」。無論學費高低,民辦學校幾乎都沒有政府財政支持,需要自負盈虧,學費成為校方的主要收入來源。
蔣其音辦的就是一家打工子弟學校。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大多位於北京五環和六環周圍的城中村。視辦學規模,學校每年成本在數十萬到上百萬不等,主要為校舍租金和教師工資。但不能開學就沒有收入。
昌平區另一所打工子弟學校校長兼舉辦人高山告訴南都,與高端學校不同,中低端的民辦學校多為一學期一收費,這也就意味著,今年上半年學校收入幾乎為零。
「打工子弟學校一般沒有大量結餘,平時過的是緊日子,疫情一來更是雪上加霜。」他說。
位於南五環外、北京大興區的龍海學校也面臨同樣的困境。校長蘇佔英介紹,2月中旬學校開網課時就遇到了資金周轉困難。上網課不允許單獨收學費,直到學期末,龍海學校象徵性地收了800元的學雜費,這不到正常學費的1/3。
學校實在拿不出錢,老師們的工資也只得減半發放,到手只有2000多。「老師們都反映收入太低了,家庭困難。」蘇佔英說。
與此同時,一些疫情風險較低的省份在3、4月份相繼開學。「學校主要是外地的孩子,家長們看到老家都開學了,也著急,所以大部分轉回老家去了。」蔣其音表示,學生流失也加大了學校的壓力。
她在2003年非典之後來北京的教育機構當老師。和愛人攢了一些錢後,開了這家打工子弟學校,想好好培養流動兒童,「別因為父母在北京打拼耽誤了孩子學習」。但忙忙呼呼的幾年過去學校一直未能盈利。
「一步一步的確實看不到希望了。」蔣其音告訴南都,對於打工子弟學校來說,生源就是學校的生命,幾年的虧本經營也把「家裡邊所有的錢都搭進去了」。她選擇關校,在微信群裡發了通知。「反正學生也不多了,不耽誤孩子,也別耽誤老師找更好的工作。」
不久後,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暴發疫情。
被疫情反覆打掉了心氣
北京第二波疫情,給打工子弟學校再一記重擊。
高山所在的學校已有近20年歷史,他經歷過2003年的非典疫情。當時的北京正在快速城市化,全國各地的打工者蜂擁而至,來的多也走的多,學校根本不愁生源。在高山眼中,非典沒掀起大風大浪,像一段插曲很快就過去了。
新冠疫情剛開始的時候,高山也覺得很快就會過去。按北京市政府的安排,6月1日小學六年級複課,6月8日小學四、五年級複課,6月15日小學一至三年級複課。在此之前,高山已開始為複課做準備。
據高山介紹,教委為了保證學生複課後的安全,出臺了「49條」開學要求,有專門的聯絡員駐校協助整改。他帶著二十多名老師「奮鬥了十幾天,才把事情辦成」。
龍海學校在給教室消毒。採訪對象供圖
「教委的檢查特別嚴格。」蘇佔英和老師們給所有班級消毒,把桌腿桌椅都擦乾淨,「牆角上一點死角都沒有」。她們也做了開學心理輔導、進校體溫測量、小班教學、錯峰上下學等準備。
然而,6月10日,「西城大爺」因發燒就診,隨後確診新冠。此後兩天北京連續通報患者,流調結果均指向新發地市場,疫情復燃。
6月12日,北京叫停了小學一至三年級的複課。6月16日晚,剛剛下調10天的北京應急響應級別重回二級,各年級恢復了線上教學。
不斷上漲的確診患者數字把高山和家長們也都拉回了現實。這個時候高山開始擔心秋季學期的開學進展。「如果再開不了學,不止我們這些學校,包括高端民辦學校日子也不好過。」
疫情下,扛著資金壓力的這種等待讓很多校長心理「沒譜兒」。一名在近期放棄辦學的校長告訴長期關注打工子弟學校及教師生存狀況的曹老師,「這個東西太累人了,太費勁了。」
蘇佔英也表示,如果當時能複課,起碼能收一半學費,壓力會小很多。「這樣一來收入都斷了,租金要交,老師工資不能不發,這兩大開支就沒法應付。」高山多次向南都記者強調。
以前校舍越搬越大,現在學校越搬越遠
但在公益組織「新公民計劃」執行長魏佳羽看來,隨著近幾年北京政策的調整,打工子弟學校的市場空間越來越小。該機構成立於2007年,專注於支持流動兒童發展。
在魏佳羽看來,不少學校本就可能在未來幾年逐漸關停,疫情只是加速了這個過程。「疫情可能讓大家重新審視自己,還能堅持多久? 」
據介紹,北京尚存的七八十所打工子弟學校大多都是過去一輪輪淘汰中的「倖存者」。
北京打工子弟學校的興衰與城市化進程高度相關。90年代前後,高速發展的北京吸引了全國各地的打工者。隨後十年中修築的四環和五環路,逐漸框出這座城市的邊界。
打工者來到北京後,孩子上學成了一大問題。高山回憶,當時北京尚未出臺入學限制,對非京籍兒童,公立學校普遍要收取3萬元左右的贊助費,很少有人能負擔的起。
一個常見的解決方案是,十幾到二十幾名同鄉湊在一起租個院子,準備好桌椅板凳和黑板,請一名老師專職給孩子們上課。「就像私塾那樣。」高山形容。生意成功的包工頭們逐漸開始舉辦、贊助學校,打工子弟學校進入快速發展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樹凱2000年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當時學校年均增長率達到155%。至鼎盛時期,不同統計資料顯示,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數量達到350-500所。
「市場邏輯」暫時滿足了孩子們的基礎教育需求,2003-2005年,這些學校一度迎來「政策春天」。當時,多個區縣的較大規模打工子弟學校都拿到了「辦學許可證」,完成了合法身份的轉變。此後,政策空間收緊,進入整頓期。
高山回憶建校經歷,早年間學校每次搬遷都是為了換更大校舍、提高辦學條件,後來的搬遷更多是伴隨城市發展需要。隨著村莊的拆遷,學校也一路向北,離市中心越來越遠。2011年,學校搬到現址時,周圍尚有10多所學校,現在僅剩2所。
同一時間,北京開始調整人口政策,打工者的生活成本也隨經濟發展而增加。有人舉家返鄉,也有人送孩子回家「留守」。
魏佳羽統計,從2014年開始,打工子弟學校平均每學期流失5%~10%的學生。到2017年後,北京進一步強調「首都功能」,加大人口疏解力度,打工子弟學校的市場空間日漸狹窄:高山學校的學生數從900人減少到600人再到400人。龍海學校從2600人一路減少到1000多人,規模不足原來一半。
而今,新冠疫情成為困難時期的當頭一棒。魏佳羽預估,受新冠疫情影響,至少有20%-30%流動兒童返鄉。龍海學校7月的學期末追訪顯示,該校或將再有200多名孩子返鄉。
微小的選擇
無疑,這是打工子弟學校和學生們最需要外界支持的時候。
「2017年時,學校的運營已經有影響了,不過影響不大,這次影響太大了,」蘇佔英說,學校的舉辦人已向她承諾,即使借錢、賣房也要把學校辦下去。
在多位採訪對象看來,這些城市邊緣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在北京承擔了關鍵的補充作用,也承擔一部分義務教育的功能。當公辦教育資源不足時,流動兒童們還有微小的一點選擇。
北京對外來人口入讀義務教育階段的公辦學校有著很嚴格的限制,即「非京籍兒童入學五證」,後降為四證。魏佳羽告訴南都,多項要求中,最核心的是「連續繳納社保」和「連續居住(租房完稅證明)」。這在無形中抬高了公辦學校的入學門檻。
從帳面數據看,隨遷子女的公辦學校入學率並不低。但據魏佳羽觀察,有條件入讀公辦學校的兒童,父母多為非京籍白領、部分穩定就業藍領、有自己店鋪做小生意的打工者。而快遞小哥、家政工、餐廳服務員、菜市場個體戶等的孩子,大多只能入讀打工子弟學校。
「越是條件好的家庭,越有能力進公辦學校。現在就是最弱勢的家庭首先選擇自費的民辦學校,或者回家留守。」魏佳羽說。隨著學校關停,孩子們的選擇越來越小。
何興言最近在愁孩子上學的事。8月6號,她上班時收到學校即將關停疏解的微信。她本想讓孩子在身邊上完小學,但這次有可能不行了。
回老家還是在北京?她擔心孩子被老人寵壞,也擔心長輩過度操勞。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是,孩子此前學費是5500元,而居住地周邊其他學校的學費是8800元,一下增長了60%,「太貴了,不考慮」。
何興言從事汽車坐墊腳墊銷售,疫情期間關了兩個月門,復工後又沒有客戶。5月份生意稍微有了點起色, 6月疫情復燃後「又不好了」。
關停疏解的消息發出後,班級微信群裡有家長說要孩子回老家讀書,但何興言不想讓孩子太早成為留守兒童。「找個合適的學校真是讓人頭疼,目前還沒有定下來在哪裡上學,實在不行就只能送回老家讀了。」
但在蘇佔英的經驗中,每年都會有幾十個孩子因為不適應家鄉的學校又回到北京。「因為他已經習慣了北京的節奏,眼界開闊了。他們也會說老家的老師教的不好,聽不懂。」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朱斌認為,城市地區更好的資源、教育理念和家校互動為流動兒童的教育發展提供了幫助,形成「流動的紅利」。在新公民計劃的調查中,部分返鄉兒童因缺少家庭關懷,常面臨校園欺凌、成績下滑等問題。
「守最後一站」
雖然自負盈虧,多名受訪校長對學校發展也有自己的規劃。「辦學者都想把自己的學校越辦越好。」高山說。疫情之後,他又借了130萬元,一部分給老師發工資,另一部分則準備給教學樓裝修,提高校園環境。
蘇佔英原計劃要在今年抓孩子們的閱讀,她希望圖書室藏書更豐富,也每天都能開放。在她看來,語文可能是孩子們中高考時拉分的關鍵科目,應當在小學就打好基礎。她也計劃增加孩子們的特長培訓,比如美術、書法,做一個好點的音樂教室。
「結果因為疫情全部泡湯,還挺難過的,」但她還是決定擠出一部分經費抓閱讀,「其他的先放一放,先把圖書館做起來。」
與掙扎求生的打工子弟學校相比,北京的教育投入堪稱「奢華」。
2018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顯示,北京普通小學階段「生均一般公共預算教育經費」達到34056.72元,這是河南省的5倍、全國平均的3倍。初中階段更為誇張,北京達到64382.26元,是第二名上海的1.4倍、河南省的6倍、全國平均的3.9倍。
談及外界支持時,蘇佔英希望能為老師們配一些筆記本電腦。學校60多名老師,只有10多人有自己的個人電腦,疫情期間長期盯著手機上網課、判作業,不少老師的視力都下降了。
在政策方面,她希望能給民辦學校的老師增加點工資補貼,如果可能的話,幫老師們解決退休金的難題。他們大多為流動兒童服務了半輩子,但由於歷史原因,近幾年才開始交社保,退休前難觸最低繳費年限。這意味著,他們退休後很難有收入。
高山則希望對打工子弟學校、對學生們、對家長們更寬容一點。多一點支持和關心,「不要讓舉辦者最後喪失了信心」。
在魏佳羽看來,可以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為學校提供支持,幫助他們辦的更好。但他也坦言,從現在的環境看,這樣做的概率並不高。
日漸縮小的辦學空間加大了市場競爭。在魏佳羽觀察中,學校漲價已成趨勢,最終目標或是向2-3萬元市場靠攏,否則很快會從市場上消失。高山也坦言,未來三年或許就是打工子弟學校的關鍵發展期,要麼成功轉型高端,要麼被淘汰。
這將產生一種雙向影響:隨著低收入家庭的離開,學校不升級難以生存,而學費的增加,也只會加速流動兒童們返鄉。不斷抬高的臨界線,正擠壓著他們最後的選擇空間。
在這座日漸龐大的城市,孩子們的機會已然不多。「基本上我們也是守最後一站,我們這類學校已經越來越少,到我們支持不下去的時候,也只能是這樣了。」高山說。
尾聲
8月10日北京公布秋季學期開學時間:8月29日(周六),小學一年級、初一、初三、高一、高二、高三年級開學;9月1日(周二),小學五、六年級,初二年級開學;9月7日(周一),小學二、三、四年級開學。
多位校長在朋友圈轉發了這條消息。有人寫道:「開學時間確定!歡迎學子平安返校!願世間一切安好!」
疫情尚不確定。蘇佔英和高山還在等待教委進一步的開學通知。蔣其音準備今年先休息,她還沒想好未來做什麼,但應該還從事教育工作,「我也沒做過其他的」。原學校又給何興言推薦了3所學校,她打算抽時間去看下。
(蔣其音、高山、何興言化名。感謝公益組織「新公民計劃」及「微瀾圖書館」及嶽毅樺、廖細雄為採訪提供的幫助。)
南都記者 宋承翰 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