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簡稱「陀氏」）的思想遺產中，書信文本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價值與意義絲毫不亞於其長篇小說和《作家日記》。這裡所指的書信文本，主要包括陀氏本人的通信（包括便條、字據、委託書、簡要陳述書、申請書、協議書、合同等）、書信體小說以及小說創作中包含的書信文本。閱讀並研究作家的書信文本，不但有助於深刻理解他的一些大部頭思想小說，還能全面把握作家對某類特殊文體的繼承與創新、創作和生活的心路歷程以及思想發展的來龍去脈。
被「冷落」的陀氏書信文本
長期以來，在陀氏「五大思想小說」（《罪與罰》《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馬佐夫兄弟》）以及《死屋手記》和《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等中長篇小說耀眼光芒的映襯下，其書信文本的重要性或多或少受到遮蔽，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其獨立的思想史意義被偏廢或忽略，評論界往往是結合書信來研究其小說創作和思想發展；二是由於零散與瑣碎，書信文本特別是作家私人通信的修辭學和敘事學價值未得到足夠重視。
集中論述陀氏私人通信的研究，當屬蘇聯科學院版30卷33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全集》（1972—1990）中最後3卷6冊書信部分的題解與注釋。編注者指出，陀氏的書信尤其是他獲得廣泛知名度後的書信，對研究《卡拉馬佐夫兄弟》創作史「的的確確是一個無價的史料來源」，「西歐和俄國現實中轟動一時的問題總是吸引著作家，它們在其書信中得到了廣泛的反映」。陀氏書信的重要性還體現在書信有時是作家內心活動和總體印象的唯一史料，比如，對圍繞普希金雕像揭幕儀式而舉辦的普希金紀念大會的所觀所感，只反映在陀氏與妻子的私人通信中，作家在此期間與妻子的「這些通信是1880年普希金紀念活動絕佳的大事記」。題解認為，《作家日記》中有些觀點最早就來自於其私人通信。比如，按照作家的預判，俄國社會的階級敵對在19世紀末會表現為不同民眾的道德—宗教立場和社會「思想」之間的衝突，這種觀點其實來源於作家在書信中所擔心的以猶太富人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對俄國社會越來越大的作用與影響（1877年致阿·格·科夫納的信）。由此可見，書信對分析小說和闡釋思想的作用不可代替。然而，受篇幅和體例所限，這些題解十分簡短，注釋也只局限於每一封書信，未有詳細而系統的綜合研究。
此外，俄羅斯學者謝夫佐娃的文章《論陀氏書信中的復調主義和獨白主義的相互關係問題》（2004）主要從敘事學角度研究作家的書信，她認為陀氏的書信同時包含注重對話的復調特點和排斥對話的獨白特性，往往以三種形式呈現出作家或收信人與第三方的交往形態。謝夫佐娃在其副博士論文《陀氏遺產中的書信文體》（2004）中指出，陀氏的書信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既緣於書信是「類文學」文本，也由於作家不止一次地對收信人說自己不喜歡也不擅長寫信。謝夫佐娃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陀學研究中書信研究的空白，但其研究對象僅僅局限在作家的通信和書信體小說，且只使用修辭學和話語分析的研究方法。同樣，俄羅斯學者梅列申科在其副博士論文《陀氏個性與創作研究語境中的作家書信》（2004）中，將作家的書信作為一種文體和筆法來研究，認為書信創作是作家自我表達的一種形式。這種文體學加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尚不能充分挖掘書信文本在作家創作中的作用與地位。
伊戈爾·沃爾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後一年》（1986）、《生於俄羅斯》（1991）和《權力變形記：18—19世紀對俄國帝位的未遂圖謀》（1994）等專著及文章中，通過作家通信及其他檔案，較為詳細地追溯了陀氏與沙皇王朝成員們的交往史，還原了其成為沙皇一家座上客的真正原因。但沃爾金的解讀和史實還原常常擺脫不了較強的獵奇性質，其研究也未能兼顧書信文本的詩學和思想史意義。
歐美陀學界對陀氏書信研究的不重視情況，與俄羅斯大體相似，且英語世界先是零星選譯了作家的書信以及作家與妻子的書信選。如S.S.科特連斯基編輯和翻譯、倫敦查託和溫德斯出版社1923年出版的《書信和回憶》（Letters and Reminiscences），伊莉莎白·希爾和多麗絲·穆迪譯自俄文、倫敦康斯塔伯出版社1930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給妻子的信》（The Letters of Dostoyevsky to His Wife）。較晚才譯出了作家的全部書信，這就是大衛·洛和羅納德·邁耶編輯、翻譯，1988—1991年由美國安娜堡阿迪斯出版社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書信全集》1—5卷（F. M. Dostoevsky. Complete Letters. Vol.1-5），該書附有譯者對書信的簡介。
難點與挑戰：草蛇灰線的歷史痕跡
陀氏的書信體小說以及小說創作中的書信文本相對固定，有利於開展研究工作。蘇聯科學院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全集》第28—30卷發表了作家與原始手稿核對過的925封私人書信、43封官方書信、15封集體書信，並透露了尚未找到的379封信的信息。譯文較為完備的中文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卷為作家書信（鄭文樾、朱逸森譯），共收入了356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基本沿用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譯本，書信部分基本相同，但中譯本的選譯量僅約為陀氏全部書信的1/3，未能全景式展現作家生活與創作的心路歷程。
因此，對已出版書信的版本比勘、異文對照、塗抹原因的考察，是一項費時費力的工作；對整體書信文本的爬梳剔抉，對書信中草蛇灰線的歷史痕跡的「文學考古」，都需要花一番硬功夫。筆者以為，可以集中於以下幾項對陀氏書信文本進行梳理和考察：1.結合新發現的檔案資料，對陀氏私人通信的整體現狀作一番細讀式梳理，包括收信人與作家的關係、書信存滅情況與書信本身屬性的關係，並對為學界所知的近1400封書信按照一定方法進行分類。2.對作家早期書信體小說與作家書信的關係進行研究，分析陀氏書信體小說（以《窮人》和《九封信組成的小說》為代表）跟歐洲小說史上書信體小說的承繼關係，確定其賦予書信體小說體裁的獨特貢獻。3.對作家1864年前後的書信文本作詳細考察，特別關注作家生活中的大事件（如參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被捕與被流放、西伯利亞時期、返回城市、主編刊物、創作七部長篇小說和兩部隨筆、參與文學論戰、參加社會活動等），從一些細節對文學與生活事件進行考古式還原。4.將陀氏的創作與生活置於當時的歷史語境，結合當今世界流行的「微創作」風潮，充分挖掘陀氏書信文本的文體學、詩學和思想史價值，並指出其對後來俄蘇文學中書信體作品的影響。
研究陀氏的書信文本，要結合原始文獻進行辨識、梳理和分析，考察書信文本初稿與定稿的區別和緣由，研究書信文本創作的具體歷史語境。所以此項研究將既涉及校勘學、版本學、文體學方面的知識，也會提升書信文本的詩學價值和思想史意義的高度。關於陀氏書信文本的綜合、系統研究，可資參考的現有成果一是較少，二是研究內容比較瑣碎零散，且陀氏書信的體量甚大，再加上便條、委託書等其他類書信的文本，研究對象可謂十分駁雜。而且這項研究將會採用文獻細讀、版本校勘、文本分析（外部分析和內部分析相結合）等多種研究方法。這既是此項研究的難點和挑戰，也是其學術價值之所在。
跨學科、講通識：書信文本研究新範式
隨著外國文學研究由文學走向文化研究、走向跨學科研究的大趨勢，書信文本作為文學文本和歷史史料的雙重特點，決定了它在大文化研究中的不可或缺性。從文學性角度來看，書信作為一種文本或亞文本，有時既是一篇可以獨立的文學敘事或文學作品，有時還是一種別致的文學體裁；從史料學方面而言，書信既可以是歷史的「下腳料」，可以用來解釋作家的創作衝動，說明創作過程中的思想博弈，還可以成為重塑幾乎已被遺忘的史實的主料。如在文學可以代替歷史、哲學的沙皇俄國的特殊時期，歷史事件往往藉以文學作品的書寫而得以青史留痕，比如俄國歷史上的「涅恰耶夫案件」就因為《群魔》而形成轟動效果。
目前，陀學研究跟整個外國文學研究界的動態基本同步，已進入到跨學科、講通識、內外部研究相結合的階段，出現了諸如文學圖像學研究、文學地理學和文學考古學等新的研究範式。相對於對陀氏書信文本的零散、未成系統、不全面的研究，國際陀學界亟須對作家書信文本開展系統研究，形成專著。研究作家的書信文本不僅是對汗牛充棟的作家小說與思想研究成果文庫的有益補充，也表明研究者對陀學研究的發展態勢與學術前沿的敏銳把握，其學術價值不言而喻。
綜上，從如今紙質書信的驟減和書信呈變體發展的大趨勢來看，有幾點任務迫切需要學界合力推動和完成，以便形成一個書信文本研究的新範式：首先，對經典作家思想遺產的全面研究而言，書信研究不僅必不可少，還要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給予充分的重視；其次，研究書信時不妨將書信文本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互相滲透，研究方法亦可進行適當轉換，既要重視私密書信的文學性，也要挖掘小說中書信文本的歷史意義；最後，希望能以此為契機儘快推出陀氏書信的全譯本，或著成《書信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類的特殊傳記，以嘉惠學林。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陀思妥耶夫斯基書信文本研究」 （19BWW04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萬海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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