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的扛鼎者胡煥庸先生，早在1935年，就提出了愛輝—騰衝這條重要人口地理分界線，後來被稱之為「胡煥庸線」。
它首次揭示了中國人口分布規律，即自黑龍江璦琿至雲南騰衝畫一條直線(約為45°），線東南半壁36%的土地供養了全國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僅供養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為42.6∶1。
自古以來，中國東南地狹人稠、西北地廣人稀似乎早成事實，但沒有人對這種模糊的認識加以有力的佐證。璦琿—騰衝線的出現則廓清了這一分界，影響深遠，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研究和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
1921年就讀於東南大學的胡煥庸，師從竺可楨。我國近代地理教育正發端於此——由竺可楨創辦了我國第一個地學系。在當時的學界領袖竺可楨的引領下，胡煥庸脫穎而出。
1926年，胡煥庸赴法國進修。受法國學派的影響，歸國後的胡煥庸致力於人類社會和地理環境之間關係的研究，這也導致他將人口地理和農業地理作為自己最主要的科研方向。
1935年，胡煥庸在《地理學報》第二卷第二期上發表《中國人口之分布》一文。在這篇論文中，胡煥庸發布了中國第一張人口密度分布圖。他在文中指出：「自黑龍江之璦琿，向西南作一直線，至雲南之騰衝為止。分全國為東南與西北兩部：則此東南之面積，計四百萬平方公裡，約佔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積，計七百萬平方公裡，約佔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則東南部計四萬四千萬，約佔總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僅一千八百萬，約佔全國總人口之百分之四。」這就是「胡煥庸線」的核心內容。
胡煥庸先生提出這條線的時候，所面對的中國地圖包括尚未分裂出去的外蒙古。去掉外蒙古後的中國國土面積變化巨大，那麼減去蒙古國156萬平方公裡的巨大面積後，胡煥庸線還會正確嗎？實際上外蒙古分出去後，西部地區的面積雖然少了，但是人口減少並不很多，因為外蒙古的人口當時是74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裡不到1人。因此後來外蒙古的減除對西部地區人口密度的變化影響不大，中國人口分布極不平衡的格局並未改變。
胡煥庸線曾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譯成英文，供當時軍民利用與參考。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發現，這條人口分割線具有多重價值疊現的特徵。
首先，它是中國自然景觀的一個分界線：由東向西，跨過「胡煥庸線」，東部的優美變成了西部的壯美，東部的幽景變成了西部的曠景，東部的由田園變成了西部的草原，東部的由青山綠水變成了西部的雪山大漠。
其次，它是中國社會人文景觀的一個分界線：以東是農耕文明主流的的小巧玲瓏、秀美細膩和略顯侷促的景象，以西則是唐代邊塞詩描寫的景象，那裡是遊牧民族粗獷、豪邁、遼遠的風情。由東向西，生活方式、人文景觀在此線為界發生變化，農耕文化轉換成遊牧文化，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分布也以此線分出多寡。
正如先鋒國家歷史雜誌社出版的《發現西部》一書所闡述的那樣：「……它的東部，是農耕的、宗法的、科舉的、儒教的……一句話，是大多數人理解的傳統中國；而它的西部，則是或遊牧或狩獵，是部族的、血緣的、有著多元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非儒教中國。
聯繫到歷史文化，似乎可以發現，這條線也是中原王朝直接影響力和中央控制疆域的邊界線，是漢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間戰爭與和平的生命線。
再次，它甚至還是中國地震的多寡劃分線：此線以西多地震，此線以東地震少。道理很簡單，「胡煥庸線」是通過人口表現出來的自然。人追逐低海拔的平原盆地，追逐風調雨順、陽光燦爛的地方。中國地勢的三大階梯，無疑海拔最低的第三階梯最受人歡迎；第二階梯的南半部分，雖然海拔高了，但由於地處亞熱帶降水豐富的地區，因此還是農耕的好地方；但是第二階梯的北半部就不受人歡迎了，海拔高了，溫度低了，緯度也偏北，冷上加冷，降水又少，已經不適合農耕了，因此人口減少。
胡煥庸線的高明之處是它不是沿著第二臺階的稜線延伸，而是與第二臺階線交叉而過，這樣就把四川盆地和關中盆地劃給了東部。這樣一來，胡煥庸線的西邊，就只是第二臺階北部蒙新高原和第一臺階青藏高原了。胡煥庸線畫出了地殼崛起和下沉的構造，畫出了氣候的演變，畫出了中國適合農耕的平原和盆地，也畫出了遊牧的高原和高原。
在工業文明的今天，胡煥庸線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規律依然沒有被打破。不久前，李總理在國家博物館參觀人居科學研究展時，提出「胡煥庸線」怎麼破的「總理之問」。
如何突破胡煥庸線，這是一個科學問題。在中國歷史上，針對胡煥庸線以西的人口稀少，主張向西部移民的大有人在，但是這種善良願望，因受到自然條件的制約，一直未能實現。這種移民首先碰到了水資源缺乏保障的難題，其次是農業供養能力的限制。
歷經近百年的風風雨雨，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幾十年的發展，時至今天，「胡煥庸線」以東屬於城鎮化高度密集的區域，而「胡煥庸線」以西的城鎮化仍然相對滯後。因此，總理提出了「胡煥庸線」怎麼突破的問題——研究如何打破這個規律，統籌規劃、協調發展，讓中西部百姓在家門口也能分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成果。
應當說，「胡煥庸線」現象有其地理的因素。比如，「胡煥庸線」與400毫米等降水量線重合，線東南方以平原、水網、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為主，自古以農耕為經濟基礎；線西北方人口密度極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是遊牧民族的天下。但「胡煥庸線」也有歷史的例外。盛唐時期的長安就是國際化的大都市，其城鎮化水平遠比「胡煥庸線」以東的城市要高。
從發展角度看，「胡煥庸線」現象根源在於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東部地區的不斷發展，勞動力流動呈現明顯的從西向東的趨勢，這使得廣大西部地區的城鎮化水平與東部的城鎮化水平差距日益拉大。
「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李克強總理一直以來主張和強調這種理念。那麼，怎麼突破「胡煥庸線」？從現實情況看，恐怕最需要的是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釋放「胡煥庸線」以西地區的潛在發展優勢，以此激活西部地區的資源紅利、區位紅利。
最現實的就是抓住推行「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機遇，把「胡煥庸線」以西的廣大地區直接推向開放前沿，並且形成與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歐洲開展經貿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打開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空間，從而吸引人流、物流、資金流不斷進入。儘管大唐長安的盛況可能難以再現，但西部地區城鎮化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將不斷提升，從而有效縮小與胡煥庸線以東地區的差距。
青年時代的胡煥庸先生（左2）
文/石之桑 新浪博客
小編：君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