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從日本鋼管株式會社川崎戰俘營內倖存下來的戰俘們至今仍舊很迷惑，某些人是怎麼活著回來的。倫弗洛的朋友們看著威克島當地的建築工人喬·戈伊科切亞（Joe Goicoechea）被一名公司看守狂毆不止，被打得血從他的眼睛和耳朵裡流出來。
中間的這位戰俘是在中國被日軍俘虜的，他當時已經無法站立了。在他身後還有一個醫護兵護著他。這位戰俘第二天就死了。左邊和右面的兩位美軍戰俘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內死亡。特倫斯·柯克供圖
本文摘自《日本遠東戰爭罪行叢書》之《不義之財》，重慶出版集團授權發布。
由三菱製造的大日丸，從新加坡歷經艱難險阻，終於在1942年11月末載著倖存的500名戰俘抵達坐落在本州北部山脈釜石制鐵所的日本鋼管株式會社。北部山脈裡氣候嚴寒，這些病怏怏的戰俘卻依舊穿著夏裝，不住地顫抖著。前戰俘羅伯特·奧布瑞恩回憶當時的溫度時說，大部分時間是低於零攝氏度的，「但我們沒有任何保暖的衣物」。（最終，他們才被發到粗糙的毛紡褲和夾克，但是沒有發放內衣。）這兒將成為他們未來三年的苦難之家：位於大橋的仙臺俘虜收容所第5分部。
在礦井裡，在磨粉機旁，在焊接車間裡或者在鐵軌上，戰俘們被迫超長時間工作。他們開採鐵礦，切割廢鐵（其中很多廢鐵上都標著「美國製造」），用以製造日本戰爭武器。
美軍戰艦休斯頓號上的羅伯特·奧布瑞恩記得，他曾被發到過一本日本銀行的存摺（可能是一家郵政銀行的帳戶），帳戶裡的錢據說是他的工資，並每周到帳。但他從未看到過一毛錢。日本鋼管株式會社的員工對奧布瑞恩進行了痛毆，以至於奧布瑞恩的幾顆牙齒都被他們打落了。奧布瑞恩的傷殘分類中有一項是「骨痛」，毫無疑問是因為他在大橋戰俘營所遭遇到的野蠻毆打所致。1
來自德克薩斯州第131野戰炮兵營的前陸軍中士傑西·斯坦伯吉（Jesse Stanbrough）是和奧布瑞恩一起在爪哇被捕的。他記得在大橋戰俘營每天有3或4名戰俘死亡。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據。但是這個數據在島內其他日本鋼管株式會社戰俘營裡卻非常普遍。
1934年，日本制鐵（日本鋼鐵工業，例如日本鋼管株式會社，在戰前的稱呼）創立。到日本轟炸珍珠港時，該公司除了在釜石大橋有綜合制鐵所外，還在廣田、八幡、川崎和輪西進行採礦。大量美國戰俘被派遣到幾乎所有的工廠裡去：492人去廣田；1200名戰俘中的500人去八幡；200人去川崎。在日本鋼管的鋼鐵帝國內，沒有一個地方的工作是不艱辛、工時不長、不殘忍的。
下面一段文字出自技術軍士羅伯特·倫弗洛（Robert Renfro）於1944年11月5日在日本鋼管株式會社東京俘虜收容所第5分部（位於川崎）寫的日記：
幾天前，有4名美國人在工作時被日本平民毆打。然後負責該戰俘收容所的日本人走出來，把更多的美國戰俘打了一頓。該中尉在警衛室內又揍了他們一頓後，在斷糧的同時關了他們三天禁閉。休斯（Hughes）想要更換砂輪，但日本人不給換。日本人把一把老虎鉗砸在了休斯背上。而康尼克（Cornick）、菲利普斯（Phillips）和斯坦德蒙特（Stendament）趕過來阻止，也被打了一頓。在這我們要時刻警戒！每次下雨霧氣蒙蒙時，我們要警戒；沒有食物的時候，我們要警戒。他們沒有蔬菜，我們就沒有湯喝。四分之三碗的玉米（餵雞的）和一（小）只橘子，就是我們所分配到的食物。我們就這麼一天三頓地吃雞食，吃了兩年。這種日子還要過多久？……我有時候想，我是否能堅持活到這場戰爭結束……現在日本人什麼也得不到，他們竊取所有他們所能竊取的一切。我不能把在這兒所發生的事情和那些日本人的所作所為寫入這本簿子裡。夥計，這是怎樣一個地獄啊。
幾個月後，在1945年1月初，倫弗洛在日記中寫道：
一天晚上，他們（日本鋼管株式會社僱傭的看守們）把我們拉出營房，並讓我們列隊立正。年初的天氣很冷，他們不讓我們聚成一團取暖。如果他們認為我們彼此靠得太近了，就會用刺刀刺我們。我們整夜就這麼站在那兒。一些患病或有些虛弱的戰俘暈死過去，摔在了地上。為了確認他們是真的暈倒，日本人用步槍的槍屁股敲擊他們的頭。當然，這一舉措是為了讓剩下的我們好好站著。
第二天早上，沒讓我們吃早飯就開工了……那天晚上我們當中沒人能進屋休息。我們立正站了一整夜……在酷寒中一動不動的，從下午五點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七點，這是我這輩子做過的最痛苦困難的一件事兒了。這僅僅只是日本人對我所施加暴行中的一件。如果沒有求生意識的話，我們早就死了。2
一些從日本鋼管株式會社川崎戰俘營內倖存下來的戰俘們至今仍舊很迷惑，某些人是怎麼活著回來的。倫弗洛的朋友們看著威克島當地的建築工人喬·戈伊科切亞（Joe Goicoechea）被一名公司看守狂毆不止，被打得血從他的眼睛和耳朵裡流出來。
「我們覺得自己就像是狩獵季節裡的兔子一般。」對於自己在日本鋼管株式會社位於廣田鋼廠內的生活，海軍炮手希曼·愛德華·塞特爾（Seaman Edward Settles）在自己的日記中這樣描寫道。該地為大阪俘虜收容所第12分部。時時遭遇死亡威脅，不斷嘗試去躲避毆打，沒有安身之所——一樁樁都令人不寒而慄。
每天，有那麼多的戰俘死在了日本鋼管株式會社的八幡制鐵所廠裡，那個被稱為福岡俘虜收容所第3分部的地方，事實上是日本員工將垂死的囚犯們拿來開玩笑的場所。
「日本士兵（部分是日本鋼管株式會社的僱員）走進病房，並且用隨身攜帶的棍子戳那些垂死之人。」傑克·伯頓（Jack Burton）是一名威克島平民，他記得：
日本人跟他們說，他們快要死了，他們將是怎麼個死法？……當有人就快要死還沒死時，日本人就會將其放進松木箱子裡，並把箱子放在房子的出入口邊上。這樣，出去上工的人在經過門口時，就能看到死去的同伴……我們看起來就像是馬錢子鹼瓶上的紙片（皮包骨的骷髏）……日本醫生告訴我，我看上去病得很重。「要不了多久，我們就會把你放進箱子裡，你就能和你的朋友們在一塊了……你將永遠留在這兒。」
當他們埋好（一名戰俘）……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也死了、被埋了，我最大的願望是，他們能將我火化。一想到我將被埋在日本，就讓我感到難以忍受……那個邪惡的國家。
傑克·伯頓所提到的那棟建築——死去的戰俘們被擺在那棟建築的入口處，以展示給他們的同伴觀摩——就是戰俘營醫院。戰後，在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它被形容為「一棟好房子……安裝了蒸汽管道，但是日本戰俘營負責人除了在冬季的半夜裡允許開蒸汽取暖外，其他時間一律不許開」。不管是外套或是其他衣服，生病的戰俘不得不全都穿在身上，以此保暖。那兒沒有熱水，自來水也有股異味。
戰俘營收到了大約1300箱紅十字會物資，包括藥品、醫療外科用品、衣物和食物。除了在1944年聖誕節前後這一短暫的時期內戰俘們用了用外，平時這些物資都是日本工作人員在使用，並不給戰俘們使用。政府報告中寫道：「1945年某次戰略轟炸後，是兩名美國醫生用一把鋼鋸、兩把老舊的手術刀和極少的止血鉗在做截肢手術，在另一邊戰俘營倉庫裡有一整套尚未拆封的外科設備。」此事發生沒幾天，日本就宣布投降了。
不斷有人死去，並被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最終，一名異常勇敢的海軍陸戰隊員對此激憤不已，奮起反抗。在日本偷襲珍珠港當天日落前，特倫斯·科克（Terence Kirk）下士在中國北部被捕。1942年11月中旬，他抵達八幡市。大約一個月後，他被轉移到公司的另一個營房。科克決定想辦法把發生在他們這些人身上的事情記錄下來——以及發生的原委也記錄下來。「我想了好幾個月，取得了一些患病和瀕臨死亡囚犯們的照片，以便有一天，所有的美國人都能知道日本人是怎麼對待美國戰俘的。」12
在1945年春天，科克幸運地得到了一個勇敢的日裔美國人譯員的幫助。這位譯員在舊金山長大，1940年底他突然接到一封祖母病危的電報。回日本後，他在碼頭上見到了日軍的軍官，被徵召為日軍的譯員。像科克一樣，這位譯員冒著生命危險，從戰俘營附近的醫院找來了X光機的膠片。科克找來了兩個盒子，做了一個照相機。他在12歲的時候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做了一個手工打造的相機。「當他們被捕時，他們的身體都非常健康……並且，我認為應當有人受到追責……看著罈子裡的骨灰，人們是看不出這傢伙是死於飢餓、腳氣病或是其他疾病的。（一張照片）卻是無可爭辯的證據。」13
科克詢問海軍外科醫生馬科維茨（Markowitz），從他的診所裡挑出五名病得最厲害的患者，並且讓他們一起站在戶外的太陽底下，一旁的科克則給這些垂死的人拍了5張特別清楚的照片。其中有3人太虛弱了，根本無法獨自站立，只能每人身後站一名海軍看護兵來支撐住他們，以便拍攝。其中4人是美國人。據科克所言，這些人後來全都死了，不是死在了小倉市，就是死在了戰後返回家鄉後的頭六個月裡。
科克的暗房，是他利用日本人浴缸底下的空間改造而來的。特倫斯·科克現在的照片中還有一些是獨一份的，是由一名在日本的被俘獲的戰俘所拍攝下來的。（有些照片是由澳大利亞人秘密攝於泰國境內的緬甸鐵路，因為其中有些人在被捕的時候隨身帶有微型照相機。）許多被釋放出來的戰俘，雖然解救部隊或日軍徵用來的攝影人員給他們在日本拍攝了照片，但只有科克這類照片拍得最成功，原貌展現，而且還帶著它們一起離開了戰俘營。
在譯員的幫助下，科克印出幾套照片分發給情報人員。他希望，戰犯審判法庭能將此作為證據。他曾相信法庭肯定會這麼做的。科克甚至獲得了戰俘營長官威廉·O. 多裡斯（William O.Dorris）少校的書面許可，許可他公開和出版照片。
在科克回家後，一些現役和文職的情報人員和科克進行了面談，認為出版這些照片對他們不是很好。從華盛頓傳來的命令，讓他後半輩子想來都覺得異常憤怒。科克被告知，用他的話說，「把這些照片帶回家，帶得遠遠的，不要給任何人看」。14他被口頭警告，如果他違背這一命令，他將面臨軍事法庭的審判。隨後，他被命令籤署了一份聲明，內容是說，今後如未事先經過軍方審批，他不得討論自己的那段日本被俘經歷。（詳看第231頁科克籤署的複印件）
歷經38年後，科克才鼓起勇氣，自費出版了他的回憶錄，第一批限定發行1000本，書中採用了他的那些照片。「最終，我說，夠了——必須要公開這個事。」科克說道。
但是始終有個問題縈繞在我們的耳邊：如果特倫斯·科克的故事和照片能在上半個世紀就得到更廣泛流傳的話，日本企業的責任能否在東京軍事法庭上得到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