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批評主義
（感興趣的推薦波伏娃的《第二性》）
所有的女性主義活動，包括女性主義理論和文學批評，終極目標都是通過促進男女平等來改變世界。因此，所有的女性主義活動都可以被視為一種行為主義（activism）。
無論我們意識到與否，性別問題在人類生產和人類體驗的方面都發揮了作用，其中包括了文學生產和文學體驗。
所有的西方（盎格魯——歐洲）文明都深深植根於父權制意識形態，比如，在希臘、羅馬文學和深化神話中，父權制色彩的女性和女妖比比皆是。父權制把聖經中的夏娃解讀為世界上原罪和死亡的始作俑者：傳統的西方哲學將女性再現為非理性的動物；教育、政治、法律和商務制度都仰仗陽物中心主義（phallogocentric）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的詞彙、邏輯規則以及衡量認知是否客觀的標準都是以男性為中心）。
生物性因素決定我們的生物性別，而文化因素決定我們的社會性別，也就是說，在，對英語世界的大多數女性主義者來說，性別（gender）這個詞指的不是男女的勝利構造，而是社會操縱所造成的的男女之間的不同的行為。我表現的「想一個女人」（比如順從），並不是我天生如此，而是因為有人教我這樣做。事實上，與男性行為和女性行為相關的所有特徵都是後天習得，而非先天註定。
父權制意識形態的無所不在給女性主義理論提出了幾個重要問題。例如，既然父權制意識形態對我們的身份和體驗產生了如此強烈的影響，我們怎樣才能超越它？既然我們的思維模式和語言都是父權制的，我們怎樣才能換一種思考和言說方式？換言之，如果我們的生存結構就是父權制的，我們如何才能擺脫父權制的陰影？
很久以來，女性主義者就如何擺脫父權制的操控這一問題困惑不已，她們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解決方案。例如，為了擺脫父權制意識形態這個顯而易見的陷阱，有一種方法是探討是否存在這樣的可能性：沒有一種意識形態可以成功地在任何地方操縱任何人。每一種意識形態都有自相矛盾、不合邏輯的地方，從而讓我們能看穿它的運作方式，從而削弱它的影響。
鑑於抵制父權制操縱困難重重，許多女性主義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家認為，我們應該特別小心地運用本身就是父權制的理論框架，例如精神分析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樣的框架之所以被視為父權制的，是因為它們體現了父權制意識形態的諸多因素。例如，弗洛伊德以男性體驗作為衡量女性體驗的尺度，所以他便認為女性都有所謂的「陰莖嫉妒」情節，而且她們傾向於將長子視為「陰莖替代品」，以彌補自身的缺失。儘管馬克思洞悉到經濟力量對男女生活的決定性作用，但是他沒有意識到男性對女性的種種壓迫，無論她們屬於哪一個經濟階層。
然而，許多女性主義者借鑑了精神分析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其他批評理論的元素，因為她們發現這些理論對於考察女性體驗問題非常有效。例如，精神分析理論有助於我們認識父權制意識形態的心理作用，以及世上的男男女女內化吸收父權制意識形態的方式和原因。
解構主義也有助於我們意識到，當我們的思維以虛假對立為基礎時，也就是說，我們認為兩種觀點，品質或者範疇截然對立時——比如愛與恨，或善與惡——事實卻並非如此。所以，結構主義對女性主義者也頗為有用，它有助於我們認清父權制經常以虛假對立為基礎。例如，有一種性別歧視的觀念認為，男子天生是理智的，女子天生是感性的。
人類能否超越主宰其思維方式的意識形態這一問題相關的是人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問題，人的自我觀念，有機產生於個體體驗的人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我們目前還搞不清楚我們的主體性如何決定了我們闡釋世界的方式。有鑑於此，我們如何才能知道，我們對人類的看法和我們對其他相關事物的看法只不過是我們自身主體性的體現？
在女性主義看來，所有的感知，也就是所有的解讀行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我們在描述眼前所見之物時，我們自己不可能完全超脫在外，因為我們能看見什麼取決於我們的自身狀況。
從女性主義者的角度來講，當我們闡釋文本或其他事物時，我們不應迴避主體性，要儘可能地意識到它的存在，儘可能全面地將它納入我們的闡釋當中，這樣一來，別人在評價我們的觀點的時候，也會將它考慮在內。
（英美或者歐洲的女權運動似乎對中國並沒有有什麼影響，這是比較可惜的，至少對於很多人來說，女權主義者，目前似乎是一個貶義詞。實際上，當我們了解了這個主義的來龍去脈之後，就會發現，女性主義不僅是純粹的為女性發聲，而是從人類整體的發展角度考慮，簡單的男女性別劃分，在這個時代已經不再如何簡單的存在了。當然，任何主義都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極端的人，真正了解了女性主義者們正在努力宣揚和傳播的理論，對女性自身主體性的認識還是有幫助的。）
（法國女性主義）
法國女性主義者另外提供了一些跨越父權制藩籬的策略。和美國女性主義一樣，法國女性主義也認為社會和政府行為主義對確保女性享有平等的機會和公正的待遇至關重要。
我們把法國女性主義單獨視為一個類別，是因為與英美女性主義者相比，法國女性主義者更強烈地傾向於從哲學維度關注女性問題。一般法國女性主義關注的焦點呈現為兩種不同的形式：唯物論女性主義（materialist feminism）和精神分析女性主義（psychoanalytic feminism）。前者感興趣的是女性所承受的社會和經濟壓迫，而後者集中關注的是女性的心理體驗。這兩種研究方法在分析父權文化中的女性體驗時經常形成鮮明的對比。
法國的唯物論女性主義考察了父權制的傳統與機制，這些傳統與機制控制了社會用以壓迫女性的物資和經濟條件，例如有關男女差異的父權制度觀念以及制約這婚姻與母性的法律與習俗。
雖說波伏娃並不以唯物論女性主義者而自居，但她的驚世大作《第二性》卻為幾十年之後崛起的唯物論女性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波伏娃注意到，在父權制社會，男性被視為基本主體，而女性則被視為附帶性存在。所以，界定女性不僅要根據她們與男性之間的差異，還要根據她們與男性相比顯現出的不足。因此，女人（WOMAN）一詞和他者（other）一詞有著相似的內涵。女人並非完整的獨立之人，她只是男人的他者。
波伏娃首先指出，女性並非天生具有女性氣質，是父權制塑造了她們身上的女性氣質。「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但波伏娃堅持認為，女性不應該滿足於把生命的一寄托在丈夫與兒子身上，就像父權制鼓吹的那樣。女性如果把自己完全奉獻給丈夫和兒子的事業，她們就是試圖在迴避自己可以在這個世界上發揮潛力的自由。她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種自由很可怕，它要求個人承擔責任，卻不提供任何成功或者幸福的保障。
為什麼讓女性認識到她們的屈從地位竟然如此之難？更別提讓她們為彼此做些什麼。波伏娃指出，不同於其他受壓迫的群體——比如，受壓迫的階級，受壓迫的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民族等——目前還沒有關於女性共有文化、共有傳統或共同遭受的壓迫的歷史記載。就此而言，她們被歷史「拒之門外」，成了不值得關注的話題。
換言之，女性對同一社會階層，種族或教派的男性的忠誠、往往超過對異己的階層、種族或教派的女性的忠誠。事實上，女性對男性的忠誠也超過了她們對自身所屬階級、種族或教派的女性的忠誠。
Christine Delphy （克裡斯緹娜 德爾菲）是眾多深受波伏娃影響的思想家之一，她基於馬克思主義原理，提出了一種女性主義父權制批判。德爾菲創造了唯物論女性主義（materialist feminism）一詞，將分析的焦點集中在作為經濟單位的家庭。她解釋道，正如下層階級在整個社會中受到上層階級的壓迫，女性是家庭中的從屬階層。因此，女性構成了一個獨立的被壓迫的階層，她們之所以被壓迫，就是因為她們是女性，而不是因為她們屬於哪個社會階層。
在德爾菲看來，婚姻就像一份勞動合同，她使女性終日忙於無償的家務勞動，而家務勞動通常被淡化為「家務活」，在世人眼裡，它無足輕重，無法成為一個值得分析的話題或者問題。她指出，認識到這種狀況背後的種種深義，對於理解女性所受的壓迫至關重要。
作為法國唯物論女性主義的最後一個事例，我們來考察一下Colette Guillaumin（圭洛敏）的著作。圭洛敏注意到，人們在界定或者提及男性時，主要依據他們的所作所為，依據他們在社會中作為職場參與者、決策者等角色體現出的價值。然而，當人們在界定或提及女性的時候，主要依據的是她們的性別。
圭洛敏認為，壓迫女性的主要形式——侵佔，也顯示出婦女具有財產功能。正如她解釋的那樣，女性在勞動市場以及家庭中受到剝削，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在勞動市場，做同樣的工作，女性獲得的報酬總是少於男性。在家裡，她們的勞動基本上得不到任何報酬。除此之外，女性還受到圭洛敏所說的「直接體力侵佔」的壓迫。
在她看來，這種做法使「女性降格為物品」，她把這種做法比作農奴制和奴隸制。這種對於女性的侵佔，圭洛敏稱之為「性別剝削」（sexage）。她認為，性別剝削主要表現為4種形式：1）侵佔女性的時間。2）侵佔女性的人身產品。3）女性的性義務。4）女性必須照顧所有生活不能自理的家庭成員，還必須照顧健康的男性家庭成員。
這四種侵佔領域合在一起，產生的總體後果是，女性的個體意識、獨立意識和自主意識被剝奪。簡而言之，如圭洛敏所說，女性是「用於完成這些工作的社會工具」，而這些工作正是男性不願意幹的。
與唯物論女性主義相反，法國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理論感興趣的是，父權制對女性心理體驗和創新能力的影響。它集中關注的是個體心理，而非群體體驗，因為女性所承受的壓迫並不限於經濟、政治和社會層面，也包括女性在無意識層面所承受的心理壓抑。
如果女性想為自己的物質解放奠定永久性的根基，那麼，她必須在這裡，在個人的內心深處，學會自我解放。因為女性如果不知道自己需要解放，那麼任何解放對她來說都沒有意義。
Lucy Irigaray （露西 伊利格瑞）認為，在父權制文化中，許多女性的屈從體現為心理壓抑的形式，這種心理壓抑以語言為媒介。換言之，在女性生活的世界裡，幾乎所有的意義都由父權制的語言規定。在西方哲人看來，女性僅僅是折射男性氣質的一面鏡子。
在伊利格瑞看來，父權制權利明顯地體現在許多思想家提到的男性凝視（male gaze）當中，男性是觀看者，女性是被觀看對象。觀看者全盤掌握，有權解釋這個世界，從而有權去統治這個世界。換言之，女性的作用在於顯示出男性之間的關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個父權思想嚴重的男人覺得，跟他在一起的女人必須漂亮，以便給人留下好印象。他在意的並不是給所有人留下好印象，而是給其他男人留下好印象。簡而言之，父權制就是男性的世界，男性發明遊戲規則，他們之間相互較量，而女性只是遊戲的獎品。
另一位法國精神分析女性主義者Julia Kristeva （克裡斯蒂娃）認為，任何將女性本質化的理論（認為女性的本質是與生俱來的）都錯誤地再現了女性無限的多樣性，使她們很容易被父權制本質化。例如，按照父權制思想，女性天生唯唯諾諾，多愁善感，如此等等。
此外，許多女性主義者普遍接受一種看法，正是生物性差異使女人成為女性。使男人成為男性。在克裡斯蒂娃看來，導致這種結果的是社會性差異，而非生物性差異，因為社會性差異對現實生活中的女性產生了具體的影響。她說：「男女之間的性別、生物、心理以及生殖的差異，反映出社會的差異。」
問題不在於我們應當如何界定生物性差異，問題在於，無論生物性差異產生什麼意義，這種以很快就會被同時產生的社會（父權）意義利用，遮蔽或者替換。壓迫女性的是性別差異被賦予的社會意義。在父權制的規定和操控下，我們對生物性別（女性）和社會性別（女性氣質）一視同仁，就好像它們別無二致。事實上，法語中沒有一個詞可以表達英語中社會性別（gender）一詞的用法。
多元文化中的女性主義
認識自己的主體性是女性主義的一個目標，目前這個目標變得尤為重要，因為白種、中產階級、異性戀的女性主義者一直在美國的婦女運動中佔據最顯要的領導地位，現在她們終於認識到她們的政策和實踐只反映了自己的體驗，而忽略了其他女性的體驗，包括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有色人種女性、女同性戀者、貧困女性和未受教育的女性。
首先，父權制在不同的國家呈現出不同的運作方式，例如，美國的父權制與印度、墨西哥或者伊朗等國的父權制有著天壤之別。此外，即使在異國之內，文化差異也會影響女性的父權制體驗。
非裔美國女性主義者在揭露主流的白人女性主義者過的政治局限和理論局限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主流白人女性主義者的這些局限性源於他們忽視了異己的文化體驗。例如，黑人女性主義者在分析中指出，想要了解性別壓迫，就必須要考慮種族壓迫的因素。
黑人女性主義者認為，黑人女性遭受到父權制壓迫，這不僅是因為她是女性，而且因為她是黑人女性，在美國歷史上，黑人女性的價值一直被認為遜於白人女性。
種族或者經濟地位低下的女性不但需要辛苦勞作以維持生計，而且還容易淪為色狼的獵物，但是，人們並沒有把她們當作女性來看待，所以也就認為她們不值得剝削她們的人去保護。
許多男性秉持這種觀點，無論他是白人還是黑人，甚至白人女性也持有著活在那個觀點。因此，黑人女性遭受的是雙重壓迫。她們既不能奢望從白人女性那裡獲得性別上的團結，也不能奢望從黑人男性那裡獲取種族上的團結，而這兩個群體的幫助本應是她們所期待的。
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困境一直延續至今，主流的白人女性主義往往因為黑人女性的種族屬性而將其邊緣化，然而，它還是鼓勵黑人女性在性別問題與種族問題之間優先考慮性別問題，因為它認為黑人女性受到的性別歧視比種族歧視更為嚴重。
另一方面，一些黑人女性感覺到女性主義分裂了黑人共同體，結果導致一些人要麼放棄女性主義，要麼出於黑人共同體的考量而尋找方法與之妥協。無論黑人女性批評主義家在文學分析中體現出何種理論偏好，她們的解讀通常表明，在文化的語境下理解性別問題至關重要。
比如，許多非洲裔美國女性「倡導的理論可以被稱為少數族裔的文化女性主義」，這種女性主義「所關注的與其說是所有女性的價值觀，不如說是她們所在的那個族群特有的女性價值觀。」
女性主義分析集中關注的是社會性別在日常生活中的發揮的巨大作用。所謂社會性別，就是社會對女性氣質和男性氣質的不同界定。我們的社會性別在塑造我們的個人身份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我們的個人身份既包括我們對自己的看法，也包括我們待人接物的方式。我們的社會性別也極大地影響到他人以及整個社會看待我們的方式。
以上
下期解讀《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女性主義
2019年12月2日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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