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麼拉動中國的城鎮化進程？
編者按：據國家建設部2005年公布的數字，目前中國的城鎮化率是41.8%。相比歐美的城市化進程，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時間較短、變化迅猛。中國城鎮化的產業支撐是什麼？是政府主導的城鎮化還是農民自主的城鎮化？中國的新城鎮建設是不是就等於大拆大建？城市的改造如何整舊如舊？中國的鄉土文化傳統如何傳承？如何應對非典等疾病威脅和圍攻城市？城鎮化如何把健康放在第一位？中國的城鎮化如何結合中國國情並借鑑韓國、美國等國的城市化經驗？2月18至19日，中國21世紀城鎮化發展戰略論壇在北京召開，來自中國大陸、中國香港、德國、義大利、韓國等地，城市規劃、能源、生態保護、文物保護等多個學科的100多位學者聚集北京，探尋健康的中國城鎮化發展路徑。
從根本上說，城鎮化是一個如何適應農民脫離原有土地、走向城市，尋找與其本身素質相適應的職業，並逐步比較穩定地在城市居住並生活的過程。最近，國家主席胡錦濤指出，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工業化、現代化的重要標誌。中國正處在城鎮化發展的關鍵時期，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逐步提高城鎮化水平，對於擴大內需、推動國民經濟增長，對於優化城鄉經濟結構、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社會協調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
究竟是政府主導的城鎮化還是農民參與的城鎮化？城鎮化模式在中國21世紀城鎮化發展戰略論壇上多次被演講者提出。
城鎮化的國外模式
城鎮化模式與各國經濟政治體制、經濟發展及人口、土地資源等條件密切相關。按照政府與市場機制在城鎮化進程中的作用、城鎮化可分為三種模式：以西歐為代表的政府調控下的市場主導型城鎮化、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的城鎮化，和以拉美和非洲部分國家為代表的受殖民地經濟制約的發展中國家城鎮化。
以西歐為代表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市場機制在城市化進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政府通過法律、行政和經濟手段，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城鎮化與市場化、工業化總體上比較協調互動，是同步型城市化。
美國在城鎮化和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市場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由於美國政治體制決定了城市規劃及其管理屬於地方性事務，聯邦政府調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沒有及時對以資本為導向的城鎮化發展加以有效引導，造成城市不斷向外低密度蔓延、城鎮建設無序、空間和社會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20世紀90年代，美國上下都意識到過度郊區化所帶來的災害，提出了「精明增長」的理念：土地利用緊湊，鼓勵以公共運輸和步行交通為主，混合功能利用土地，保護開放空間和創造舒適的環境，鼓勵公共參與，通過限制、保護和協調實現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公平。
拉美和加勒比海與非洲大部分國家長期淪陷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外來資本主導下的工業化與落後的傳統農業經濟並存，工業發展落後於城鎮化，政府調控乏力，城鎮化大起大落。1960年，工業化比例約為10%～15%，而2萬人以上城鎮比例卻達到30%～50%。鄉村居民持續不斷地流向城市，其經濟卻日趨衰落，正規就業水平持續下降，城市貧困人口空前增加，必要的基礎設施嚴重短缺，環境惡化。
中國該選擇什麼模式
我國的農田人均面積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口分布不均、生態環境脆弱，必須吸取美國過度郊區化的教訓。同時，目前中國大量農村人口湧向城市，使城市就業、居住、環境和教育設施不足的問題惡化，與拉美等國家面臨著類似的狀況。
長期從事改革理論和政治研究的中國經濟體制研究會會長高尚全提出，不管是城鎮化還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主體都是農民。「要把農民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農民有創新能力，新農村才有希望。如果主體是政府，'你要建』是被動的。主體是農民，'我要建』有內在的動力，他會去想辦法，更有可能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搞好。」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研究員黨國英曾撰文指出，在城鎮化過程中，要始終注意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同時他也認為政府的引導、調節和控制有益於城鎮化的健康發展。「未來相當長的時期裡，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資本和勞動力仍將向城市集中。勞動力流動渠道的阻塞和土地定價不合理始終影響我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所以必須尊重市場規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處於弱勢地位的農民進入城市後，利益受到損害。政府面對這種不對稱的關係要制定出有利於農民的規則，以消除城市內部的'二元結構』。」
李津逵是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城市經營研究中心研究員，他先後在深圳寶安、順德大良等地就農村城市化、「城中村」改造、舊城改造開展了社會調查，他說民間充滿建設和諧城市化的智慧，啟動這種民間的智慧可能是未來走向和諧城市化的關鍵。「崑山鼓勵農民發展房東經濟，東莞城中村作出了很大貢獻，廣東省開始探索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的同地同價同權，浙江省千百萬工程中還農民宅基地和房地產開發的土地一樣的權利。」
徵地化並不等於城鎮化
現代農業經濟理論認為：每徵用一畝地，就伴隨著1.5個農民失業。據不完全統計，近7年來全國有近億畝耕地被徵用，其直接後果是造成了4000多萬徘徊在城市邊緣的「失地大軍」。以廣州市區的面積為例，上世紀50年代有1200多平方公裡，合併番禺、花都後，擴展為3500多平方公裡。城鎮化一定要佔有農地嗎？
香港的城市化有一條既定的界線。據香港政府統計署統計，自1979年至2004年的25年間，香港人口增長了39.6%，GDP增長了276.5%，都是在固定的範圍內通過提升效率達到的,並非靠地理上的外延，香港向外流動的是資金、技術和人才。
目前，中國城市化進程超速發展，土地城市化大大快於人口城市化。大量農轉非人員被一次性買斷農村「工齡」，「務農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又由於缺少文化和技術，加上村集體企業近年來紛紛關門，再就業又困難重重，在城市裡享受的公共權利、公共服務與市民相比差別極大，生存很成問題。「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樹和糧食，卻不要你的人!」有人尖銳地指出中國的城鎮化粗暴地把農民排除在外面。
城鎮化的目的是讓更多的農民儘快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土地能否換回失地農民的保障就成為解決失地農民問題的關鍵。高尚全說，失地農民是最大的困難群體，一定要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怎麼解決呢？給農民的補償要補足；儘量減少徵地的範圍；採取其他更有利於農民的辦法，比如說蘇州實行股份制的辦法，土地入股，徵地以後作為股份投入，一個農民一年可以存到八九千塊錢，不能一次性買斷；政府打破土地壟斷市場。」
產業化帶動城鎮化
只有產業化，才能帶動城鎮化。也就是說，如果要農民在城鎮真正定居，他們在城裡就必須有穩定的職業和收入。
「我經常在農村生活，提到城鄉建設，特別是農村建設，首先不是造房子，而是發展經濟，創造性地發展經濟。不要一說鄉村建設，就將大量的注意力放在造新房子上，發展經濟才是第一位的。」常年奔走在鄉村的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對蓋新房子和發展經濟孰重孰輕深有體會。
李津逵說，很多小城鎮的失敗主要是因為經濟發展後勁不足、產業規劃不到位。沒有經濟支撐，小城鎮給誰服務？低收入階層服務不起、消費不起。小城鎮應當是當地的集散中心和物流中心。否則，投入再多的錢、建設得再好，也是街空、樓空、鎮空。
推進農業產業化是城鎮化的重要基礎，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劉克崮舉例說，開行近年加大了對農業產業化的支持力度，促進城鄉居民的就業。如山東鳳翔集團的肉雞系列產品已遠銷世界2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量和創匯額在全國單個企業中排名第三，吸納了城鎮勞動力1.2萬人，使10萬農民從中受益，使16個周邊欠發達的縣120多個鄉鎮1.3萬個養蛋專業戶走上了富裕道路。
建立城鎮化的合理補償機制
城鎮化也是城鎮自身發展的良性演進和功能不斷完善的過程，加快城鎮化進程與維護與實現群眾合法權益之間應該是統一、和諧的。高尚全指出，在城鎮化進程中，要建立城鄉協調機制，要建立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民的長效機制，既保護群眾的基本利益，又考慮政府、社會的承受能力；既滿足群眾的眼前需要，又考慮群眾的長遠利益；既尊重市場原則，又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既有統一政策，又有應變措施。
應改變由政府或者企業說了算的單方面補償方式，形成政府、企業、群眾對等商洽、談判的機制，建立多方協商補償機制，讓群眾獲得意願訴求的渠道和利益維護的保障。
改變隨意補償方式，建立制度性補償機制。在現實操作中，補償存在時寬時緊、時多時少的現象，這是缺乏制度性補償機制的表現。制度性補償是最為穩定、持續、有保障的補償。從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我國的實際來看，儘快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是當務之急，這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醫療保險制度、養老保險制度等。有的地區已作出了有益的嘗試。2001年，浙江省以法規形式將農民納入最低生活保障範圍，建立城鄉一體化的低保制度，目前已經建立起以「新五保」(最低生活保障、低保家庭子女免費入學、孤寡老人集中供養、新型合作醫療、徵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為內容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2003年，浙江全省支出低保資金約329億元，覆蓋面53萬人，其中農村44萬人。
改變一次性補償方式，建立持續性補償機制。城鎮化進程涉及徵地、拆遷問題，一些地方僅是一次性補償一筆錢，常留下很多後遺症，最好改為持續性補償。浙江省建立了被徵地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保障資金由政府、集體和個人共同承擔，多渠道籌集。
改變單純的經濟補償方式，建立綜合的補償機制。因失去土地而變成新市民的農民，其原有技能往往已不適應城市生活的需要，只有掌握新的職業技能，才能在城市中安身立命。因此，在城鎮化進程中，除了經濟補償，政府、社會還應給予綜合補償，即在現代職業技能培訓、文化素質教育等方面發揮組織、支持、推動的作用。當前，過時的勞動技能和低水平的職業素質是造成一部分人就業難的重要因素，是進城農民適應城市生活的最大障礙。這需要儘快構建完善的現代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加強現代職業技能培訓。韓國政府大力發展技術學校和職業學校等職業教育，鼓勵民間機構培訓工人，從而使韓國產業工人的教育水平不斷提高。
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見，李津逵說，巨大的土地剪刀差從農村剪去的土地收益遠遠大於反哺的農業稅。
上海「新天地」締造者、房地產商羅康瑞談城市化與傳統文化保護
「老房子不是我的包袱，是我的財富」
採訪羅康瑞時，並不知道他就是上海「新天地」的締造人。在2月18日召開的中國21世紀城鎮化發展戰略論壇上，作為唯一被邀請演講的房地產商，羅康瑞發表了《21世紀的中國：城鎮化發展的新典範》的演講，激動人心。但是，城市的發展與文物保護是本次論壇的一個焦點，房地產商被指責為唯利是圖的城市文化歷史的破壞者，記者就此採訪了羅康瑞。
記者問：「城市的改造和發展總是面臨文化保護與發展的矛盾，人們指責開發商低價購進土地，將大批老房子推倒，再高價出售新房屋，作為開發商，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羅康瑞說：「你知道上海'新天地』嗎？這是我負責改造的一個項目，上海新天地是在對石庫門老居民建築'整舊如舊』的基礎上建設起來的城市新景觀，建築的外表保留了上海近代生活的特徵——石庫門，內部則按21世紀都市人的生活方式、節奏和情感要求打造的。如今的上海新天地，外國人看了覺得很中國化，我們中國人看了覺得很洋派，年紀大的人感到懷舊，年輕人覺得時尚，每個人都可以看到一些東西在裡面，這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嗎？」
「老房子不是的我包袱，是我的財富，城市裡的老房子是這座城市的歷史和文化的載體，是城市的價值，我保留老房子的特徵，又按現代人的要求對它進行改造，讓老房子的價值體現出來，並得到提升。」
在本次論壇的演講中，羅康瑞談了自己對中國城鎮化的願景。他說：「根據聯合國資料，中國城市人口在2030年將增加3.42億，到2040年將增加4.3億，屆時，全國總人口將達到15億，城市人口將為9.8億。預計到本世紀中期，中國將基本完成城市化發展，到那時，中國城市的可塑性將大大減少。所以，今天我們對中國城市的形態、環境、能源效率和美學方面的決定，將會對中國城市在21世紀的發展構成重大和深遠影響。」
但是，羅康瑞指出，中國的城鎮化發展將會在很多不穩定的因素下進行，其中能源問題最令人關注。根據世界銀行2002年報告，中國每創造1美元GDP所消耗能源是西方7個發達國家的5.9倍。中國能源的利用率僅為美國的26.9%和日本的11.5%。由於大部分能源都是用在城市方面，因此建設節能型城鎮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重點。中國有很多大城市位於沿海地區，因此不能漠視全球變暖導致海平面升高的問題；「熱島」效應令部分中國城市的溫度比郊區高出7至10攝氏度，「火爐城市」令人擔憂。因此，需要採取措施減少這些風險。
他說，中國的城市也在變化之中。比如，東北和中西部地區的城市正在受重工業衰落的影響，面臨出現「鐵鏽地帶」的風險；以製造業為主的城市如重慶和武漢，需要引進更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打造有競爭力的工業集群；而北京和上海等提供專業及高端服務的城市，則需要有新的城市空間和設施來支持高增值的工作和生活。
羅康瑞認為，成功推進中國城市化發展需要考慮5個關鍵因素。
首先，由於中國及全球經濟迅速轉變，中國未來的城市能否適應這些快速轉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我們需要放棄傳統的規劃模式，考慮採用前瞻性的綜合評估和城市規劃。
第二，能源價值影響城市的競爭力，中國城鎮的競爭力必須有節約能源及保護資源的特點。據估計，目前中國在能源消耗上有65%是用在樓宇內，而美國是40%。不過，由於中國大部分城鎮還在建設中，若靈活採用先進技術可大大改善能源效益。
第三，環境也影響中國城鎮的競爭力。環境汙染可造成巨大的損失，據估計，如果中國未來10年內投放國民生產總值5%用於改善環境，應該可以把城市的環保指標提升到較高的國際水平，對內地朝著知識和服務業轉型的城市有很大幫助。
第四，提高創新和生產力。中國目前城市經濟增長仍然依靠勞動力及資本的大量投入，但今後中國城市的經濟結構將會與歐洲、美國和日本拉近，因此，中國城市應儘量深化現有、並創新新的產業集群。在美國，創意工業是推動都市繁榮的重要因素。要發展城鎮經濟，就要提供有利於創意的環境及配套的餐館娛樂設施，吸引企業和智囊機構。
第五，良好的居住生活環境是中國發展良好城鎮所需的特徵之一。許多中國的城市都有得天獨厚的特徵，包括舒泰的城市環境、溫和的氣候、優美的城市輪廓等，一些獨具人文歷史價值的建築和社區更具吸引力。城鎮的發展與本地文化的發展更具市場潛力，這些項目需要較大土地，需要私人機構牽頭，因此，應吸引有經驗的開發商參與，將世界一流的城市設計應用於項目的總體規劃建設中。中國的城市建設不能採用「一刀切」的模式。
羅康瑞認為，中國城鎮化發展正處在關鍵時刻，中國需要了解全球趨勢，結合城市本身的實際條件，探索有特色的城鎮化途徑。
韓國建築師金錫澈：請留住「東方聖城」曲阜城市原貌
「20世紀，西方世界的城市化風格席捲全球，在它們形成的城市裡，歷史、地理風貌和文化在經歷了文藝復興和工業化革命化後能夠相對和諧地共存，但亞洲的城市化卻破壞了人類長期以來保存的價值。今天，中國的城市化面臨前所未有的更大挑戰，因為到2010年，中國城市化水平將達到55%～60%,3億～3.5億新增的城市人口需要住房、辦公室和相配套的公共設施。」
「歷史城市保護的核心不僅是要保護歷史遺蹟，而且還要保護古城的結構。」
這是韓國明知大學建築學院院長、建築都市研究院院長金錫澈在本次論壇上所說的。他以自己負責的韓國城市首爾改造為例，闡述了他對新城發展和古城保護和諧並存的理念，並提出了自己對孔子故鄉——曲阜的保存和發展構思。
金錫澈說：「曲阜是孔子出生和講學的地方，是儒家文化開始的地方，自己從小讀《論語》和四書五經等，儒家文化是我的文化之根，曲阜是我心中的一個聖地，也是韓國儒學家心目中的一個聖地。五年前，我到曲阜，感覺很混亂，城市被破壞了，城市的主要骨幹還存在，因此這座城市的原貌是能夠保護的，而且必須加以保護。」「我曾經週遊世界，發現西方和中東地區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聖城，比如雅曲、麥加和耶路撒冷，那麼東方的聖城是什麼呢？儒家文化不僅是中國文化也是東方文化的基石，曲阜就是東方的聖城。」
金錫澈對曲阜的設計源於自己對韓國首都—首爾發展的成功設計。他說，首爾建於1394年，有20萬居民，是韓國少有的歷史文化名城，古時因位於漢江之北，得名漢陽，後又改為漢城。20世紀70年代，經濟的發展導致首爾無序擴張，之後，漢江之南的汝愛島被規劃為新經濟發展基礎，從而促進城市向漢江以南拓展。自己就是汝愛島新城項目的人。
如今首爾擁有人口500萬，從東到西穿越市中心的漢江將城市分為南北兩部分，歷史文化建築主要集中在北部，新城市則在南部，一條軸線將北部的御皇宮與南部的首爾藝術中心連接起來，也將新城與古城連接起來。金錫澈認為汝愛島項目是城市發展中歷史古城結構得以保護、滿足發展需求的新城市中心得到形成的典型。
金錫澈說，曲阜正處於巨大的變化之中，市政府要從濟寧搬出，城市的南部還將建一座大學城，一條即將建成南北向的高速鐵路從城市外西部通過，將為這座城市帶來極大的機會，也會導致其地貌的改變。但他認為，目前曲阜的發展方案只考慮對過去的保護和對現實需求的滿足，但沒有考慮到未來的發展。
在金錫澈對曲阜的設計方案中，古老的曲阜城市結構被保護起來，就像汝愛島項目一樣，城市向古城的南部拓展，再以新城為核心向四周發展形成衛星城，滿足未來人口增加的需要。他說，要將一座目前容納20萬人口的歷史文化城市改造為容納500萬人口的新城是昂貴且難以管理的事，如果讓新城形成新的居住中心而且有發展的餘地，則是一個可行的辦法。金錫澈的曲阜設計方案在2004年的威尼斯雙年展覽中被認為是最好的設計方案。
但是，曲阜目前還不是一個富裕的城市，這樣的設計和建設耗資巨大，錢從哪裡來呢？金錫澈認為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他以日本京都為例，他說京都建立於公元8世紀，在794年至1869年間是日本的首都，之後其地位有所削弱，但一直是日本的文化、藝術和宗教中心。借奧運會1964年在日本召開之際，日本政府將京都宣布為古都，國際資金立即大量投入，奧運會召開期間，基本上所有來到日本的人都要去京都，因為京都距東京乘火車只要兩小時，如今旅遊的收入用於維持城市的保護。曲阜正好位於北京與上海之間，他認為如果中國政府能在2008年前將曲阜宣布古都或東方聖城，那麼將會吸引大量的外資，將這座城市建為東方文化的聖城。
金錫澈對曲阜一往情深，在計劃於明年舉行的職業生涯40年作品展上，他將曲阜的設計作為展覽的主題。
香港特區政府顧問曾德成：中國應以質而非量展示城鎮化成就
在中國21世紀城鎮化發展戰略論壇上，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顧問曾德成指出，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形成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最突出的城鎮化典型，當中有明顯的香港效應。在城鎮化過程，產業布局是帶動城鎮化發展的動力，受到國家宏觀政策引導，又無可避免地會納入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大趨勢中。
曾德成說，農民進城首先是為了尋找生計。改革開放之初，鄉鎮企業一度被認為是讓農民增加收入、解決城鄉差別的主要途徑，費孝通1984年7月在香港發表演講時，熱情地介紹了江蘇農民在五年間創造的「離土不離鄉」的新模式，指出小城鎮可以成為城鄉間的「蓄水庫」，吸納大量人口轉移。
鄉鎮企業帶起了小城鎮的興旺，隨著交通的改善和政策的調整，農民們突破鄉鎮的範圍，遠離家鄉出去「打工」，匯成蔚為壯觀的民工潮，外資企業聘用了最大量的民工。如今，城鎮化發展最快的已不是費孝通長期考察的蘇南地區，而是珠江三角洲，該地區憑藉毗連香港的條件，經濟發展速度領先於全國，並隨同創造出一個城鎮密集區，有學者將之稱為「都市連綿區」。
曾德成說，香港是位於珠江口的現代大都會，有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區，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改革開放之初，香港企業率先將製造業北遷，結合內地資源迅速擴大生產規模。與港商投資與產業轉移相結合，大批來自農村的勞動力匯聚珠江三角洲，該地區迅速城鎮化，目前按城鎮實際居住人口，城市化水平達到80%左右。廣東省的城市化水平也從1982年的19.8%上升至2000年的55%。
香港在聯繫內地產區和海外市場的營運中，經濟穩定發展，形成國際金融中心。2004年香港外貿總值41265億港元，相當於當年香港GDP的319%；至2003年底，香港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3396億美元，相當於當年香港GDP的214%。
曾德成說，珠江三角洲城市的湧現與香港經濟同步發生，體現了《全球城市》作者薩斯基亞·薩森的「根本互動關係」：越是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心功能就越是向少數地點集結，經濟活動在地域上的擴散，產生出加強集中控制管理的需求。
然而，城鎮化也佔用了大量的農村土地。曾德成指出，珠三角原本是肥沃的耕地，近20年來急促城鎮化，幢幢廠房、商品樓和百貨商場拔地而起，其間穿插著零星的荒廢田地。為了控制廣州和深圳的人口數量，兩者間的東莞扮演了「蓄洪區」的角色，「把滾滾民工潮儲起來減輕周邊大城市壓力」。大量的農村土地併入城市，但外來農民一般不會被接受為戶籍居民，形成「土地城市化快於人口城市化」現象。
荷蘭裔建築師庫哈斯一再驚嘆珠三角城市化的急劇與無序：「從一片空白躍進到城市狀態，並無任何中間經歷。」「城鎮只是一批看來互不關聯的樓房的聚集。」「作為人居環境，這兒相當奇特，有點兇相。」廣東省政府也承認，珠三角城市化「發展水平和質量不高」，有環境汙染和生態惡化等嚴重問題。
2005年10月，第五屆「亞太城市市長峰會」在所發表的《重慶宣言》中說：「富有遠見的城市規劃是城市發展的重要條件。」曾德全希望以科學發展觀在全局上作出規則，訂出新階段城鎮化的價值標準，使我國城鎮化進程更顯出特點，不僅以數量而且以素質展示空前的新成就。
中國城市歷史文化傳統出現斷層
「這麼多張照片，你能看出這是哪個城市嗎？長得一模一樣。」
「這是深圳市的一個城中村的爆破。炸的不是二百年的房子，也不是二十年的房子，是剛剛建成不到兩年的房子，炸的並不是一堆豆腐渣工程。」
在中國21世紀城鎮化發展戰略論壇上，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城市經營研究中心研究員李津逵說，現在最可怕的就是城市化中，城市規劃者大量採用「推土機思維」和「炸藥包思維」，每年計算到GDP中間的那些建設量可能包含著巨大的破壞。
要多樣性不要整齊劃一
「一般大家都以為，在改革開放之前深圳只不過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根本談不上什麼傳統民居建築，即使有，也只能是一般的廣東民居。我考察了深圳地區的傳統民居建築，深圳有1300～1500個自然村，改革開放前比較落後，傳統建築比較多，大概有五個區域性文化來源乃至有多種變體，具有相當豐富的多樣性。深圳既然如此，全國各地的複雜程度可想而知。」深圳考古所研究員張一兵自1992年看到深圳大拆大建，心裡比較著急，「這個問題太嚴重了」。此後，他自費考察了三峽地區、北京胡同、山西等傳統民居。
溫家寶總理曾指出，一個城市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狀況是研究城市文明的重要標誌，在城市建設和發展中必須正確處理現代化建設和歷史文化保護的關係，使城市的風貌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更具內涵和底蘊。
學城市規劃出身的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在演講中指出，城市是文化的載體，「城市不僅是人類為了滿足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創造的一個人工的環境，更是一種文化的載體和容器，積澱了豐富的文化底蘊」。
受聘為中央電視臺設計新大樓的荷蘭裔建築師的庫哈斯感嘆說：「羅西說城市不能沒有歷史，如今卻有大批人熱衷於沒有歷史的生活。」
北京大學景觀設計研究院院長俞孔堅坦陳，自己非常擔心新農村建設搞不好，「如果搞不好將是一場好心的災難，對土地是一場災難，對有著可持續發展渴望的中華民族是一場災難。和諧社會的根基在哪兒，就是國土生態安全與我們的遺產網絡」。
單霽翔指出，目前中國建築的民族傳統、地方特色不斷失落。「近年來建築設計颳起歐陸風，各種流派堆在一起，追求形式上的獨特和怪異，卻很少考慮它與環境的關係。」
成功將上海石庫門傳統建築融入上海新天地的香港瑞安房地產公司總裁羅康瑞說，現在對中國城市的形態、環境、美學等方面的決定，將會對中國在21世紀的發展造成很大影響。「我們應該在傳統發展模式的基礎上使用一些先進經驗、創新的做法，為全球城鎮化發展做一個先驅和典範。」
城鎮化過程中的城市規劃命題
羅康瑞指出，一個城市的效率跟它的規劃設計模式密切相關，城市需要有很明確的定位，這樣才能達到節省能源和節省時間的效益。
2002年5月，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建設部和中國科協共同舉辦的第33期全國市長研究班上，建設部部長汪光燾指出，城鎮化過程中，要防止城市盲目發展，切忌貪大求洋、華而不實，要防止城市建設中不惜工本、大拆大建、鋪張浪費、還要特別防止城市建設中不顧生態環境、破壞歷史文化。
國家國土資源部土地利用司司長束克欣指出，我國缺少統一協調的國土利用規劃。「各行各業的發展都有規劃，但它們是各搞各的，有的更是自行發展，互相之間根本談不上匹配性、協調性、互補性，致使城市盲目擴張，公路、鐵路、機場、港口等爭著批准就上，水利電力工程領導批了就幹，森林草原你爭我搶等等現象屢見不鮮。這使得土地資源大量浪費。」
俞孔堅指出，傳統的城市規劃是建立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上，誰規劃誰建設，「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城市建設主體已經不是政府了，而是開發商。開發商和政府並不是一個主體，所以常常是開發商並不願意遵循城市規劃」。
俞孔堅提出了反規劃：「就是先要考慮生態、鄉土遺產的問題，保障生命土地安全建設的格局。規定開發商不能動那些尚沒有規劃的地方。要保留鄉土文化遺產網絡，以前保護的都是國家級的，並沒有建立一個草根階層的信仰體系，如家族的祖墳、家族的林子，與土地建立認同感。」
好萊塢：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範例
在中國21世紀城鎮化發展戰略論壇上，中國政法大學的蔡定劍教授是唯一被邀請演講的法律界人士。他強調：中國城鎮現代化發展必須樹立「以人為本」的精神，缺乏人本基礎的發展可能導致嚴重後果；樹立「以人為本」精神不是靠領導的情懷，而是靠建立公眾參與的制度保證；公眾參與不是政府部門「以我為主」地聽取意見，公眾應該是整個規劃決策的主人，公眾的意志、利益和願望必須得到充分的體現和尊重，政府部門只是提供服務、信息、組織和協調。
蔡定劍以美國波特蘭市「好萊塢發展規劃」項目為例，講述了公民參與所在地區城市規劃的重要性。
俄勒岡州位於美國西北太平洋沿岸，波特蘭市是該州的主要城市。波特蘭市的好萊塢地區是城市的中心地帶，人口密集，商業和娛樂設施十分發達。1998年初，波特蘭市提出要為好萊塢地區設計出一個20年的城市發展規劃，希望通過城市的發展規劃，使該地區的優勢得以保持，未來的發展建設能讓該地區集生活、工作和娛樂為一體的活力發揮到極至。
波特蘭市城市規劃局承擔了好萊塢地區發展規劃的制定。俄勒岡州法律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須有公眾的參與，尤其是城市規劃方面的政策。因為要在公共政策目標與地區居民意願間尋找合理平衡，來自社區居民的參與是極為重要的。
波特蘭市城市規劃局將「好萊塢發展規劃」草案的制定分為收集信息、繪製規劃和制定具體規劃三個階，並組成了一個由社區居民、商人和房地產業主組成的公民工作組，以及由政府機構代表組成的技術顧問委員會，確保公眾的廣泛參與。
「好萊塢發展規劃」項目正式起點是1998年2月在好萊塢地區舉行的公眾接待日，這次活動進行了廣泛的宣傳，所有出席的公眾都成為利害關係人郵寄名單上的成員，此後所有項目活動都會通過郵件寄給公民。在項目過程中，這個郵寄名單的人不斷增加。
首次公眾接待日收集了50多位居民的意見，他們指出了本地區的優點和缺點。之後，城市規劃的工作人員和本地區居民、房地產業主及企業家們一起進行了4次步行巡查，大家一邊走一邊指出具體喜歡和不喜歡的事件。城市規劃局的工作人員將巡查中公民的意見歸納成報告，呈遞給有80位公民參加的公眾會議討論和修改。與此同時，城市規劃局人員在項目地區挨家挨戶地拜訪上千家商業租戶、商業主和地產主，向他們介紹項目並徵詢他們的意見，對未能當面言談的商業主則進行書面調查。
通過這些公眾會議、走訪、書面調查和巡查，公民工作組和城市規劃局的工作人員在1998年7月提出了好萊塢發展規劃草圖。城市規劃局人員根據這個草圖製作了建築物、街道、交通狀況、停車場和公眾集會場地的板圖，以及建築物和交通樞紐的效果圖，並在1998年10月舉行的4天公眾會議上展示，經評議後再修改。
1999年5月，規劃局再次舉行公眾會議，並根據公眾意見擬定了「規劃草案修正案」。1999年8月，制定出「好萊塢發展規劃」建議案，並對建議案舉行了2次公開聽證會，將修訂後的建議案提交給城市規劃委員會審議。
波特蘭市城市規劃委員會召開了2次公開聽證會，考察「好萊塢發展規劃」對公眾意見的反映，然後將建議案提交給波特蘭議會審議。市議會也「好萊塢發展規劃建議案」也召開了公開聽證會，對發展規劃做了一些小修改。2000年4月5日，市議會正式通過「好萊塢發展規劃」，該規劃成為法律。
蔡定劍說，在「好萊塢發展規劃」制訂過程中，公眾的高程度參與確保了最終的規劃達到目標，也使公眾能夠理解並支持議會通過發展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