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原文標題：從秦簡看法治帝國的細密之網
原文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作者：吳琪
本文編輯：秦夢蒹葭
雲夢秦簡出土前，秦律被描述為「繁似秋荼、密如凝脂」。秦律的出土，讓人感受到秦制度並不是後人所說的苛政，而是「秦代有法可依、執法甚嚴，秦法於吏於民都有絕對權威
同一套法律令一個國家走向繁榮強大的巔峰，卻又被指責成是令它驟然而亡的原因之一，何其唏噓。而小編只想說一句——以現代法治之文明先進譴責秦朝律法之野蠻落後，是非常荒謬的歷史觀。。。
透過兩千多年厚重的歷史塵埃，秦王朝留下的「苛政」符號，隨著秦簡的發掘有了另一層解讀——秦代法、律、令較完善，「奸邪不容，皆務貞良」，於是秦代官吏「慎遵職守」，凡事「細大盡力，莫敢怠荒」。秦律調整的範圍遍及國家、社會和家庭各個領域，達到了十分細密、詳備的程度，可以說從生產到生活，從個人到牛馬，從國家到家庭，基本實現了「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
秦王政三十二年，在帝國的一座叫遷陵的縣城，人們剛開始一天勞作。一個叫昌的人是這裡的最高長官。每天，官吏們都要經手大量公文，按秦制，凡在此地處理過的文件，都要仔細抄寫備份，建立檔案，以便查驗。負責抄寫檔案的是一些專門的寫手，在每份檔案後，都注有他們的名字。
這天，隸屬於遷陵縣啟陵鄉的鄉長夫正在向自己上級寫一封推薦信，在信中他提到鄉裡缺少一個裡長和一名郵差。這封信在正月戊寅朔甲午發往縣城，送到昌的面前。4天後，夫收到了縣長昌的回信，請求被駁回，更為嚴重的是，昌回信的口氣十分嚴厲。
夫和昌是服務於秦帝國的兩個普通官吏，他們不會想到，兩千多年後的公元2002年，年輕的古文獻專家張春龍，看到了這件事情的全過程。張春龍還發現了一個不同尋常的跡象：負責遞送這封公文的人，竟是一個有罪的女人。秦代的很多郵人平時在驛站旁照常勞作，一旦有重要信件便立刻出發。他們的足跡編織成維繫帝國統一的嚴密網絡。
這批秦簡總共3.6萬多枚，源源不斷地從湖南湘西古城裡耶的井下發掘出。簡上的文字達數十萬字，全部是秦代洞庭郡遷陵縣的官署檔案。裡耶秦簡基本是秦朝的檔案資料，涉及到法律的內容非常少，張春龍告訴記者，「有一些講到處理案件的結果，但沒有法律條文本身和犯罪的過程」。
但是為數不多的關於法律的記載，卻相當有趣味。比如有十幾條裡耶秦簡，「詳細記錄了不同官員的捕鼠數量，某人捕鼠七隻、某人十隻、某人三隻」。張春龍說，「一開始我們對這些記載大惑不解，對照1975年雲夢出土的秦律後就明白了，倉庫保管制度非常嚴格」。秦律規定，倉庫物資的保管責任重大，倉庫的牆垣要高，閒人不準靠近它，不是主管官吏不準入內。要悉心管理，要「慎守為敬」。違背這些規定，或發生火災，或損敗了物資的，「官吏有重罪」。捕鼠則屬於防止物資損敗的行為。
12連簡是張春龍的又一發現。在昏暗的井下，沾滿泥土的一組12枚簡緊緊地連在一起，其上文字詳細記載秦始皇時陽陵縣12人，因為過錯被罰款又無力繳納的事情，他們跋涉千裡來戍守洞庭郡。由陽陵縣各鄉裡到洞庭郡，這12個在洞庭郡服役的人，遇到老家的政府人員來催債，一級一級的政府官員都記下了他們處理這些事情的經過和時間。最後，洞庭郡的長官做結論，還是當依法辦事，並署上，「以洞庭司馬印行事」。
張春龍感慨地說，秦時官吏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讓今人感嘆，「每個人罰款的數額非常具體，最多一人欠債一萬七千多錢」。對照雲夢出土的秦律，無力繳納罰款的人，在政府部門幹活一天，如果自備夥食，得8個錢，如果不備夥食，一天6個錢。在裡耶秦簡中記載的案例處罰結果，「絕大部分跟經濟相關，比如繳納罰款，跨地區地大規模調動人員和物資，把鹹陽附近的人發送到湖南、湖北等地服役，又把這些地方的物資送往鹹陽等等」。
而這些案件處理結果，與1975年出土的雲夢秦簡相對照，就使兩千多年前的秦帝國又一次生動再現。秦律第一次現身，不得不歸功於秦代另一個小人物「喜」。在雲夢睡虎地秦簡出土以前，關於秦代歷史的研究，只能根據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及衛宏的《漢舊儀》。而「喜」最為重要的角色——秦朝縣級的法律官員，兢兢業業的他在墓葬裡留下了大量的秦國法典內容。
「喜」長眠在湖北雲夢，據歷史學家李學勤推測，「他可能是南郡長大的秦人」，這裡地勢高眺，形如臥虎。楚國令尹鬥彀於菟出生後被鄖夫人棄於夢中，一隻老虎臥於此地，給鬥彀於菟餵奶，於是此地被稱為睡虎地。1975年12月，震驚世界的雲夢秦簡就是由「喜」的墓葬向世人揭開。「我們開了棺之後，除了他的屍骨以外全部都是簡，頭枕的也是簡，頭兩邊也是簡，身上是簡，手裡還按著簡，腳底下還是簡。」
正是從墓中的法律條文得知，秦代對官吏的基本要求是「明法律令」，這樣才能做到「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作為秦始皇三十年以前的一位縣級官佐，「喜」也像秦代其他官吏一樣，必須把自己所在部門用律抄錄下來，並且熟記；所有官吏，每年年末都必須到御史(專管律令文書的官吏)那裡核對律令。官吏是執法者，故知法是第一要務。秦代提倡做好官，認為為官者不忠、不智、不廉都是大罪，均受法律約束。
雲夢出土的秦簡經專家研究整理，共歸納為《編年紀》、《南郡守騰文書》、《秦律十八種》、《效率》、《秦律雜抄》、《法律答問》、《治獄程式》、《為吏之道》等8種。主要是關於秦的統一戰爭，法律制度、秦的中央集權制度，以及統一度量衡和統一貨幣等各個方面的內容。其中，《秦律十八種》、《效率》、《秦律雜抄》、《法律答問》、《治獄程式》等更是提供了秦代大量的法律條文、案例和法律解釋。
在雲夢秦簡出土前，秦律被描述為「繁似秋荼、密如凝脂」。司馬遷記載荊軻刺秦王，荊軻手持匕首追著秦王在朝堂圍著柱子跑，殿上的武士只能高聲叫喊，卻不敢上殿。因為秦律嚴格規定，沒有秦王命令不準上殿。秦國制度的嚴苛，也由此可見。參與雲夢秦簡發掘和研究的武漢大學教授陳抗生說，西漢初年的儒生們，以賈誼的《過秦論》為代表，對前朝全盤否定，這裡邊既有意識形態因素，也有感情因素。但是這些評論性的東西，遮蔽了史實本身。秦律的出土，讓人感受到秦制度並不是後人所說的苛政，而是「秦代有法可依、執法甚嚴，秦法於吏於民都有絕對權威」。
雲夢秦簡記錄了戰國末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的制度思想。在這些記錄中，並沒有公開提倡法家「輕罪重罰」和「以刑去刑」之類的原則。陳抗生說，秦律確實嚴厲，「但並沒有崇尚暴力，並不完全是嚴刑酷法、草菅人命的法家風格」。
從更廣泛的歷史時空來看，雲夢秦簡以詳盡的史料記錄了秦國土地所有制的多元化推行。在國家對土地租稅合一的同時，又根據軍功爵位獎勵土地，從而使個人對土地也有了一定的支配權，軍爵制的推行，是耕戰政策的需要，也是推進戰爭的需要，土地私有制與國家授田制都受到法律的保護。
1975年，展現在專家面前的這1000多枚竹簡上，清清楚楚記載著秦人法律方面的各種規定。竹簡上有這樣一些內容：士兵不許冒領軍糧，違者戍邊兩年；私自買賣軍糧的士兵，同樣要受到懲罰。法律還規定：在飲食上，軍官的待遇與士兵不同。喜抄寫的竹簡最終提供了答案：在秦國，軍糧是由國家統一供應的。
秦軍徵伐楚國時，動用了有史以來最多的兵力。可以想像，在楚地廣袤的戰場上，旌旗招展、人喊馬嘶，到處都是安營紮寨的部隊。為了供應60萬人馬每日的消耗，後方運送糧草的車輛連綿不絕。
根據史書記載：一個士兵每月的口糧大概在40斤左右，秦國滅楚，戰爭打了將近兩年時間，需要的糧食至少在50萬噸以上。連年負擔如此沉重的軍糧生產，可以推想，沒有空前發達的農業，根本就無法保障這種規模的戰爭。
幸運的是，「喜」抄寫的1000多枚竹簡，為我們了解秦國的農業提供了線索。這些法律條文清清楚楚地顯示：兩千多年前，秦人是如何管理農業的。
播種時，水稻種子每畝用二又三分之二鬥；穀子和麥子用一鬥；小豆三分之二鬥；大豆半鬥。如果土地肥沃，每畝撒的種子可以適當減少一些。田律還規定：莊稼生長後下了及時雨和穀物抽穗，縣裡負責農業的官吏應及時向朝廷書面報告受雨、抽穗的土地面積，及已開墾而還沒有耕種的土地頃數。如遇旱災、暴風雨、澇災、蝗蟲及其他自然災害也都要詳細向朝廷書面報告。
國家用法律來保障所有農戶都用當時最先進的方法耕種。國家對耕作的管理，竟能具體到如此程度。
春秋戰國時期，牛開始代替人力耕田，它的意義在當時絕不亞於現代農業中用拖拉機代替耕牛。因此，牛的地位在秦國的耕戰國策中至關重要。
竹簡上說：各縣對牛的數量要嚴加登記。如果由於飼養不當，一年死三頭牛以上，養牛的人有罪，主管牛的官吏要懲罰，縣丞和縣令也有罪。在牲畜繁殖方面，「牛大牝十，其六毋子，貲嗇夫、佐各一盾。羊牝十，其四毋子，貲嗇夫、佐各一盾」。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負責餵養十頭成年母牛，其中的六頭不生小牛的話，飼養牛的人就有罪。如果十頭成年母羊，四頭不生育，相關人員也要受到不同程度懲處。法律史專家陳抗生說，「這些法律條文讀起來讓人挺感動，國家對生產的管理如此條理分明」。
法律還規定：農戶歸還官府的鐵農具，因為使用時間太長而破舊不堪的，可以不用賠償，但原物得收下。
這種農業生產的法律規定，從雲夢秦簡中，還滲透到各種秦代的考核制度中，給人深刻印象。陳抗生說，「從考核制度經常化和細化，可見當時法律的嚴格和管理水平之高」。比如，秦人對工程、手工產品、漆園和採礦冶煉等的考核十分嚴格，對落後者要實行責罰，連續三年落後者，更加重責罰。這樣一個團體，上至主管官吏、縣令、縣丞，既然福禍與共，就必須同舟共濟。《秦律雜抄》中的規定又有相當的合理性，「比賽落後而經濟上未造成損失的，雖也因其無能而廢其官職，卻並不給與經濟上的制裁」。
秦代法、律、令較完善，「奸邪不容，皆務貞良」，於是秦代官吏「慎遵職守」，凡事「細大盡力，莫敢怠荒」。秦律調整的範圍遍及國家、社會和家庭各個領域，達到了十分細密、詳備的程度，可以說從生產到生活，從個人到牛馬，從國家到家庭，基本實現了「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秦人的生活是否如《史記》所說「赭衣半道」(走在路上，有一半的人都是穿著粗麻做的赭衣囚徒)呢？而「劓鼻盈累，斷足盈車，舉河以東，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的說法又是否誇張呢？
雖然有了湖北雲夢、湖南裡耶等地的秦簡發掘，在這些文字資料上，今人想一窺秦人的生活狀態，似乎依舊困難。在有限的文獻記載中，秦朝以相當理性的方式，留給後世「制度大於人」的強烈印象。
而據史料記載，秦人並非自古就有法治觀念，商鞅變法初期，老百姓並不願理會與以往習俗相悖的律令。商鞅就心生一計，他在鹹陽的西門口立了一個大木頭，張貼一個告示，許諾誰把這根木頭從西門搬到東門，就賞金一千。有壯漢移木，商鞅兌現自己的諾言，一諾千金，變法乃成。
《雲夢秦簡·語書》中說：對私鬥、拾遺、私徙、遊食、非時砍伐林木，還有投為匿名信、巫蠱、戶籍報不實，向大街拋穢物、灰燼等各種不良行為，均視為犯罪，官吏「知而不舉」，甚而「養匿邪僻之民」，就要嚴加追究，嚴加管束。
於是生活在秦代的人們，每個人都好似國家高速運轉機器的一環，必須全力以赴跟上節奏。對於秦人來說，只有農業生產成績突出和戰功卓著，才能造就自己上升的途徑。《史記·貨殖列傳》記載了巴地一個叫做「清」的寡婦，因為開礦有功，財富積累迅速，「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一個偏遠地方的寡婦，勤勞致富，在獎勵生產的秦朝備受讚譽。
這種以生產為重的思想，也體現在了法律制度上。自商鞅變法起，秦對全國的經濟實行嚴格的控制，並用法律手段調整各種經濟關係。《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提到的秦法規有30多種，其中經濟法規就有11種，佔有相當大的比重。有關於維護鄉間社會秩序、農事管理、田賦徵收和土地分配的《田律》；關於糧草、甲兵、財帛等物品管理的《倉律》；關於管理畜牧業生產的《廄苑律》；關於府藏管理的《藏律》；關於官營手工業的《工律》；關於調度手工業勞動者的《均工律》等等。
而與常人想像的動輒酷刑的懲罰不同，「睡簡」中記載的刑罰種類，遠比殷、周文明。對此專門做過研究的陳抗生說，雲夢秦簡中記載的死刑案例僅5起，判處死刑的行為有「譽敵而恐眾」者、唆使少年人犯罪、親兄妹私通等幾例。其他多半是「貲罪」，也就是一種經濟懲罰，「貲」的東西一般分四類，貲甲、貲盾、貲錢和貲徭役。甲、盾都是保證國家戰爭時武器之用，徭役保證大量的勞動力，可見秦朝的法律懲戒，最終都會以保證充足的生產力為前提。
對囚犯的懲處，「也多以不使囚犯喪失勞動力為標準」。比如從用刑的種類來看，貲：罰款，通常以甲、盾的價值來計量，或用罰勞作、罰戍邊來衝替。偷採人桑葉不值一錢，「貲徭三旬」，是用30天的強迫勞動來充罰。交不出錢者，還有用「貲戍」，即以限期守邊來充罰。贖：用出錢的辦法來贖已判之刑。也可以用服勞役、守邊來折算。耐：又稱「完」，剃去鬍鬚、鬢毛以羞辱之，但保存頭髮。髡：剃光頭髮，重於耐刑。黥：墨刑，額上刺墨痕。笞：鞭打責辱。秦人生活在嚴密的法網之下，無論官吏或黔首(百姓)，都受到明確約束。
在雲夢秦簡《治獄》裡，對審訊官吏也提出律令要求，「嚴刑逼供是不提倡的」：審理案件，能根據記錄的口供進行追查，不用拷打而察得犯人的真情，是最好的；施行拷打，不好；恐嚇犯人，是失敗。
「審訊案件，必須先聽完口供並加以記錄，使受訊者各自陳述，雖然明知是欺騙，也不要馬上詰問。供詞已記錄完畢而問題沒有交代清楚，於是對應加詰問的問題進行詰問。詰問的時候，又把其辯解的話記錄下來，再看看還有沒有其他不清楚的問題，繼續進行詰問。詰問到犯人辭窮，多次欺騙，還改變口供，拒不服罪，依法應當拷打的，就施行拷打。」
當然，今天看來秦律仍然有諸多「殘暴」之處，比如光是死刑的執行方法，就有20多種。連坐原則，即一人犯罪，全家、親屬、鄰裡或其他有關係的人一同株連受罰，通過此種嚴酷方式控制百姓。
秦國自戰國中期孝公用商鞅變法後，國力日漸強盛。孝公死後，商鞅被政敵誣陷而遭車裂。《韓非子·定法》提到：「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章太炎在《商鞅》一文中所言，「法者」，「制度之大名」。商鞅變法，是實行政治改革，其中包括法律制度。他提出「不法古，不修今」的口號，認為效法古代則落後於時代，保守現狀就跟不上形勢的發展。從歷史觀上為法家變法革新和實行「法治」提供了有利的依據。
陳抗生說，中國政治思想開始與法治思想走到一起，秦律提供了一個極好的例證。
自秦孝公死後，中經惠王、武王、昭王等，及至秦二世亡國，歷時130餘年。其 中為丞相、相國者，有張儀、樗里子、甘茂……呂不韋、李斯、趙高等人，他們來歷不同，政治主張也不盡一致，雖然不能說法家在當時是統治地位，但是從秦孝公以來的制度，得到了很好的傳承。包括律令在內的法律得到發展，秦法已經是總結前代的法律令而來，相當成熟全面。
秦始皇更是堅持「明法度，定律令」，通過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等手段，建立了「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
陳抗生提到，後代評說給秦始皇留下「焚書坑儒」的罵名，而對歷史學家來說，真實的秦始皇除了李斯以法家思想影響他以外，五德始終說和神仙方術之士也十分受寵。《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由此可見秦始皇與儒生的親密關係。直至始皇晚年，朝中至少還有存著歧見的「博士七十人」。秦始皇於三十四年焚書，三十五年坑儒，曾遭到長子扶蘇的反對，說明儒家思想直至秦始皇晚年，仍然對秦的政治生活發生巨大影響。秦朝頒發給官吏的條文，《為吏之道》好似一個「大拼盤」——結合了儒、法、道、墨等各種思想。「凡為吏之道，必精潔正直，謹慎堅固，審悉無私，微密纖察，安靜毋苛，審當賞罰……」
在司法制度上，「漢承秦律」，秦律為後世的法律制度提供了較為完備的基礎。秦朝已建立完備的中央、地方司法組織體制。在訴訟形式上根據訴訟人在案件中的地位，分為糾舉和告劾兩種，類似於現代的公訴與私訴之分。私訴又根據家庭倫理觀念分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審判過程除重口供外，也注意收集證人證言和物證，並對刑訊逼供有所限制。《封診式》中載有許多勘驗調查筆錄，即「爰書」，表現出對證據的注重和法醫檢驗、司法鑑定技術水平的高超。秦律還有關於判決及上訴即「讀鞫」、「乞鞫」制度以及有關法官責任的細密規定，其司法制度和訴訟制度比較發達和完備。秦朝非常重視農業生產，關心農耕、獎勵戰功的制度，得到法律明確保護。「這些都是秦律留給後世的積極因素。」
秦律刑罰原則中的刑事責任年齡、累犯加重處罰的原則、集團犯罪加重處罰原則、自首減刑原則、消除犯罪後果減免刑罰的原則，讓人驚嘆兩千年前法律的完備。
只是到了秦二世，趙高專政，李斯為了自保，也貫徹重刑主義，強調深督輕罪。他認為君主只有使用煩苛的刑罰來監督臣民，才能行使自己的絕對權威，就沒有人敢欺君犯上了。李斯的法律思想和實踐對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商君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為明主而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陳抗生說，韓非用刑以止刑，而李斯為重刑而用重刑，基本背離了法家的初衷，於秦始皇時期的法治相去甚遠。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不要以秦王朝後期走向末途的暴政，來想像整個秦王朝的制度。從秦律裡邊探索它必然強大的原因，或許對於我們更有借鑑意義」。
秦始皇帝
【「秦盟」官方訂閱號，致力於探索歷史上真實的秦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