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汝傑
復旦大學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漢語方言學、文化語言學、社會語言學。
遊汝傑
（復旦大學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語言處於不斷演變的過程中。造成語言演變應該有多方面的原因：生理的，心理的，語言結構本身的，社會的，文化的，等等。文化語言學研究語言演變的文化原因，語言與其他文化現象的關係，以及文化語言學與鄰近學科的關係。關於文化的含義，眾說紛紜，我們是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即文化是指人類在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上的積極創造。由於文化的內涵非常豐富，文化語言學也勢必涉及多種學科和許多領域，可以說文化語言學是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學問。本文所論文化制度就涉及國家治理和政治學、郡縣制度和歷史地理學、書院制度和教育學、言辭規範和社會學等。
語言在歷史上的宏觀演變和微觀演變有一部分是文化上的原因造成的，而語言的現狀是語言歷史演變的結果，所以研究語言的歷史和現狀及其演變過程都必須研究語言的文化背景。這就是我們所謂「文化語言學」的精髓之所在。
上述文化語言學的基本理念是就語言的一般性質而言的，凡語言皆如此，並不限於漢語。不過由於中國文化具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和極其豐富的內涵，它與中國的語言和文字又有錯綜複雜的引人入勝的關係，所以文化語言學在中國應該是大有可為的。本文討論中國古代的幾個文化制度和漢語演變的關係。
漢語的方言紛繁歧異，書面語卻是統一的。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和文化重心是在官話（北方方言）區，書面語也向來是以官話為標準的，在現代就是以普通話為標準。方言區的年輕人現在讀書一般都用普通話的語音，但是舊時代方言區的人讀書一般都用比較接近官話的「讀書音」，即「文讀音」。文讀音跟平時說話時用的「說話音」即「白讀音」有所不同。例如在廈門話裡，「北」字讀書時讀［pɔk］，平時說話讀［pak］。有的字只見於書面語，口語不用，因此只有文讀音，例如「臉」字，廈門話口語不用，口語只用「面」字。因此「臉」在廈門話裡只有［dian］（老廈門話沒有邊音l-，古來母和泥母、日母都讀為d-）這個文讀音，沒有白讀音（李如龍1963）。除了這些僅用於讀書、不用於口語的字以外，在同一種方言裡，每一個字都至少有一個白讀音，只有少數字既有白讀音，又有文讀音，稱為「文白異讀」，例如「大」，在上海話裏白讀音是［du6］，文讀音是［da6］。一般認為白讀音是內源音，即來自本方言內部的讀音；文讀音則來自標準語，是外源音。文讀音最初用於讀書，故又稱「讀書音」，後來也滲透到口語詞彙，大多是「文理詞」，即較文的詞。例如上海話「大學、大會、大概、大餅」中的「大」，即用文讀音［da6］，「大門、大風、大碗」中的「大」則仍然用白讀音［du6］。所以文讀音並非僅僅用於讀書，口語也用。表1是上海話文讀音和白讀音的應用實例，文讀音較接近北京音，多用於文理詞，白讀音多用於土白詞。表中的字音用國際音標標音，用數字標調號。
各地方言中文白異讀字的數量是不等的，最多的是閩語，有1000多個，一般吳語只有200個左右。有的方言白讀音和文讀音的語音系統不同，文讀系統用於讀書，例如江蘇的丹陽方言，並定群等全濁聲母平聲字有文白兩種讀音，文讀音近官話，白讀音近周邊吳語。「丹陽方言處在吳語和江淮官話的交界，讀書音接近江淮官話，說話音接近吳語，文白異讀的字多。讀書音有四個字調，分別相當於古音的平、上、去、入四聲；連讀不變調。說話音有六個單字調（四個跟讀書音的字調相同），連讀多變調。」（呂叔湘1980）更有甚者，有的方言的文讀音系統用於與外地人通話，例如浙江的金華方言，文白異讀字數量比周邊吳語多得多，「梅、三、安、多、瓜、千」等字都有文白兩種讀法。
那麼，方言中的文讀音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如何形成的呢？
文讀音的形成與古代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密切相關。
太學是古代中國最高的教育機構。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學，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在長安建立太學。最初太學中只設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漢元帝時博士弟子達千人，漢成帝時增至三千人。此後歷代皆有太學制度，後代又稱「國子監」，學生來自全國各地。授課往往採取大課方式，聽課人數不等，最多者可達千人，也有小課堂教學。學習期限最多要七年。太學生學業期滿後，很多都是返回鄉裡從事教學工作，或充任地方官吏。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方言母語不同，老師授課使用何種方言沒有文獻記載，最大的可能是使用當時的「雅言」。回到家鄉的博士弟子應該就是把最早的文讀音帶到各地方言的人。
漢唐兩代國家的公立學校極盛，宋元明清則盛行私立的書院制度。太學是官辦的，古代的書院則多是民辦的。書院始於唐代，盛於宋初。宋代的四大書院是河南商丘的應天書院、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明代書院發展到1200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辦書院。清代書院多達2000餘所。書院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近千年，唐宋期間以私人創辦、私人講學為主，元明時官方加強了控制，到了清代幾乎完全官學化，這是書院發展的總趨勢。各地書院的教學語言未必是標準的官話，因為教師的籍貫五花八門，但即使是用方言教課，也應該是儘量使用文理詞和讀書音（即文讀音）教學的。
此外還有遍布城鎮和鄉間的大量私塾，其教師有一大部分是科舉考試的落第者。各地私塾普遍要求學生念誦、背誦四書和《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古文觀止》等，而誦讀這些文獻，讀書音是不可或缺的；進而教學寫詩填詞、作文，學生要懂四聲、平仄、音韻，以應付科舉考試。書院和私塾於民國時代開始衰微，漸漸被新式學堂代替，但是文讀音早已植根各地方言。
文讀音產生的直接原因則是隋唐時代產生的科舉制度。
漢代的「鄉舉裡選制」和三國魏晉時代的「九品中正制」有一個共同的流弊，就是官員個人權力過大，難免夾雜私心，導致失去公平。隋唐時代創設的科舉制度，是一種公開競選的才智考試制度，它比上述「鄉舉裡選制」和「九品中正制」都要公平合理，也給一般百姓以更多的機會。科舉制度起初只考策論或訓詁，即國家政策的理論問題或古代經籍的訓釋。這兩種考試內容往往雷同，答卷常常流於空泛，難以考出才智的高低，所以後來改為偏重詩賦一項（錢穆1993）。而押韻和平仄的準確與否是評判考卷的重要標準。「最早期的北宋進士考試遵照唐制。晚唐對詩賦的格律要求比較嚴格，落韻的答案一律不及格。」（平田昌司2016）以詩賦取士的制度一直延續到科舉制度廢止，晚清科舉進士科的制度規定從縣試、府試一直到會試、殿試，每個階段都必須作一首試帖詩（五言六韻或八韻的排律）（蔣寅2014）。
詩賦講究平仄，有種種韻律限制，因此讀書人普遍重視字音規範。詩賦的音韻標準是《切韻》及其後裔《廣韻》《韻略》《集韻》《禮部韻略》等，清代應試的音韻標準則是「平水韻」，平水韻把《廣韻》的二〇六韻合併為一〇六韻。寫詩填詞常參考的《佩文韻府》也屬平水韻系統。《切韻》系統韻書的音韻標準始終支撐著科舉考試。而標準韻書的字音規範自然是帝都所在的北方話的語音。以北方話為基礎的文讀音因而在各地方言裡越來越發達。各地文讀音的形成、穩定和發展大多得益官方和民間的教育事業，即由教師傳承，然後進入民間。
近代在各地流行的地方戲，例如京劇、越劇、黃梅戲等，其語言特點之一是書面語化，即多採用文理詞和文讀音，例如越劇的官白「遇文白異讀時，文讀和白讀可以互換的，舍白讀而取文讀。如『未』取［v］聲母，而舍［m］聲母；『人』取［z］聲母，而舍［ȵ］聲母。在現代越劇舞臺，這是主流」（黃瑋2006）。在舊時代，聽戲是一般民眾主要的休閒活動，地方戲對文讀音在民間的傳布顯然也能起作用。例如，溫州是個小城市，在20世紀30年代人口只有十來萬，戲班卻不少，有琴娛社、大高升、小高升、永昆等，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有演出。城裡有個稱為「戲局」的機構，每天在門口掛牌公布當天各戲班在各廟宇演出的劇目（遊修齡2020）。除了正規的戲班外，還有草臺班。地方戲曲的繁榮一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電影盛行之後，才漸漸衰微。
文讀音在歷史上長盛不衰、在現代愈益發展的更深刻的文化背景，則是各地方言中的文讀音更加接近北方話，而北方話向來是民族共同語或標準語的基礎方言。當代鋪天蓋地的普通話媒介，更是大大促使方言產生大量新文讀音。例如上海話「如果」的「如」原讀［zɿ］，新增文讀音［lu］；「弱國」的「弱」原讀［zaʔ］，新增文讀音［loʔ］。
現代中國人不難讀懂2000多年前的儒家文獻，例如孔夫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固然是因為漢字是表意兼表音的文字，也與秦始皇制定的「書同文」政策和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密切相關。秦始皇用秦國文字統一六國文字，其事見於許慎《說文解字敘》：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書同文」不僅統一了字形，也統一了漢字（語素）本身。統一的漢字不僅有利於國家的統一、大國的治理，也有助於漢語與中華文化的世代傳承。
漢語方言聽起來紛繁複雜，語音差別很大，互相不能通話的不少。有人甚至認為粵語、閩語和吳語是與漢語並列的獨立語言（李敬忠1990）。漢語是單音節語素語，一個詞的中心語素寫下來就是一個漢字，相當於印歐語的詞根。歷史語言學比較語言的親緣關係，主要依據語音對應規律和同源詞，而確定是否同源詞主要是依據比較詞根。本文不討論語音對應規律，僅探討各大方言的中心語素的接近率，以及接近率高的成因。
美國學者Swadesh（1950）提出的語言年代學（glottochronology），假設用200個基本詞比較各種語言，其結果可以說明其相互間的親疏關係，並假設每過1000年同源詞的保留率為81%。日本學者王育德（1960）用語言年代學方法研究了漢語各大方言的接近率及其分化年代。該文比較了北京話、蘇州話、廣州話、梅縣話和廈門話，分別代表官話、吳語、粵語、客家話和閩語五大方言，所用的材料是日本學者平山久雄、橋本萬太郎等5位學者調查記錄的。王育德用Swadesh設計的包含200個基本詞的詞彙表，比較五大方言的異同：將五大方言兩兩相配，共得10組，計算出各組方言中相同詞彙的百分比，結果如表2所示。共同率最高的組是北京和蘇州，高達73.47%；最低的組是北京和廈門，也達51.56%。
如果擴大參加比較的詞彙數量，情況會怎樣呢？筆者曾採用《漢語方言詞彙》（第二版）（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2005）所收的1230個詞比較各大方言詞彙的接近率。我們僅拿各個方言詞彙中的「中心語素」進行比較，中心語素相當於印歐語的詞根。現代漢語詞有雙音節化趨勢，許多詞是雙音節的，我們只取其中的中心語素用於比較，例如「月亮、老虎、兒子」只取其中的「月、虎、兒」。統計結果是：上海話和北京話之間的詞彙接近率為64.88%，粵語和上海話的接近率為41.93%，粵語和北京話的接近率為48.24%。見表3。
如果將五地放在一起比較，在1230條詞目中，中心語素完全相同的詞有459個，佔37.3%。這個比率是相當高的，因為參加比較的詞有1000多個，其中大多已超出基本詞彙的範圍，只是一般詞彙。要知道Swadesh用於比較語言接近率的兩張核心詞彙表，一張只有100個詞，另一張也只有200個詞。
漢語是單音節語素語，而一個語素相當於一個漢字。各地漢語詞彙如果一一對比，會覺得千差萬別，但如果把詞彙看作系統，進行交叉比較，就會發現，這些詞彙基本上都是用共有的語素即統一的漢字組成的。例如「眼睛」，閩語稱為「目」，北京話稱為「眼睛」。北京口語雖然不稱「眼睛」為「目」，但是「目」這個語素並不陌生，它也用於「目測、目光、盲目、眼目」這些詞中。所以就「目」這個語素而言，北京話和廈門話具有同一性。這樣的閩語詞還有「滾水（開水）、行（走）、晏（晚）、落課（下課）、曝（曬）、泅水（遊泳）」等。
大多數方言詞都可以用通用的漢字記錄，不過各大方言中確實有些詞是無字可寫的，或者只能用方言字或生僻字來寫。這樣的詞數量是很少的。筆者曾統計《漢語方言詞彙》（第二版）中的1230個詞，在吳語蘇州話、閩語廈門話、客家方言梅縣話、粵語廣州話與書面語或北京話中各有多少個詞是不能用通用漢字記錄的。統計結果見表4。廈門話最多，佔8%；蘇州話最少，僅佔1%。平均僅佔4.5%。這說明各大方言詞彙基本上是由共有的語素（漢字）構成。
總之，自「書同文」政策和制度實施以來，漢語的單音節語素，即漢字，貫穿漢語歷史2000多年，它是構成漢語各大方言詞彙的基本單位，是各大方言向心力之所在，也是維護漢語及其各大方言同一性的脊梁。
現代中國以普通話為「通用語言」或「標準語」，那麼中國古代有沒有通用語言或標準語呢？
《論語·述而》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字借為「夏」。「夏」是西周王畿一帶的古名。所以當時的「官話」即王畿一帶的方言，也即周室所用的語言。士大夫所作的詩歌和外交場合上所用的語言都是「雅言」。當時的外交場合常常有賦詩言志的事，所以各國的士大夫不僅都會作詩，而且大家在詩中所用的語言必須相同才能相互「言志」。在朝、聘、令、盟等場合也必須有一種統一的語言。「雅言」對於周天子與各國的聯繫和各國間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當時或後來的經典著作也都是用雅言寫的，如《易傳》《論語》。
不過古代的雅言還不是一般人日常使用的通用語言，而是比較接近文學語言，可以說是沒有明文規定的標準語。標準語性質的雅言在後代一直存在，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本體規範也有所演變，而變來變去都還是以北方漢語為基礎。例如北朝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說：「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核古今，為之折衷，搉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這是說當時以帝都所在的金陵和洛陽的語音為正音。明清時代的標準音則是北京音。
當時的士大夫很重視口語音辭的規範，以彰顯士族門第，例如《顏氏家訓·音辭》說：「吾家兒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為己罪也。」史書對言辭不正者多有所批評，例如《北史·儒林傳上·李業興》說：「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舊音」是指「方言語音」。又如《北史·儒林傳上·郭遵》：「郭遵者，鉅鹿人也。……出自賤微……語言布置極為輕率。」
自從隋唐實行科舉制度以後，言辭規範更成為考核標準，唐人科舉及第，次年還需通過吏部詮試，才能正式入仕。而吏部的考核內容是「身言書判」，即「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新唐書·選舉志下》）這裡所說的「言辭辨正」是以「中原雅音」為標準的。
明代沒有「國語」（national language）這樣的名稱和概念，而清代所謂「國語」指的是「滿語」。但是可以說明清時代實際上已經實施「語言地位規劃」和「語言本體規劃」，即以官話為國語，以北京音為標準音。「官話」這個名稱最早見於何良俊（1495～1575）《四友齋叢說》（魯國堯1985）。明清時代的官話演變為民國時代的國語，在現代則稱普通話。關於明代標準語的性質，語言學界有南京官話和北京官話兩說，筆者贊同北京說。
官話地位的凸顯和官話的推行，就文化制度而言，與「選官制度」和「異地為官」制度關係最為密切。
言辭端正自古以來就是士大夫和政府官員追求的文化修養，也是入仕的實際需要，朝廷議事、禮儀，如官員報告履歷、回答皇帝提問等，都是要使用中原雅音（標準語）的。到了明清時代，官話更成為選拔官員的標準之一。據俞樾《茶香室續鈔》卷九《明初抑南人重北人》條載：
明彭時筆記云：「上御文華閣，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常選庶吉士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端重、語音正當者二十餘人為庶吉士，止選北方人。若南方人有似彭時者可選取。』是日詣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按此乃天順間事。其時重北人而抑南人如此，且以語音為主，宜乎南人之難其選矣。
這段話說明當年選拔庶吉士的重要標準是會說北方話。所謂「庶吉士」，是從進士中選拔，屬翰林院的官員，為皇帝近臣，負責起草詔書，為皇帝講解經文。那些科舉及第者如果不會說官話，就會失去當官或升官的機會，這自然會提高他們學習官話（北方話）的積極性。
「異地為官制度」也凸顯了官話的重要性，因而增強了官話的推廣力度。「異地為官制度」始於漢代，一直相沿執行到清末，主要規定是地方文武官員及幕僚不能在原籍省份任職，清代則是規定不能在距離原籍500裡以內的地方任職，意在迴避官員的裙帶關係，削弱地方勢力，加強中央集權。但異地做官同時也帶來語言障礙問題，官員使用原籍的方言，與當地人無法溝通。歷史上有4種解決的辦法：一是官員學習當地方言；二是聘用翻譯人員；三是筆談，即當面文字交流；四是官員和當地人都學會說官話。要求官員通曉當地方言並非易事，如果官員調任別的地方，又要學習新的方言，很不現實。翻譯人員常因語言能力所限，或因個人私利，居中「改易言辭輕重」，「一語之訛，毫釐千裡」。筆談費時費力，並且常常不能充分達意。實踐下來，還是第四種辦法最為有效，即雙方都用官話交流。是故，清政府曾通令各地教學官話，並且嚴令不能官話者不得參加科舉考試。其事見於《欽定學政全書》卷六十五《雍正六年議準》條：
查五方鄉語不同，而字音則四海如一，只因用鄉語讀書，以至字音讀慣，後雖學習官話，亦覺舌音難轉。應令該督撫學政，於凡系鄉音讀書之處，諭令有力之家，先於鄰近延請官話讀書之師教其子弟，轉相授受，以八年為限。八年之外，如生員貢監不能官話者，暫停其鄉試，學政不準選送科舉；舉人不能官話者，暫停其會試，布政司不準起文送部；童生不能官話者，府州縣不準取送學政考試。俟學習通曉官話之時，再準其應試。通行凡有鄉音之省，一體遵行。
這段話的前半段是通令各地教學生從小用官話讀書，下半段是嚴令各地學政禁止選送不能官話者參加各級科舉考試。
五方鄉音不同，以福建、廣東兩省的閩語、粵語和客家話為最，所以雍正皇帝曾特別命令內閣大臣要求閩粵兩省官員革除鄉音，學習使人通曉的官話。這個諭旨頒發於雍正六年（1728年），見《雍正實錄》卷七十二：
諭內閣：官員有涖民之責，其語言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辯理無誤。……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州府縣有司及教官，遍為傳示，多方教導，務期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為鄉音，則伊等將來引見殿陛，奏對可得鮮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於通達矣。
領此諭旨，清代雍正年間閩廣兩省所屬州府縣都興辦「正音書院」，聘請當地旗人或能官話者為教官，招收秀才、舉人學習京音。但效果不佳，至清代中期逐漸停辦，最後停辦的是福建邵武正音書院，先後有百年歷史。
上述清代雍正年間官方正式頒布的兩項語言規劃雖然實施效果欠佳，但是顯然提高了人們對官話重要性的認識，對推廣官話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據說從福建西北部的邵武到浙江西南部的江山一帶流行的一種官話，其由來與當年正音書院的努力密切相關。文讀音是方言在字音層面上的官話化，在口語層面上推廣官話無疑也有助於文讀音的鞏固和發展。
郡縣制度始於春秋戰國時代，最終成形於秦代。《漢書·地理志》載：「秦遂併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寸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蕩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者矣。」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分全國為三十六郡，如會稽郡、閩中郡、長沙郡、桂林郡等，郡下有縣。郡是一級行政區劃，縣是二級行政區劃。漢、三國、南北朝、隋繼承秦朝的制度。唐代政區分為道、州、府三級，北宋分為路、州、縣三級，南宋分為路、府、縣三級，明清分為省、府、縣三級。現代則演變為省、地區（市）、縣三級行政區。郡縣制度意在由中央直接管理地方，地方處於中央的管轄之下，有利於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國家統一。地方官員由朝廷直接任免，任期有限，不能世襲。與郡縣制度相輔相成的是秦代在全國推行的戶籍制度。郡縣制的創立標誌著官僚政治取代血緣政治，同時，始料未及的是，郡縣制對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古代中央政府劃分行政區劃的基本原則是「山川形便」，特別是二級行政區。所謂「山川形便」，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以山脈和河流作為行政區的自然分界線」。通常會選擇山嶺為縣與縣之間、府與府之間的界線。因此大的山脈兩側常常分屬不同行政區域，或者說江河的分水嶺往往是府、州的分界線。「山川形便」雖然是自然地理概念，但實際上與人文地理密切相關，因為從「山川形便」劃分出來的區域往往民系、風俗和語言類似，交通便利，交流頻繁。久而久之，這種類似性會越來越強，並且形成系統。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合力加強了方言內部的一致性。例如寧波府和紹興府的界線是大明山，台州府和金華府的分界線是大盤山，台州府和溫州府的分界線是括蒼山，溫州府和處州府的分界線是洞宮山，衢州府和處州府的分界線是仙霞嶺。這也就間接阻礙了山脈兩側人們的來往。同時，大山之間往往有東西走向的河谷，這一個個河谷便是自成系統的行政區和方言片，以浙江省為例，甬江水系流域相當於寧波地區和吳語太湖片甬江小片，曹娥江水系和錢塘江下遊（富春江和浦陽江）流域相當於杭州地區和紹興地區及吳語太湖片臨紹小片，靈江水系流域相當於台州地區和吳語台州片，楠溪、甌江（下遊）、飛雲江和驁江流域相當於溫州地區和吳語甌江片，甌江中遊和上遊（好溪、松陰溪、龍泉溪、大溪、小溪）相當於麗水地區和吳語麗衢片處州小片，錢塘江上遊（衢江、常山港、江山港）流域構成衢州地區和吳語麗衢片龍衢小片，金衢盆地的東部及東陽江、武義江、義烏江、蘭江流域構成金華地區和吳語婺州片。
郡縣制度是中國文化的固有特點之一，兩千多年來一直穩定發展，對漢語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影響極大。
方言地理是一種人文現象，研究方言地理必須考慮它的文化背景。漢語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跟中國文化的固有特點關係很大。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農業社會，除非戰亂或荒災，一般人都視離井背鄉為畏途，在昇平時代活動範圍大致限於本府之內。這樣的文化背景使歷史行政區劃與漢語方言區劃，尤其是次方言區劃有極為密切的關系。研究漢語方言地理的人不難發現：舊府州轄境內的方言內部有很大的一致性。這樣的例子在許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如浙江的溫州府、江蘇的徐州府、上海的松江府，其方言的內部一致性都是顯而易見的（周振鶴，遊汝傑2019）。如果從中國文化的特點來考察，這種現象是很容易理解的。
一方面，中國的經濟自古以來就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歷代都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承平時代一般百姓都安居樂業，廝守田廬，鄉土和宗族及地域觀念很強，除非有戰禍和天災的威脅，都視背井離鄉為畏途。是故方言世代傳承，不易變更。另一方面，我國自秦代開始就實行郡縣制度，即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其歷史之悠久、區劃之嚴密、管理之有效，為世所罕見。舊府（或州）是一群縣的有機組合體，府治即一府的文化中心，也是本府權威方言之所在，例如嘉靖《上海縣誌》載「方言視華亭為重」，當時的上海縣屬華亭府（後改稱松江府）。在農業經濟社會裡，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大都不超出本府之外。上述兩方面的文化背景自然使得一府之內的方言趨於一致，因此歷史行政地理還可以作為擬測古代漢語方言區劃的重要線索。此外，在給現代漢語方言分區的時候，也可以把歷史行政地理列為重要的參考項，在府境長期穩定的地區尤其應該如此。
例如福建的福州相當於今閩語閩東片，興化軍相當於莆田片，泉州和漳州相當於閩南片；浙江的溫州府相當於吳語的甌江片，台州府相當於台州片，金華府相當於婺州片。婺源今屬江西，徽州今屬安徽，方言卻同屬一個系統，即徽州話。原來婺州（今婺源）在中唐置縣以後，一千多年一直北屬歙州（後改徽州），20世紀50年代以後，才劃歸江西。
漢語方言地理格局是宋代奠定的，宋代的行政區劃和現代方言區劃，事實上有不少重合之處。例如，現代廣東省方言基本分為三大區，即以廣州為中心的粵語，以梅州為中心的客家話和以汕頭為中心的潮州話（閩南話的一種）。其中粵語和客家話分界線的北段和南段跟宋代的行政區界線完全吻合，北段即廣州府跟英德府和連州的界線，南段即廣州府跟惠州的界線。中段新豐、佛岡和龍門縣地南宋屬廣州府，但現在使用客家話，略有出入。粵東閩南話和粵語的分界線雖然跟南宋的行政區界線不能完全吻合，不過東段的出入僅兩縣，大埔和豐順舊屬潮州府，今通用客家話。又如陝南的漢中地區，在宋代之前和今四川同屬一個一級行政區，所以至今漢中的方言還是接近四川話，四個聲調的調值跟四川話完全相同，當地人稱他們的話為四川話。
古代的人口和方言擴散往往與行政區的析置密切相關。一個地區的居民說同一種方言，後來人口逐漸增加，就向臨近地區擴散，政府也就設置新的縣來管理這些移民，方言也因此擴散到新的縣。母縣和子縣關係緊密，民系和方言相類屬，在行政上同屬一個政區。下面舉兩個例子。
秦末浙南只有大末（今衢州）一縣。東漢末大末人民溯烏溪，越仙霞嶺，下松陰溪，開闢新家園。當時政府在松陰溪上遊置遂昌縣，在其下遊置松陽縣，以管理這些新移民。後來人口又擴散到甌江中遊，所以隋代在甌江中遊置麗水縣。唐代則因人口進一步向下遊擴散，而置青田縣。至今這些地方的方言仍然較接近，自成吳語的次方言區，即今麗衢片。
古代縣的析置往往意味著人口及其方言的擴散，即子縣的人民及其方言是由母縣遷移過去的。例如浙江東南沿海一帶的吳語，內部一致性很強，究其原因，與這一地區歷史上縣的析置關係極大。瑞安和永寧（今溫州）是從回浦析置的，平陽和樂清是從永寧析置的，泰順則是由平陽和瑞安兩縣析置的。至今這些地區的方言仍較接近，自成一個吳語的次方言區，大致相當於今甌江片。見圖1。
方言地理格局與歷史政區密切相關，是中國文化和漢語方言的特點，在歐洲與方言地理關係密切的則是宗教地理，在法國，主教所在的城市，其方言會影響整個教區；德國的情況也一樣；在瑞典，同一教區內的方言往往相同，方言界線很少不跟教區界線相重合的（Francis 1983）。
中國古代的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造成漢語方言中的文讀音；自秦代以來延續至今的「書同文」政策是漢語各大方言保持同一性的中流砥柱；古代的言辭規範和異地為官制度是官話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原因；漢語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與古代的行政區劃密切相關。
如果從甲骨文算起，漢語已有三四千年的歷史，現代漢語是歷代漢語演變發展的結果，漢語及其方言的現狀，不僅與語言本體發展規律相關，也與中國悠久的歷史和文化相關。本文涉及的文化制度大都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現代的普通話來自詩經時代的雅言、唐宋元時代的中原雅音、明清時代的官話和民國時代的國語；現代漢語各大方言的同一性可以追溯到秦代實行的「書同文」政策；現代漢語方言地理格局是在宋代奠定的，並由此可以上溯秦代建立的郡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