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1日，是作家王小波逝世二十周年的紀念日。在這天，王小波遺孀、社會學家李銀河和導演程耳一起，聊王小波，聊他的作品，聊他的作品和時代的關係。
李銀河：王小波寫的是人性本身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心臟病突發，在北京逝世，那一年他45歲。2017年4月11日，是王小波逝世二十周年的忌日。這天早上，王小波的遺孀李銀河去給王小波掃墓。好多王小波的粉絲也去了。有的獻花，有的給王小波帶了二鍋頭和煙，還有個人寫了一張紙，是一篇王小波署名的文章。掃墓的時候有隻蝴蝶一直貼在王小波的名字上。李銀河說自己以前不相信人死後有靈魂，但如果現在她有一個機會，向王小波提一個問題，她也許會問：你的靈魂還在不在？
李銀河李銀河記得第一次和王小波談戀愛的時候，是在北海的山上。那是王小波第一次把手搭在李銀河肩上。當時李銀河全身繃緊，因為彼此還很陌生。但那一天他倆拉鉤，約定說即使成不了夫妻，也要做終身的朋友。「我們約定要做終身的朋友，可能更多的是靈魂上那種投契的感覺。」
讓李銀河覺得和王小波契合的，是王小波的手抄本小說《綠毛水怪》。裡面有一個細節，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冷門的小說。王小波在自己的小說裡寫讀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個小說的感覺。李銀河至今記得那個小說講的是兩個女孩情竇初開，有點同性戀的感覺，有一個細節，說兩個女孩接吻，把嘴唇都吻腫了。李銀河覺得王小波對這個小說的感覺與她合拍，有靈魂上的契合，於是打算不管戀愛與否，都要和王小波做終身的靈魂朋友。
李銀河用「特別」來評價王小波的寫作，覺得他和在他以前的文學都不一樣。在李銀河看來，中國的文學從來都無法脫離政治，解放以來，批判《魯迅傳》，「文革」的時候，比較有名的文學作品都成了毒草。「在中國，文學從來都是一個政治批判的對象，或者是政治解放的一種號角，文學，從來都不是純文學。」文學成了意識形態上的爭議，什麼東西能寫，什麼不能寫，哪些是資產階級的，哪些是無產階級的，哪個又是灰色的，哪個是紅色的，哪個是黑色的，都分得很清。但王小波的作品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完全不和這一套對話，對意識形態上的評價，他不在意。在他寫作的時候，也根本沒想到應該在哪個陣營，應該寫黑色的、黃色的還是灰色的。李銀河說：「他寫的是人性本身，所以我覺得他的作品就是純文學。」
程耳：他的幽默和荒誕使他騰空而起，站在樹上，俯視當下導演程耳最近幾天在重讀王小波的作品，總體感受是：「王小波先生的小說抵禦了時間，讓我覺得很振動，也很驚喜。他的那種滲透到思想、語言和敘事裡的自由，他的冷靜和深情，以及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的價值，最後他的幽默和他的荒誕使他騰空而起，時至今日，他依然俯視著我們今天的時代。」
程耳程耳進一步解釋，抵禦時間的意思是歷久彌新，讀起來不像幾十年前的作品，反倒像新作。加之現代的中文寫作，尤其是小說寫作的真正開端可能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因此中國當代小說的歷史是非常短暫的，並沒有多麼厚實的土壤。在這樣的前提下，王小波的小說如今仍然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程耳認為歷久彌新的第一個原因，是王小波作為作者的思想和價值觀。「我在看的時候有一個特別突出的感受，其實對於同樣重疊時代的描述，這樣的小說很多，但是王小波的《黃金時代》也好，《似水流年》也好，《革命時期的愛情》也好，跟同樣是表達那個時代的每一篇小說給人的感受都不一樣。這是因為他沒有把著重點放在任何我們已知的那些對於那個時代特別表面化，或者是在今天看來特別陳腐的東西上。小波先生新的視角的起點在於，他在他的人物和環境之間，他在他的人物和時代之間，找到了一個更為宏觀的平衡點。舉個例子來說，譬如他在《黃金時代》裡面寫到，『既然摧殘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就應該下山接受這種摧殘。』這就是大家看到的所謂『王陳二犯』，他似乎站在更加宏觀、更加俯視的角度看待這個時代和這個時代裡發生的所有事件。」
《沉默的大多數》封面第二個原因，是王小波的語言。程耳談到王小波的語言非常優美，他和其他文學語言最大的區別是他語言裡的質樸。「他的語言是我讀到最樸素同時又是最有力量的語言。他會反反覆覆用同樣的詞。大家可以數一數《黃金時代》的第一個自然段落裡『破鞋』這個詞出現多少遍。『破鞋』這個詞在他的第一段裡面佔到非常大的部分。當然當你習慣他這個語言方式之後，會發現他所有的創作都是有非常縝密的邏輯和非常強烈的表達，他想突出的事情，他有很多這樣的語彙，包括我剛才反覆說的那個句子，他的那些補充。當你重複某一些字句的時候，他的文字本身的韻律也好，文字本身的優雅的美感也好，都會從中顯露出來。」
第三點是王小波的敘事。程耳認為和他的語言一樣，他的敘事也是少有的自由。「他剛剛還在寫1968年的天空是紅色的，但是下一行就寫到1977年去了。而且跟他的語言一樣，他在敘事中也反覆不斷地強調某一句話，包括我剛才說的這句話，『他看到1968年的天空是紅色的』，這句話是《革命時期的愛情》出現七八次的句子。跟語言一樣，當你習慣他的這種敘事方式之後，你會從中獲得那種閱讀的快感。而且這種自由的敘事，反覆把時間回到一個點，去到一個點，他這種自由的處理方式，其實是敘述中的他在一個生活的橫截面進行對比，我作為讀者，能在他的一個句子裡看到過去的他、現在的他和將來的他，這是信息量非常大的一種書寫方式，而這種敘述方式給我非常強烈的現代性。」
《革命時期的愛情》封面第四點是王小波的冷靜和深情。在程耳看來，王小波文字裡的那種冷靜，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那批作家在最近十幾二十年才開始意識到，才開始在審美上注意到的。王小波有種冷靜的深情，他幾乎不偏不倚地描述著王二以及王二經歷的每一個女人以及和她們之間的糾葛。「雖然他的表達方式可能只是說紅線沒有幹成，後來想跟紅線怎麼樣也沒有幹成，跟海鷹幹成，跟姓顏的女孩，很遺憾，最終沒有幹成。他用最簡單、最粗暴，然而其實是更準確的表達方式，在表達王二跟所有女人關係的背後，我感受到一種非常情深義重的深情。其實沒幹成和幹成了，是一個非常科學和非常準確的劃分方式。」
《黃金時代》封面最後一點是王小波的幽默和荒誕。程耳說自己讀王小波，常常讀著讀著就笑了，偶爾會哈哈大笑。王小波書中有一段寫王二站在樹上，看到有一個人被很長的長槍捅進身體，樹底下轉圈的時候，他說「瞧著吧，只能發元音不能發輔音了。」這讓程耳印象深刻，有這句話作為背景，程耳認為更容易討論王小波對於自己的創作站在什麼位置。「他在樹上，他稍微高一點，也不能太高，太高就到雲端了，他朝下看著這個時代也好，看著這個時代發生的事情也好。『瞧著吧』這三個字首先是他的一種心態，或者是他的幽默，然後是『只能發元音不能發輔音』，這是冷靜的、客觀的、僅僅只是描述當下而不做任何評判，事實上是對於死亡的一種判定，所以我的印象很深。這就是我為什麼說他的幽默和他的荒誕，使他能夠騰空而起，他騰空而起站在這棵樹上，或者站在那個樹頂，繼續看著我們。」
真正偉大的作品會超越時代李銀河和程耳從王小波的作品談開，聊到創作和時代的關係問題。在程耳看來，任何創作最根本、最源頭的，無非是對時代精神的一種表現。程耳以王小波的《黃金時代》為例，談到他在書中很少寫王二穿什麼衣服。程耳推斷可能是因為王小波意識到服裝是一個年代最表層的時代精神的體現。雖然後來在《革命時期的愛情》中，王小波寫到了一個叫海鷹的女孩穿的軍裝，但這身軍裝，只是為了把她的身體染上顏色。這還是回歸到了身體本身。因此，程耳認為從根本上來說，王小波的小說去除了諸如服飾這種表面化的、風一刮就能吹走的時代精神，他直面身體，只有這樣才能刺穿皮囊達到肌膚。這是他的小說從根源上成為好的小說創作的首要基礎。
《一隻特立獨行的豬》封面這也是為什麼程耳認為王小波的作品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他沒有抱怨，沒有把那個時代像通常我們描繪的那樣，描繪得非常可怕、非常的黑壓壓的一片，而是選取回到個人命運本身，回到「王陳二犯」兩個人的感情糾葛上去訴說這個時代。這是一種價值觀的取捨，是王小波的一種判斷。
李銀河則認為，古今中外所有真正的經典，真正的大文學家，絕不寫時代，他們寫的是人性本身，比如愛與死這種超越時代的永恆主題，這是一種超越了時代、國別、性別、年齡的人都會碰到的問題。只有這樣，作品才會成為真正的經典，才會打動人，才能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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