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無趣，是王小波一直標榜的文藝觀念與美學追求。他在《我的精神家園》序言中說：
「在社會倫理的領域裡我還想反對無趣，也就是說，要反對莊嚴肅穆的假正經。
01 王小波的文字是如何做到有趣的
趣味性，在中國當代幾十年的文學活動中基本上只有貶義，在人們實際的精神生活中更是被放逐和忘卻。
王小波寧願選擇邊緣的狀態，也不肯屈就於所謂的文學正統的力量。他說：
「任何一個文明都該容許反諷的存在，這是一種解毒劑，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幹到沒滋沒味。」
於是，反諷和戲謔成了王小波在作品中尋找有趣的方式。
他善於在作品中使用反諷的語言，造成別具一格的效果，經常故意用一種褻瀆式的語言去衝刷愛與恨、善與醜、真與假、善與惡、生與死的邊界，使莊嚴肅穆的氣氛轟然崩塌成了荒誕的碎片，造成出人意料的喜劇效果。
比如《三十而立》中的「事實上，我要做個正經人，無非是掙死後塞人直腸的那塊棉花」。
上級讓你被勒了幾道以後死掉，你就得做那種打算，自己有別的打算都不對頭。」
這些反諷的語言不由使人啞然失笑，除了言語的反諷，王小波的作品中還有一些寓言式的作品，諸如《白銀時代》《黑鐵時代》等。
這些類型的作品把反諷貫徹到作品的背景裡。在這些作品中，知識分子生活的世界不僅不比現在好，反而變本加厲地發展了現代生活中的荒謬。
知識分子作為個體的人，被日益拋入到滑稽荒誕的境地。權力的根系不僅沒有枯萎，反而日漸蔓延。
人成為機器，自由成為枷鎖，智慧成為罪孽，發明創造預示著科學技術對刑罰的改進與提高。在這種荒誕誇張有趣的背後，滲透著作者深沉的苦難意識和隱優。
有趣除了反諷的力量外，戲謔與黑色幽默也是重要的因素。王小波說：
「真正的主題還是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個邏輯是：我們的生活有這麼多的障礙，真他媽的有意思。這種邏輯就叫黑色幽默。我覺得黑色幽默是我的氣質，是天生的。我小說裡的人物也總是在笑，從來就不哭，我以為這樣比較有趣。」
審醜和荒誕是黑色幽默運用的主要手段，把醜惡的力量極致化，達到一種調侃的喜劇效果。
他在《似水流年》裡寫道：
「出這主意的那位首長，後來生了個孩子沒屁眼，是我媽動手術給孩子做了個人工肛門。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隨著醫學的發展，幹點缺德事不要緊，生孩子沒屁眼可以做人工肛門，怕什麼?」
無論人工肛門在醫學上是否具有可行性，事件本身的荒謬已昭然若揭。
這些反對都沒有使用直截了當的論說方式表現出來，而是通過諷刺和自嘲表現出來，造成一種喜劇的效果。
還有如《白銀時代》的最後一部分「二0一五」，有些未來世界的味道。
那裡面王二成了他自己的小舅舅——一個街頭藝術家，他自己則是職業作家，在某公司「寫作部」任職，不過那家公司又只是出現在其它章節裡，在寫過小舅舅吃了許多苦頭之後，他這樣結束這本書：
「現在我提到了所有的人，就剩下我了。小時候我的志向是要當藝術家，等看到小舅舅的遭遇之後，我就變了主意，開始嘗試別的選擇，其中包括看守公廁……還有一段時間，我在火車站門前擺地攤，修手錶，打火機..我終於長大了，在寫作部裡工作。我舅舅也從鹼場出來了……今年是2015年，我是一個作家。我還在思考藝術的真諦，它到底是什麼呢?」
另外，王小波對於性的態度也表現了他一貫幽默的一面。
「性」是王小波作品中的一個主要特徵，對「性」的描寫，也許是王小波敘事方式最廣為人知的特徵，正是「性」特徵使得王小波的幽默一眼看上去不同於林語堂似的幽默。
王小波的幽默，會使人想起卓別林幽默裡的那種笑過之後的悲苦和辛酸。
王小波的敘事中「性」的第一種意義就是對傳統社會規範的反抗。他是以誇張鋪陳的性描寫，向偽善的精神層面以及世俗的權力發出的挑戰：
「陳清揚後來說，她始終沒搞明白我那個偉大的友誼是真的呢，還是臨時編出來騙她的。但是她又說，那些話就像咒語一樣讓她著迷，哪怕為此喪失一切，也不懊悔。其實偉大的友誼不真也不假，就如世上的一切東西一樣，你信它是真，它就真下去。你疑它是假，它就是假的。我的話也半真不假。但是我隨時準備兌現我的話，哪怕是天崩地裂也不退卻。」
王小波用略帶調侃的語調說出了在那個時代，個體用性這種手段來反抗時代對個人的壓抑，體現了個體自身無法抑制的個性和自由的張揚。
王小波反抗無趣，尋找有趣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回到童真狀態，用童心來思考問題。在《我的精神家園》一文中，王小波寫下這樣一段文字：
「我時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來思考問題，很多煩難的問題就變得易解用寧靜的童心來看，這條路是這樣的：它在兩條竹籬笆之中，籬笆上開了紫色的牽牛花，在每一個花蕾上都落了一隻藍蜻蜓。」
這樣的路，這樣的人生，不是很有趣嗎？一個無趣的世界，必定是由那些完全喪失了童心的人構築起來的。
在他的作品裡大人像孩子般的玩鬧，有時他們的行動甚至是孩子氣的。
譬如《革命時期的愛情》中，腐廠革委會主任老魯已經四五十歲，且為女性，胖乎乎，多少也該有點這類人通常具備的驕矜和福相。
但她毅然將這一切都置之腦後，因為懷疑是青年工人王二在男廁所裡畫了不利於她的淫畫，她便「常常朝王二猛撲過來，要撕王二的臉，幸虧這時旁邊總是有人，能把她攔住，然後就朝王二吐唾沫，吐唾沫想要吐準需要一定的練習和肺活量，老魯不具備這種條件，所以很少吐中王二，都吐到別人身上了。」
這些舉動不禁讓人啞然失笑，「猛撲過來」，要撕王二的臉，這些都是市井中才會出現的場面。
老魯的舉動憨態十足，這種義憤填膺表現得甚至有些誇張，明顯不符合她這種年齡的中年婦女的舉止，加之她可憐的報復行為又總是撲空，增強了這個人物的喜劇效果。
老魯與王二的追逐遊戲就像是動畫片裡貓捉老鼠的遊戲。老魯終於有一次揪住了王二，據王二說他是早有防備，被老魯抓在手裡的只是他用白紙畫的一個假領子，王二本人則「如斷尾的壁虎一樣逃走了」。
另有一次的的確確被老魯攔腰抱住，他便「直愣愣的倒了下去」，老魯只好組織人馬送他上醫院。上三輪車時，「我硬得像剛從冷庫裡抬出來一樣。剛出了廠門，我就好了，歡蹦亂跳」。
王二的這種行為令老魯大為不滿，「下次王二再沒了氣，不送醫院，直接送火葬場。」
王二的行為就像是天真的頑童的行為，他與老魯的追逐就像是孩童間玩鬧的遊戲。成人世界失掉已久的孩子氣讓這個凡俗的世界充滿了樂趣。
我們可以看出，王小波的心裏面完整地保留了一個頑童對待世界的全部態度，並且喜歡把自己的事情說成自己希望看到的那樣，用想像來逃脫乏味的現實。
他的孩童式的想像有時甚至到了一種荒誕不經的地步。
如在他的小說集《青銅時代》中的一篇小說《佛寺》中所寫，主人公所居住的住所是由「滑輪、纜繩、連杆、齒輪、還有渦輪蝸杆」組成的一片能升能降的「柚木大陸」。
當敵人侵犯的時候，這片「柚木大陸」，就能連同它的地基、花園和房子，一起上升到八根柱子上面。
在這裡，世界好像就成了孩童手中的玩具，可以隨意的拼接。作者筆下的這個世界帶給讀者的是一種新奇的有趣的閱讀體驗。
他善於提供令人拍案驚奇的細節、構思，運用智慧輕鬆的敘述語言，他的文字，往往能讓你在忍俊不禁、吃吃發笑中獲得輕鬆愉悅的審美體驗。
02 發笑之餘，我們還該如何品讀王小波的文字
讀他的文字，透視他的精神家園，我們似乎不應只是在黑色幽默裡，得到哭笑不得的審美體驗，也不應只做到回味激賞。
在《我的精神家園》裡，王小波對「中國人喜歡接受這樣的想法：只要能活著就是好的，活成什麼樣子無所謂」的精神狀態是極為不滿的。
他認為人必須過他可以接受的生活，這恰恰是他改變一切的動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來改變自己的生活。
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王小波認為：
「能夠帶來思想快樂的東西，只能是人類智慧至高的產物。比這再低一檔的東西，只會給人帶來痛苦;而這種低檔貨，就是出於功利的種種想法。」
從這種立場出發，人就有了更為廣闊的參照系，因此在衡量一種精神價值時，主要標準就不再是眼前的自身實利。
從這個意義上說，凡是把文學、藝術真正當作精神事業和人生使命的人，必定對於精神生活的獨立價值懷有堅定的信念，給其生活注人一種高尚的嚴肅性，賦予心靈一種真正的精神歷史。
在王小波的雜文作品中，就貫穿這麼一種思想，傳達出對於整個世界和人生獨特理解和信念。他生前曾說過：
「有一天我們都會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還會有人在走著。死掉以後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著的時候，想到這件事，心裡就很高興。」
對於一個推崇有精神生活價值的人來說，這種想法應是必不可少的。凡精神性的追求，必隱含著一種超越性的信念，即超越自身之得失、惠及人類的思想追求。
當然這種信念的產生，是與王小波的生活經歷密不可分的，也是與對那個非理性時代，蒙昧主義的惡性發展給我們民族的精神和命運造成巨大的殘害的理性反思緊密相連的。
知青出身的王小波，與那個年代的同代人一樣，經歷著無數次的運動……同時也經歷著由此所帶來的家庭不幸、個人的坎坷，精神上的被愚弄，純真的情感被褻瀆……
但與之俱生的是王小波以其獨特的、不停頓的思索與追問，表現著生命的尊嚴和頑強不屈的自由意志，其思想的成熟過程，也就是靠自己的判斷力找尋真知的過程。
他由此終身保持著對精神自由和理性思索的信念。在這個方面，他與同代人一樣又不一樣，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最獨特，也最有個性的一個。
在《承認的勇氣》一文中，他說道：
人生在世常常會落到一種「說法」之中。有些說法是不正確的，落到你的頭上，你又拿它當了真，時過境遷之後，應該怎樣看待自己，就是個嚴肅的問題。
他針對一些人對過去自己出的洋相，解釋為時代、歷史使然而自己沒有責任的說法大不以為然。
對此，王小波反思自己是被人塞了一腦子教條，情緒又受到猛烈的煽動，只會幹傻事。不幸的是好多同年人連這種智慧都沒有，王小波稱之為：
錯過了在那個年代裡能學會唯一的智慧——知道自己受了愚弄。不肯承認自己傻過，仿佛這樣就能使自己顯得聰明，還要以審美的態度看待自己的醜態。
在《我看老三屆》中，王小波認為文革的特殊經歷可能會有益於寫作，但整個事件的性質卻不可因此混淆。
這就猶如盲人被壞人踢下樓梯因此復明，而說踢人者是好人一樣。
王小波經歷過的時代，是一個動蕩的、充滿悲劇、荒謬的年代，社會、道德和審美方面，充溢許多極不和諧處。
他認為文學就應真實地揭示其精神面貌，而不應人為地掩飾它們，正如他所倡導的「假如要反對不幸，應該直接反對不幸的事實，此後才能減少不幸的信息」，而不是相反。
對此，王小波在《花剌子模信使問題》一文中，對「營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買主」的人多，「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是十分厭惡的。
在這篇文章中，他還點名指出馮友蘭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國哲學史》以便迎合時尚和領袖，認為這是中國學者變狡猾的例子。
當然，主動修改自己的作品和著作，以迎合什麼的例子絕不止馮先生。
他如此下筆，有著「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風險，但真誠坦率，令人敬佩。
所以他的文字，從滿足於發洩私憤或者沉湎於一己生活的回憶中走出來，把因個人經歷造成的視角偏差努力調整過來，以理性的視野，更廣闊的胸懷向讀者傳達他超越自己的情懷。
他的文字中雖有一絲冷氣，但他終於做到了僅一己之力去呼喚社會悲劇不再重演，他冷靜地批判不好的過往，最後回到了他一生所堅持的原則：
要理性、寬容、自由地生活。這樣，他的目光從個人生活擴展到中國社會大多數人的生存直至整個人類的一般問題。
王小波曾在《一隻特立獨行的豬》裡，寫過在一個特殊年代裡的看似荒唐的故事和故事裡的主人公——豬先生，表達了對勇於掙脫被隨意擺弄命運的生命的敬意：
「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隻豬，還沒見過誰敢於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置。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泰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一直懷念這隻特立獨行的豬。」
因為同樣的原故，我懷念王小波這位英年早逝的特立獨行的傢伙。
我很慶幸能讀到王小波的文字，其文字獨特而態肆隨意，但卻有著內在的嚴肅。
他的作品中佔支配地位的是超越情感的理性思索，在那貌似玩世不恭並且黑色幽默的表象下，隱藏著冷靜、徹底了悟的大智和無可救藥的真誠。
我喜歡他的文字，它們讓人思想自由；這些文字，延長了我的青春時代。